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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存在“改朝换代”就“断子绝孙”的恐惧中，因此，旧政权总是会用极端方式捍卫王朝。而这种激烈革命的基因，中国有，日本却很少，日本的天皇和中国皇帝不同，他没法垄断一切，也因此他不必包揽一切，血缘不能分享，但权力可以分享。 所以，日本最终在边藩、武士、改革者，以及外部压力的联合包围之下，还是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中国皇帝垄断了全部权力、合法性和权威性，所以，大凡要作大改变，必须整个推翻。也许，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也好、改革也好，总是需要“改朝换代”。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换人做做看”，而无法真的“咸与维新”。  在古代中国，儒家表面上很崇尚“禅让”，觉得尧舜真是伟大，可以选贤任能，其实这种可能性根本上是很小很小的。有的学者从文献记载上研究，觉得中国改朝换代有好多是“禅让”，像曹魏取代后汉，西晋取代曹魏，还有像南朝的宋齐梁陈。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让位和推辞，都是做做样子的，因为权力就是一切，它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甚至还联结着身家性命。  所以，一旦某人掌握了全部权力，手下的人就会全部180度大转弯，赶快上“劝进表”，使了劲儿说明你伟大，不光是权力应当归你，文化也是你高明，道德也是你完善，所以你就应当是皇帝。然后呢？这个掌握实权的人谦让一下就当了皇帝了。像后来的宋朝取代后周，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好像不得已被推上了这个位子，其实也是做做样子，本质上还是打下来的江山，终究还是换了新天地。然后，大臣和史家就开始塑造伟大光辉的皇帝形象，把原来政治文化宗教三合一的皇帝的光荣，全部转移到新皇帝身上，再加上编造出身的神话，不是说皇帝他妈妈梦见什么龙附身，就是说生他的时候红光闪现，天降祥瑞。  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赋予一家一姓一个皇帝的这一传统，决定了要促成大变化必然要彻底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皇帝不光有血缘和姓氏的差异，不能让给外姓，让给外姓，就彻底改朝换代了。特别是，还有族群的差异，一旦皇帝从汉族变成异族，或者从异族变成汉族，不是“以夷变夏”就是“以夏变夷”。按照前面引用顾炎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了。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晚清不能“君主立宪”，而非得“种族革命”的缘故？余英时曾经说到，晚清的自我变革，变不出太多的花样，就是因为大清的天下，比中国的天下更重要，亡中国可以，亡大清不行。满清皇室其实心底想的，就是一家一族的权力很重要，你不推翻他，他根本不会自愿“逊位”，那份《清帝逊位诏书》自愿交出权力的背后，其实是对移交权力的满心不自愿。 中国是东亚第一个共和国，这很值得骄傲，但这种从帝制到共和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激烈革命的历史基因，即所谓“扫帚不到，灰尘自己不会跑掉”，你只有“敢把皇帝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 毛泽东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说法，以及流行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口号，就是这种激烈革命的思路。由于生存在“改朝换代”就“断子绝孙”的恐惧中，因此，旧政权总是会用极端方式捍卫王朝。而这种激烈革命的基因，中国有，日本却很少，日本的天皇和中国皇帝不同，他没法垄断一切，也因此他不必包揽一切，血缘不能分享，但权力可以分享。所以，日本最终在边藩、武士、改革者，以及外部压力的联合包围之下，还是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  中国所谓“虚君共和”，在日本倒是实现了，反正他的天皇未必能垄断一切政治、文化和宗教权力，现代日本有了宪法，有了政教分离，有了议会制度，天皇虽然还是万世一系的神，但是，他还是文化象征上的意义，大于政治权力上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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