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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苦难的童年   我于1920年正月十三日出生在孝义响义村（现属交口）一个贫苦家庭。父亲卫清光不识字，母亲杨氏和我共三口人。祖父30岁去世，父亲七岁遭后老子，12岁被后老子赶出门后，跟二堂叔一起生活。不久二祖父不幸去世，父亲还要养活二祖母和三个堂妹。父亲老实忠厚，只知劳动，不爱讲话，二十二岁结婚，四年后我出生。因别人挑拨谋产，我父亲和二祖母分家。分家时二祖母给两双筷子，两个碗，二斗小米。我父亲无法，只有种祖父留下的七饷山坡地。我们就这样艰苦地生活。八岁跟父亲种地，他耕田我拣石头，打土培塔，打杂拾粪等活，冬天打柴拣煤，十二岁时我就学会种地了。1933年我十三岁那年为了上学和三成（卫克）在后务城放羊。除交阎匪捐款钱粮，只剩下6角，冬天上学作费用，不够用自己挑煤卖了赚钱补。笔墨纸张课本都是自己赚钱买。一年打的粮食不够吃，放假后，又去前务城放羊。我十四、十五岁这两年在前务城放羊十个月，有8个月在野外睡觉。夏天雨淋，冬天挨冻。因当时军阀混战苛捐杂税重，每年捐两次钱粮，1935年是三次，这样一年十个月给地富放羊赚的钱都交了钱粮。我从十二岁至十四岁起，念三冬天小学后，再也无法上学了。当时正好有一本家伯父在中阳城开小店每天做20至25人的饭要雇一个人，每月1.5元（山西钞）。当时我想，不管怎样在外地干活再累也比野外放羊好，就决定离家去中阳城给伯父小店做饭，36年春天红军东征（旧历二三月间），把我们隔在中阳城内，当时又惊又怕，特别怕国民党抓兵，但也无法。店门关了，生意不能做了，店里住的国民党兵。这时出不了城，回不了家，每天给国民党军城墙周围挖战壕，早去晚回，每天给两个烧饼一碗粥，后来每天在县衙门听差，在城内给阎军背粮送面一直到四月。干了四个月没有赚一文，四月回家了。父母见面很高兴，没有丢了一条命还不错。我在中阳城时听阎军宣传“红军杀人如割草”，把我吓坏了，母亲说：“红军在咱村住过，对待穷人可好呢，他们才是穷人军队。”当时只能偷偷说一说而已，并且说让我哪也不去了，死也呆在家。那一年在家跟父亲种自己的几饷山坡地，不够种租别人家地种。那年夏收一般，秋苗长势很好，丰收在望，八月来一场冰雹，把秋作物打惨了，冬天怎样生活呢？只有再次返中阳城给伯父小店做饭，每天从天亮起床一直干到晚十二点才休息。又做饭，又磨面，伯父虽然是本家，但只顾赚钱，不管别人死活，五十多岁不成家乱来。我心里难过，就想离开这店，正好过春节，回家看一看父母亲就回来了。那一年是1937年，我已十七岁，对社会的不平已记在脑子里，恨在心里。1937年至1939年，我给李三古家当长工。虽经几番挣扎，也无法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 参加革命 当时响义村有40多户人家。在山西军阀统治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多数人家民不聊生，有苦难言，当时抗日战争已开始，八路军已在我们这一带活动。当时阎军与日本鬼子在忻口作战，溃不成军，到处抢掠人民财物，把牲口都拉走了。阎军败退晋南，区政府也逃走了。只有八路军的两名工作人员，在我村组织群众，宣传抗日一定会胜利。那年冬天，开始实行“合理负担”穷人家再不缴纳钱粮和苛捐杂税了。我对八路军的行动和宣传教育产生了好感。共产党的军队比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好，不打人骂人，负担轻了，以后可以过好日子了。1938年春我们村成立农会，开始减租减息，当时县农会李文星（前务城人）要我把典当契约拿来，农会工作队又把典主叫来，把典当的两孔窑洞当面对正，原是120吊钱折合山西省票30元（四吊钱一元），因我没钱，就说什么时候有钱再还，而且不计利息。此窑洞归我家使用了。这件事使我从思想上认识到农会是为穷人办事的。要想在村里不受地富压迫，不当亡国奴，就要起来抗日，1938年夏、秋两季，缴两次抗日公粮每次交两斗，这样我家负担减轻了，虽然买不起牲畜，但是劳动赚的钱和父亲自己种地打的粮食够吃用了，衣服也有的穿了。我村八路军工作队，经常讲抗日战争的重要性。“日本鬼子必败，抗日战争必胜”，并在村里组织17岁至35岁的青壮年参加村自卫队，我也积极参加了。时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自卫队都组织起来在牺盟会领导下进行活动。如：自卫队经常操练（农闲），夜间组织自卫队，打游击，增强军事知识，站岗放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在村展开。那年我们曾在六月间利用野外活动的机会，破坏日本鬼子从孝义-大麦郊的公路（高庙山下盘盘沿交子里）。后来，经过工作队和地下党工作人员赵家声讲解才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了不受地富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我于1938年3月23日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我入党的是卫清杰。这时候115五师师部驻碾头村，685团、686团在兑镇三区、四区下堡镇，五区郭家掌一带也驻有抗日军队。有四部分：八路军二团、决死队三团（游击三团）、政卫队是新军。因为当时是统战时期，所以还有阎军保安团。党组织交给我们三大任务：一是做群众工作；二是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和新军；三是发展党员。树立抗战胜利的信心，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那时我想出来当八路军，组织不同意，要求我仍在农村以给地富当长工为掩护，做发展党员和动员农民青年参加八路军的工作。那时候工作比较困难，群众认识不一样，保安团（营）的兵每月7.5元，而八路军没有钱，只给一元生活零用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定下奋斗目标，每人要动员本村或邻村的一人参加八路军，发展两名党员。就在这复杂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响义村40多户人家就有32人参加八路军、决死队和地方工作。 参加115师游击队  孝义县从1939年7月新旧军就开始磨擦了。九月份开始反顽固斗争，农村斗争很激烈。当时响义村斗争是村党支部与阎顽固派“村同志会”的斗争，我们党员积极参加，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晚上活动，到各村抓顽固分子，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真反共假抗日的顽固面目。当时，我已经暴露了目标，不能留在村里继续做党的工作，我和党小组长卫朝忠商量一起于1940年7月参加了115师八路军游击队。我们去的时候只有50多人，一个月后我们游击队发展到80多人。这一时期我们主要活动在苏家峪、闫家山、前务城、后务城、古桑园、火石烟头、响义村、孙家圪垛村、炭窑沟枣院村。任务是扩军，动员青年参军，自愿交纳公粮，配合三大队和四大队坚持晋西南反顽固斗争。有一次游击队队长尤永照带我们一班掩护宣传队7、8人到郭家掌宣传。我们班共12人，在郭家掌烟头村口与敌人相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尤队长作掩护，我们边打边撤退，一直退到四区边界后庄。游击队才安全脱险，没有受损失。还有一次游击队活动到苏家峪村，敌人他们有一个营兵力，在这千钧一发的情况下，在火石烟头村梁上活动的我三大队和四大队堵截了保安营，把他们追到郭家掌以南，我们取得了胜利。不久我们游击队在苏家峪、古桑园花寨村、傅家社村、闫家山一带活动，晚上住到前务城。敌人一路追击，在花寨、闫家山、傅家社、后务城扑空后追到前务城，包围了我们。游击队只有80多人，敌人有300人一个营的兵力。敌人机枪手榴弹打到院子里，情况非常紧急，一排长郭芝茂带全队从院子里侧门突围冲出来，顺着归土壕一跃翻下沟，上了对面的山，在山上边打边撤。那次我是最后冲出来的，刚下沟敌人就在我们头顶上用机枪扫射，我和赵成两人则顺沟到孙家 圪垛村找主力部队。当时二排未冲出来，他们在老百姓掩护下藏了起来，敌人来不及细搜查，尤善昌二排长带领20多人第二天上午回来了。敌人也知道我们后面有主力部队，不敢追赶撤走了。那次战斗是游击队成立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副指导员卫清言（后追认为烈士）等20多人遇难。一个月以后，我们游击队又增加到100多人。 游击队整编  四月份我们就在四区柴场一带活动，这时上级指示把三区、四区、五区游击队抽大部分合编，拉到汾阳三道川改编为115师洪赵九连。我被编在二排，任四班副班长，我们在那集训。有一次，总队打回晋西南孝义四区一带活动。1940年四月前，把地下党员和村干部全部撤离晋西南到晋西北根据地坚持工作。我们总队仍在孝义汾阳边界打游击，歼灭了一部分阎顽固军，并且武装了自己，又打击汾阳驻扎的日本鬼子，就在汾阳、文水边界，一、二、三道川活动，一直坚持到7月全部撤离孝义。那时候，我们洪赵总队的一、三营被陈支队带往山东，走的大部分是孝义人，只留二营坚持晋西南战斗。与此同时，又把洪洞、赵城、汾西、孝义等地的地方部队编入洪赵纵队。纵队长晏显升、教导员吴铿群、政委解学恭、政治部主任甘一飞。这部队一共七个连，加上总队有二千余人。总队从晋西南回来在汾阳三道川休息整军。这时候中央指示“精兵简政”，全总队进行改编，我们九连一部分青年分到各连，一部分调晋绥行署警卫连，我留在总队侦察排当侦察员（便衣）。 袭击凤尾之敌 1941年阳历六月份，我们全总队又回到晋西南孝义四区一带打游击，当时东有日本鬼，西有阎锡山顽固军。我们洪赵总队是在敌人夹击下坚持晋西南游击战争的。这段时期，孝义五区被顽固军占领了，我们只能在四区一带活动。为了打击顽军的进攻，总队首长命令我们侦察排组织50副担架和三名向导，准备打郭家掌，实际是打五区弓阳镇编村属凤尾村，命令我们两天内完成任务。第一天上午总队长晏显升、吴铿群给我们开动员会。我们驻在孝义四区柴场村距离凤尾村有180华里，敌情已摸清，敌人有一个营，不到300人，这个营的敌人大部分是抓来的新兵，战斗力不强，我们有绝对实力消灭他们。我们插到敌人后面要走山路，从树林中过，这时战士们情绪很高，都说我们整天打消耗仗，不见战果，这次打硬仗消灭顽固军就能更好地在群众中树立部队威信等等。下午二时正，向导、担架队到齐了。总队长和政治部吴主任讲完话，马上从总队抽了四个连。每连约150人，共有600人，超过敌人一倍，轻装行军。我当时是侦察员，跟总队部，我带着向导走前面，下午四点开始出发，沿着孝义和中阳边界，翻山越岭，顺着树林中的小路走，第二天拂晓赶到凤尾村后山顶。我们部队到目的地后，晏显升总队长把队伍布置好。三连牵制中阳方向的敌人，四连牵制郭家掌方向的来敌。命令一二连总攻，出敌不意一个冲锋压下去，打的敌人慌乱一团，敌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不到两小时全部消灭阎匪顽固军一个营。敌营长的警卫员被活捉，营长衣服未穿光屁股逃走了。这一仗打的非常漂亮，我军无一个伤亡，打死打伤逃跑的不算，俘虏敌人两个排约60多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手榴弹、子弹无数，每个战士身背五至六颗手榴弹，子弹几袋子。总队有命令其他物品都可以不要，手榴弹、子弹一颗也不能丢。天刚亮，队伍已拉上山顶，迎着初升的太阳从原路线返回。这是我们总队改编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奇袭梧凤村 第二次打孝义四区梧凤村，是1940年8月（旧历），我记得天已经有点凉了，这时我们已在汾阳三道川休整了大约两个月了，我已下了连队在二连机枪班当助手，连长是马凤池，指导员是高益昌，支部书记张新，他们经常讲我们一定要打回晋西南，战士听了都很高兴。大约是在8月9日正式出发，总队政治部主任吴铿群向全体指战员作了动员。当天下午四点从汾阳二三道川出发经汾阳和中阳交界吴城镇日本鬼子据点，晚上在中阳一区与孝义交界的某村宿营。那时孝义完全被阎匪顽固军占领，我们部队没有活动地盘，只有在中阳一区游击队和群众的配合下，隐蔽休息两天。总队大约命令12日打孝义四区梧凤村。据侦察，敌人在梧凤村刚修好碉堡，驻有一个营，守敌有200多人，周围村庄都驻有敌人。总队命令两个连牵制周围村庄敌人，两个连掩护，我们二连和一连一排主攻，用四个排打攻坚战。我连三个排，一个机枪班共180人，还有四挺机枪，两挺六五、两挺七九。一连一排有一挺机枪，50多人，我们从中阳一区某地出发，于8月12日晚上12点前在离梧凤村10华里处的山后隐蔽好，规定两小时后发起总攻。不料其他连队的行动被敌人发觉了，打了起来，我们二连和一连一排跑步前进。到离总攻地点约5华里时敌人已准备进碉堡。我们二连新兵排和一连一排在我们机枪班掩护下，发起冲锋打过去。手榴弹爆炸声和机枪声此起彼伏，打的敌人晕头转向。两边夹击，首先缴了敌人一个排的枪械，不到一小时把敌人打垮了，将梧凤村顶三个碉堡内的敌人都扫清了，接着向村内进攻，大约半小时，枪声停了。我们部队集中力量搜查藏在村里的敌人，敌人大部分都跑了，但是武器弹药未来得及拿。经过两三次搜查，俘虏敌人70多人，山顶的敌人除打死的外都活捉了。手榴弹、子弹比打凤尾村缴获得多，缴了三匹大红马，缴获各种武器一百多件，活捉一名营级军官。当时刚停火，这个家伙从村里上来以为我们是他们的人，向我们跑来了，我们大叫一声不许动，上去就把他捆绑了，这时手榴弹线还挂在他的手指上，我们差点吃了亏。战斗结束后，每个战士身背手榴弹、子弹满载而归。这次战斗缴获的弹药足够我们总队打半年游击战用。但是这次仗打得很残酷，伤亡30人。我们俘虏的70多人，第二天上山后总队领导作了动员，愿留的参加我们的游击队，不愿留下的每人发两块银元放走。8月14日夜，我们返回晋西北二、三道川休整。 洪赵纵队在困境中生存 从1940年9月至1941年6月，我们纵队主要打日本鬼子，我们的任务是坚持晋西北根据地斗争，巩固和扩大自己力量，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配合决死队五团和六团在汾阳、文水、交城绵山一带打游击，保护地方政府开展群众工作。那时我们困难加重了，特别是1940年秋，日本鬼子大扫荡，我们反扫荡胜利后没有丁点损失，就在树林中待命一个月。虽有干粮吃，但没有水喝，也不能烧火怕暴露目标，战士只能在树林中接树叶上的露水喝。冬天鬼子扫荡更凶猛，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把二三道川老百姓的房子烧光。老百姓有的被杀，有的逃走，有的在山边挖土窑洞居住。日本鬼子还使用最毒辣的手段，在河水中放毒。反扫荡胜利后我们回来看见一片凄凉，居住地方都没有。战士就睡在被敌人烧过的破房子里，四处透风，地铺山草，早上起床到河边洗脸，后来脸部发肿了。总队命令部队不准战士在河里洗脸，一定用热水洗脸。冬天12月穿不上棉衣，吃粮更困难，只有靠汾阳、文水边山老百姓供应。经过敌人秋冬季“扫荡”，庄稼被敌人烧了，只好由平川运输粮食，但日本鬼子封锁严密，运不上来，晋西北根据地虽然有300万人，是120师所在地，地处黄河边更苦，不可能供应粮食和弹药。我们总队自立更生，当时可以到汾阳平川搞粮食吃，就是要打仗。1941年春季我们更苦了，敌人封锁更严密，我们部队规定每个战士每天1.5斤小米，三钱油五钱盐，实际上没有 这么多，每天高粱、谷子、黑豆磨成面，只能吃一两个月，油盐没有，吃不饱。小米稀饭是优待病号的，80%的战士不同程度生病，老百姓房子被鬼子烧了，部队没有住处，为防冻战士们上山打柴烧，被子、毯子不够就两人一张，鞋、袜子、衣服破了自己补。但是，全体指战员仍然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团结一致，斗志昂扬，情绪高涨。我的身体在二连是最好的，但是到1941年三四月间头发差不多掉光了。到敌区活动才能吃顿饱饭。总队有2000人，吃饭都成了问题。一连三个月（晚上）掩护农民运粮，每天与日本鬼子打仗，只要运回粮食，我们就算完成任务，因此吃粮情况稍有好转。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1941年4月为了解决总队吃粮问题，一天部队到敌区搞粮食，天亮时与汾阳北赵郡敌人遭遇，晏总队长带着我们向鬼子猛冲过去，晏总队长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们二排长刘茂海带全排打冲锋。一开始他就挂花了，我也差点牺牲了。当时三名战士一名牺牲，五班副班长为了夺回枪挂重花下火线。还有四班副班长也被打伤，我的棉袄背部被打的开了花擦破了皮，更危险的是差点被敌人截断我们的退路。1941年5月为了总队战士穿衣，我们二连配合决死六团到平川背布、做衣服，当时六团有700人，我们二连只有130人（连长因病未去），指导员张新去了。总队作战参谋代连长段XX带我连去的。天黑在边山汾阳某地，六团参谋长郭庆祥作了简要动员，六团和洪赵总队二连共同任务是为部队穿衣问题到敌区背布，一定要完成任务。半夜到大平川敌人心脏汾阳单怀镇，这村有2000户人家。我当时在机枪班跟连部住在一起等任务，这时作战参谋代连长段某某说：“布已准备好了。吃中午饭后把绳子准备好，天一黑就去背布。”并告诉我们机枪班两点以前一定吃完中午饭，我们机枪班15人在一点半钟就吃完饭，这时六团团部通讯员传达命令，有敌情，准备出发，要我们连把队伍拉到西河堰。这是一场大战，日本鬼子把太原至临汾的敌人都集中来了大约有900人。我们和六团不到900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敌人是用扇子形式包围我们的，我连布置在正面，决死队六团在我连两侧，他们利用村子围墙，我们利用西河堰，身后是汾河，前面是开阔地。打到四点钟左右，我们代连长被鬼子一梭子弹打在头部，挂花下火线。在这关键时刻，六团参谋长郭庆祥指挥我们打仗。当时他在我们机枪班阵地，鼓励同志们再坚持两个小时就胜利了。这时六五机枪出故障不能用，只有七九机枪和其它两挺机枪可以用，这时已经打退鬼子三次冲锋。我们步兵离敌人只有60米远，我们机枪班距离敌人100多米远。鬼子大炮、小钢炮打了无数发，炮弹都落在我们后边爆炸。敌人行动，我们看的一清 二楚，主要是开阔地，如果部队一动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紧急情况下郭参谋长喊“同志们，一定要顶住”。这时七九机枪子弹不多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六团参谋长命令所有通讯员的子弹解下来给补充。四至五点钟战斗打得最激烈，六团三次冲锋，喊声、杀声我们都能听到，坚持到天黑部队有秩序地撤下来，看到鬼子汽车灯光从公路上都消失了。据敌区武工队后来报告说：“仅二连阵地鬼子死伤约170人，六团伤亡大些。”我们二连轻伤有两个，作战参谋段某某牺牲了，这三人都是我背下火线，这次战斗后我们部队吃粮、穿衣服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鬼子汉奸也不敢张牙舞爪了。那时候我们总队在晋西北根据地经历了1940年秋、冬和1941年春的三次大扫荡。为了巩固根据地缩小敌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们洪赵总队挨饿受冻坚持了一年零七个月的对敌斗争。 灵活机动打击敌人 1941年8月我们总队由晋西北转战到晋东南太岳军分区管辖区内，吃粮、穿衣有了保障。我们洪赵总队到沁源县根据地不久就和晋东南洪赵支队合并改编为两个营。我们为一营，他们为二营，统称115师洪赵支队。政委解学恭、支队长赖志超、政治部主任吴铿群，在晋冀鲁豫边区成立大会上，参加了阅兵仪式，我们二连当场做了刺杀表演，受到边区和军区首长的表扬，得到友军好评。边区政府成立不久，日本鬼子发动秋季大“扫荡”，这次的反扫荡中，我们采取的是敌人进山我们下山到敌后去斗争的方式。每到晚上就到灵石、介休、霍县敌据点周围活动。以排为单位，开展游击战，打了两次伏击战，我方没 有损失。从1941年至1943年底三年中日本鬼子在晋西北、晋东北、晋察冀轮番扫荡，我们的任务主要对付沁源王和的日本鬼子，坚持巩固扩大根据地，自立更生开荒种地。1942年春、冬鬼子扫荡实行的是蚕食政策，就是一块一块把根据地吃掉，鬼子这两次扫荡后驻扎在沁源县、寨子平、绵上，把太岳军分区分割成两块。我们支队配合三八、二五团围歼根据地敌人，1943年鬼子被迫全部撤退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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