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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演变与时代信息 ——《历科廷试状元策》版本考 马庆洲
《状元策》今所见版本主要有明崇祯本，清康熙本、雍正本三种。明本题为“己丑状元漪园焦竑编集，己丑榜眼曙谷吴道南校正”，清代各版增加了“国朝甲戌状元芝山胡任舆增订”字样。 焦竑（1541—1620），字弱侯，号漪园。祖籍山东日照，南直隶江宁（今南京市）人。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秀才，年仅十六；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于乡。此后屡试不售，万历己丑科状元及第，年近五十。授翰林院修撰。万历二十五年，主顺天府乡试，遭诬谄，贬福宁州同知。万历二十七年（1599），忿然辞官。泰昌元年（1620）卒，年八十一。焦竑学识博洽，著述宏富，进士及第前便名闻四海。其传世著作达二十余种，有《澹园集》《澹园续集》《焦氏类林》《老子翼》《庄子翼》《养正图解》《玉堂丛话》《国史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焦氏笔乘》等。 吴道南（1550—1623），字会甫，江西崇仁人。万历十七年榜眼。知经筵日讲，升詹事府少詹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万历三十七年，擢礼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天启三年（1623）卒，赠少保，谥文恪。著有《河渠志》《日讲录》《巴山草》《奏议语录》等。 焦竑是一代名儒，吴道南是名重一时的显宦，二人都做过翰林官，有条件搜集到殿试卷，编辑《历科廷试状元策》这样一部书，客观上没有什么问题。焦竑也编辑过《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之类的科举用书，说明他不排斥做这类工作。但《状元策》编纂的动机及具体情形，在两人文集中，未见有任何相关记载。吴道南为该书所撰的《序》，便成为我们了解该书编纂情况的稀有依据。一般说来，古人作序都会于文末注明写于何年何月。然今存各版，吴道南序均未有此项内容。合理的推测是，书坊在续刊过程中将此削去，以便模糊刻印时间，以利销售。此书后来各版本均使用此序，若保留作序时间，确容易让读者生疑，将序的写作时间隐去，也不难理解。吴道南此序，其文集《吴文恪公文集》亦未收录，写作时间无从得知。 吴道南在《序》中云：“曩金陵唐氏演次成帙，付之剞氏，传布域中，已非一日。余三复卒业，颔其謦窾，亦非一日。然犹嗛近科二三策之未备，顷陪对公车，谬次弱侯甫后，间尝偕弱侯甫取旧本一翻订之，复取近科二三策而补葺之。洋洋纚纚，庶几称一代完策云。盖无令后之业是编者，复如吴生向抱遗珠之憾也。”细绎此段文字，可以明确两个事实：其一，焦竑之前，已有人编辑《状元策》，且流传已久，焦竑是在前人基础上，重新补葺而成。其二，这个本子，是金陵唐氏刻行的。序称“金陵唐氏演次成帙”，所指当是刻印、排版等工作，而编纂定稿，当另有其人。 明代举业发达，与之相关的书籍也极多。明人郎瑛《时文石刻图书起》云：“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题学考卷也。”[1]据此可知，成化以后刻印举业书才渐成风气。状元策的辑本想必不会出现太晚。今可考知的较早的本子，是郝孔昭编《（新刊全补历科）殿试状元策》二卷，隆庆年间刊，现藏日本尊经阁[2]，国内未见有藏。看书名便不难判断，该书所收应当就是自明开科至隆庆年间的状元策。此书名“新刊”“全补”，显然也是在前书基础上增补而成，可惜未见记载。那么，焦竑翻订之“旧本”是哪个本子？是否就是郝孔昭的订补本呢？因资料所限，目前只能存疑。但是，焦竑“补葺”之本的原貌，从今存崇祯本中，可窥见一二。 《状元策》今所见最早的本子是崇祯本，该本大约刻于崇祯十三年（1640）之后、十六年（1643）之前。焦竑卒于泰昌元年（1620），吴道南卒于天启三年（1623），很显然，崇祯本也是增补、续刻本。据崇祯本篇题等信息，可以初步推断，焦竑辑、吴道南校正的本子，正文分“天集”、“地集”，按倒序排列，所收自成化十四年戊戌科曾彦，至万历十七年己丑科焦竑。后又增收万历二十年壬辰科翁正春卷，故此篇有单独篇题。果真如此，正合吴氏《序》中所云“复取近科二三策而补葺之”。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状元策之类的“制举书”[3]，在科举时代有大量的读者，因此才有不断增订、翻刻的必要。这也是一些书坊和部分人重要的经济来源。《儒林外史》描写的马二先生，就是颇有点名气的“选家”，所以那家新开张的书店便打出报帖称“本坊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科乡会试墨程”[4]。这足以说明，这类书也需要找个“名人”作招牌。《状元策》无论是明本还是清本，一直沿用焦竑、吴道南的名义，看中的无疑也是“名人”效应。相沿成习，后来增订者的名字，反倒不为人所知了。在讲究知识产权的今天，如何描述此类书的作者，还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5]。 崇祯本是今天能够见到的《状元策》的最早版本。该本分“首卷”“一卷”“二卷”，又各分上下，共六册。正文半叶12行，行25字。日本内阁文库藏有该书（已数字化并公开），严绍盪先生《日藏汉籍善本书目》中有著录，云：“《（历科廷试）状元策》二卷，首一卷，（明）焦竑编，吴道南校，明崇祯年间刊本，共六册。内阁文库藏本，原江户时代林氏大学头家等旧藏。”[6]与所见正相符。《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历科廷试状元策》二卷、首一卷，明焦竑辑，明吴道南校，明刻本”[7]，亦与此本亦相吻合。但很遗憾，笔者未能查找到此书。 在内容编排上，首卷上，先是“总考”部分，依次收录吴道南撰《皇明历科状元策序》、魏藻德对策、《国朝廷试仪制》、《皇明历科状元姓氏籍贯履历》（至崇祯四年，七、十两年系后补入，只有名姓、籍贯）、《历科状元总考》。以下按科次时间倒序，由近而远，收历科策问、策对。首卷上，自崇祯十年至天启五年；首卷下，自天启二年至万历二十年。一卷上，起万历十七年，终嘉靖三十八年；一卷下，起嘉靖三十五年，终嘉靖二年。一卷卷首题“天集，己丑状元漪园焦竑编集，己丑榜眼曙谷吴道南校正”；嘉靖二年结束处，有“一卷终”字样。二卷上，起弘治十六年，终成化十四年；二卷下，起弘治九年，终成化十四年。二卷卷首题“地集，己丑状元漪园焦竑编集，己丑榜眼曙谷吴道南校正”。 从该版内容编排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崇祯十三年状元魏藻德策文置于吴道南《序》后且单独编页码，无可辨驳地说明，魏氏策文是在全书版已刻成即将付印之前补入的。据此可以断定，崇祯本付印时间，在崇祯十三春殿试结束之后、十六年之前的这两三年内。其二，崇祯本也是在旧版基础上增补而成，其“一卷”“二卷”就是焦竑辑本的“天集”“地集”；“焦竑编，吴道南校”，是沿用旧称而已，增补者另有其人。 此外，崇祯本扉页上有“世德堂贞予梓”的牌记，明白无误地说明，这是金陵世德堂刻本。明代南京刻书业发达，金陵唐氏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著名的书坊。唐氏书坊共有十五家[8]，以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最有名，所刻书籍类涉及到很多的门类和领域，以装帧精美，刻印清晰，蜚声江南，其科考之书、戏曲、小说等书籍，更是名闻全国。 就版本价值而论，崇祯本是现存版本中最佳的一种，其珍贵处在于：一是“全”，该本自成化十四年至崇祯十三年各科，总计55篇，无一遗漏。二是“真”，该版刊刻之时尚在明朝，明朝人说明朝事，内容上不存在违禁问题，无须删改，因而较好地保存了状元策的原貌。经与现存各科《登科录》所载比对，除个别科异文稍多外，其馀基本相同。此外，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品相亦好，几无漫漶、脱漏等现象。因此，研究明代成化之后的状元策，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本子。 明清易代之后，清廷对明朝的制度多有沿袭。清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照搬明代，《清史稿》云：“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康、乾两朝，特开制科。博学鸿词，号称得人。然所试者亦仅诗、赋、策论而已。”[9]在考试程序上，清代与明代亦几无二致。对清代士子而言，科举依然是最重要的晋身途径，状元策之类的范文仍有其市场价值，《历科廷试状元策》便也不断续刊，康熙本即为其中之一。 康熙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北大藏本系燕京大学旧藏，钤有“燕京大学珍藏”印章。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亦藏有两种，今所见为电子版，其一与北大藏本完全相同（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称此本为“哈佛藏甲本”），其一稍有差异（文中称“哈佛藏乙本”）。北大藏本与“哈佛藏乙本”，均钤有“积学斋徐乃昌”之印，书前亦均有“修绠堂书店”便签，说明书中缺页、错页情况，笔迹完全相同。这说明，这两种书同为徐乃昌旧藏，且是在同一时间购于修绠堂书店。修绠堂书店于1915年由孙诚俭（孙廉助）创办，发展而为隆福寺一带有名的旧书店。它曾受哈佛大学等美国机构委托，收购了中国古籍。据了解，哈佛大学购买中文古籍时，往往同时买两份，一存燕京，一存哈佛本部。《廷试策》的收藏，也见证了这段历史。 今北大藏康熙版《廷试策》，八卷，总考一卷，共一函四册（考书中卷次，当是修补后将两卷合为一册。原分上下两函，旧签仍在书中），所收状元策，起成化十四年，终康熙四十五年。另据《中国古籍总录》著录，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该书，称“《历科廷试状元策》，八卷，总考一卷，明焦竑辑，清初大业堂刻本”[10]，与北大本应为同一版本。哈佛藏两种版本，著录为七卷、总考一卷，当是初始面貌。遗憾的是，哈佛藏本仅能见到明代部分，清代部分未见，原因不详。 康熙本扉页牌记题“大业堂重梓”，行款与崇祯本相同，正文半叶12行，行25字。正文篇题：“历科廷试状元策卷×，己丑状元漪园焦竑编集，己丑榜眼曙谷吴道南校正，国朝甲戌状元芝山胡任舆增订”。考察书中细部，又可发现该版保留了崇祯本的篇题，万历二十年壬辰科篇题为“历科廷试状元策 首集 己丑状元漪园焦竑编集，己丑榜眼曙谷吴道南校正”；正德十六年辛巳科篇题，其中一种为“历科廷试状元策 地集 ……焦竑编集，……吴道南校正”字样，另一种则将这两行字合为一行，另补上“国朝甲戌状元芝山胡任舆增订”一行。这些部分字体款式等，亦与崇祯本完全相同，唯书口卷数作了改动。由此可以推知，康熙版是在明本基础上增订版，由大业堂重新刊印，但沿用了崇祯本的一些旧版。这一版对旧版修订较大，除新增清代内容外，最大变化是各科次按时间正序排列。 康熙本的刊刻时间，哈佛及北大藏本均著录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其依据当是该本吴道南《序》后所加“康熙岁次丙戌桂月祥符周麟举默嚜氏重订”（“哈佛藏甲本”无此句）。大业堂是明清南京著名书坊，为周希旦所有[11]。唐氏世德堂的刻版，是如何转移到周氏手中，其详不可考。但从商业角度看，书坊有兴有衰，书版易手再正常不过。 至于“胡任舆增订”一事，也需稍作考证。胡任舆，字孟行，号芝山，江南上元（今南京）人。康熙二十年（1681）举乡试第一。康熙三十三年，会试第二，廷试第一。授修撰、充日讲上官，仕至翰林院侍讲。康熙三十八年，受顺天乡试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营私受贿案牵连，遭解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著有《善行录》。胡任舆做过翰林官，有搜集增补状元策的条件。他又是南京人，想必与周氏交好。所以，他增订《状元策》，由大业堂刊印，大概不是只挂一个虚名。但康熙四十五年时，他早已过世。该书或许在他生前就刊行过，或者他生前编就，只是刊印时间滞后，其详不可考。今北大图书馆将该本注录为“焦竑（明）原辑，周麟举（等）补辑”。 康熙本首卷内容，与崇祯本无太大差异，依次收录吴道南《序》、《国朝廷试仪制》、《历科状元总考》、《皇明历科状元姓氏籍贯履历》（至崇祯四年，文末有“六卷”止字样）。所收明代部分，北大藏（“哈佛藏甲本”同）缺收成化二十三年费宏、正德十二年舒芬、嘉靖十七年茅瓒、嘉靖四十一年申时行、隆庆五年张元忭、万历十七年焦竑、崇祯十三年魏藻德，较崇祯本少7科，实收48科；“哈佛藏乙本”，较前两种又少收万历四十一年周延儒一科，实收47科。康熙本缺收科次，主要原因，应当是有违碍文字，且这几科状元多为明朝重臣，入清后，必为朝廷所忌惮。颇可注意的是，这两个本子都没有见到万历十七年焦竑的策文，而这些本子依然用焦竑辑录的名义。但联想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焦竑的文字多在“禁毁”之中，对此也就不难解释了。 北大藏本及“哈佛藏乙本”，内中皆有错乱，当日修绠堂已检查并作详细说明，今抄录于此，以便了解该版本的具体情况，并见当日书店经营之诚信。“第一卷，第十二页后有缺页。第四卷，此卷内（第三十七页后）混有卷八第二十七、二十六两页。第六卷，第一—七页确（第一页之上半页与第八页之下半页合粘在为一页）。第七卷，第一—六页缺；第四十三、四十四页颠倒”。 尽管比崇祯本收录的科次少，但和雍正本相比，康熙本对策文文字的删改，相对要收敛一些。因而，康熙本的版本价值，还是要比雍正本高一些。
《廷试策》雍正刻本，是今所见最晚出的本子。该本共十卷，总考一卷，前八卷为明代部分，后两卷为清代部分。版式行款与明本同。扉页用红纸，上印有“雍正癸丑新镌”“状元策”“古吴怀德堂梓”字样。该本刊于雍正十一年（1730），在三种版本中刊印时间最明确。但其卷一下仍题有“己丑状元漪园焦竑编集，己丑榜眼曙谷吴道南校正，国朝甲戌状元芝山胡任舆增订”字样。其时焦竑、吴道南、胡任舆均早已作古，沿用他们的名字，除了有尊重初编者的意味外，更多的应该还是商业考虑，无须多言。 雍正版首卷，与前两版有同有异。《序》仍用吴道南所撰。《国朝廷试仪制》，名称未变，但此本“国朝”是指清，而非明；明清廷试仪制的变化，主要在时间和地点；《国朝廷试仪制》附有《殿试策款式字格》，介绍殿试策书写要求等。《历科状元总考》，增加清代状元各省分布情况。《历科状元姓氏籍贯履历》则分为明、清（称“国朝”）两部分，清代部分截至雍正十一年。 雍正版所收科次，自明成化十四年始，至清雍正八年止。就明代部分而言，收成化十四年至崇祯十六年计40科，较崇祯本少15科。未收科次有：成化二十年、二十三年，正德十二年，嘉靖十一年、十四年、十七年、三十二年、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隆庆五年，万历十七年、四十一年，天启五年，崇祯十三年。相比康熙本，又多删了七八科。究其原因，当是此时文字狱比康熙时更甚，所删科次，或其人或其文，在清人看来必有不能公开宣扬者，故自我检束，以免遭受无妄之灾。 除篇目作大规模的删减外，雍正本对各篇文字也作了技术处理。改动最明显之处，就是对涉及少数民族称呼的“夷”、“狄”等，一律回避，而万历朝之后事涉满洲的语句，删改更是毫不留情。另外，明代皇帝的颂圣文字，也多遭改易。这些改动，在该书中不胜枚举，只要对照《登科录》或崇祯本，就不难发现。 即便如此，到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此书仍在“禁毁”之列。《禁书总目》称：“《状元策》，查此种系明代焦竑所编历科状元对策之文，其后坊间陆续增刻，自明初以至本朝，采录颇为完备，中间惟崇祯时诸策语有违悖，及他策内议论间涉偏谬者均应抽毁外，其余尚无干碍，应请毋庸全毁。”[12]至此，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雍正本会做如此大的改动。 雍正本因其时代相对较近，存世较其他两种版本为多。尤其是《四库禁毁书丛刊》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后[13]，找寻更加方便。因此，雍正本流传较其他版本要广得多，影响面大。近二三十年来出版的一些状元策辑本，多选此书作底本，又不以其他本子参校，所以文字错讹严重，难以作为研究资料使用，这也是需加留意的。 作为一本横跨明清两代，断续刻印了一百余年的状元策辑本，《历科廷试状元策》无疑是那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一种，也说明社会上对此书一直有旺盛的需求。然而，由于时代有变迁，书坊水平有高低，诸多因素导致各版本之间差异极大，优劣悬殊。只有搞清楚各版本的来龙去脉，知其长短所在，我们在使用时才能知彼知己，将相关研究建立在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 [1] （明）郎瑛：《七修类稿》，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24，第172页。 [2] 據尊経閣文庫編：《尊經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録》，頁675，東京，侯爵前田家尊經閣，1934；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51页。 [3]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明一代的书籍，他在集部中专列《制举类》，将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这些书统归其中，故有学者遵黄氏之说，称这类图书为“制举用书”。万斯同《明史艺文志》，也专列《制举类》。这里亦借用此说。 [4] （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5] 《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南京图书馆藏清雍正十一年刻《状元策》十卷，“明吴道南辑”，即为一例（集部《总集类·课艺之属》，第3153页）。 [6] 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51页。 [7]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集部《总集类·课艺之属》，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册，第3153页。 [8]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 [9]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六《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99页。 [10]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集部《总集类·课艺之属》，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册，第3151页。 [11]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增订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12] 《军机处奏准抽燬书目》，见姚觐光辑：《清代禁毁书目四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7页。 [13] 《四库禁毁书丛书》，集部第19、20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按：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本亦已影印出版，采用原书尺寸，较《四库禁毁丛书》影印本要清晰得多（《中国古籍珍本丛刊·暨南大学图书馆卷》，第25、2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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