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弧 | 小梅

小    梅

文/蓝弧

我从未当面叫过她一次小梅，因为她是我的师傅，她长我10岁，那年我16岁，而她的两个女儿惠和静，分别小我10岁和12岁；但我也从未在心里叫过她师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年轻而又美丽漂亮的女人。我至今深为遗憾的是，我从未能认真、正确地解读她对我的关爱，我没心没肺地尽情享受着她那母亲般的，亲姐姐般的，也是情人般的关爱——真的，我不知道，现在也不能确知，那爱，到底是什么性质——但我丝毫不知回报。

16岁，是个暧昧的年龄，缺乏对爱的鉴别能力。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厂门口，人最多的时候，一个猥琐的小男人在与她撕扯，围观的女工里一圈外一圈，看的多劝的少。听说，那是她的丈夫，因为她生活作风不好，就吵到厂里来了。我并不在意他们吵架的原因，少年时的我，总觉得“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女人，都是很可爱的，我奇怪的是，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会嫁给这样的小男人？

我得说明一点，其时，我已读过不少法国大文豪的浪漫主义名作，早已在心底里认定，是女人都是美丽的，诗意的。因此，厂门口的撕扯，不仅让小梅的美貌深烙在我的心底，也让我哀叹她婚姻的不幸：唉，那种男人，上帝本不该造他出来。

无锡北塘区的皮革手套厂（后改为皮件厂），有十多年没进一个正式工人了，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皮件厂放眼看，都是“大娘子”（无锡人将年轻的已婚妇女称作大娘子），因此，我们这些帅小伙的进厂，可真让大娘子们眼花缭乱，不吹牛，少年时的我，长得还真有点“俊”呢，我们都很讨师傅们的喜欢。当然，女生就没那么幸运了。女生，通常八个小时都得呆在缝纫机上，规定的工作量她们很难完成，而我们，一个班上，大便五次，小便二十次，再加肚子疼十次，没关系，你拉下的、做错的、要返工的活儿，都由师傅顶着。

我的师傅是小梅。

我父母都已在文革前后“下放”到了常熟，而我又不乐意住在外婆家，她那儿离厂也太远，但皮件厂没有职工宿舍，住厂的只有家在乡下的贺书记——他是我后来的好朋友胜平的父亲，于是我与书记同住一室——这让我得利不少。贺书记见我乖巧伶利，读书识字似也比同伴们稍多，便有意提拔我，让我当了电工。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岗位，那时候，纵然你有个当市委书记的父亲，他能做的也无非是在厂里找个好工种而已。一时间，皮件厂的大娘子们，无不认识屁股后头拖个电工包的，那个来自常熟乡下的“小电匠”。

遗憾的是，是阿斗必抱不上好位置。那个渡江干部出身的胖书记就是不喜欢我，当我老用书本上——那大多不是教科书——的东西说长道短的时候，她就更讨厌我了。有一次，她当着许多男女青工的面指斥我道，“你要注意，你父亲是佑派，你必须跟你的家庭划清界线。”我一时满脸通红，羞忿难当，当即反驳道，“佑派怎么了？我以我的父亲为荣！”

这样的勇气为我赢得了不少女孩的青睐，但我也因此被发配到缝纫车间。

我坐在小梅的对面。

女人们表现爱意的方式与稍读过几本书的、酸溜溜的男人很是不同，她们只是在最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眷顾和关爱，那是淡淡的，浅浅的，可以随时撤退掩盖的，完全出于本性的爱，它与“自我表现”无关。那些愚蠢的男人们，总是在没知没觉中享用着这样的关爱，以为这是当然的，本来就是他份内的，若干年后，当他猛然惊醒：天那，她曾是那么地爱我！晚了，她已是一个记忆，一段历史。回忆少年时我的几次恋爱，大多偏离了爱的真谛，而将重心落在了“表现”上，而深陷于“表现”中的人，又怎能敏感于本真的流露？

我到缝纫车间的时候，小梅已经离婚。那个小男人真的不是东西，他居然将两个孩子完全丢给了妻子，直至惠和静成年结婚，他自始至终没有给过小梅一丝一毫的帮助。二十后，当我终于在建设村的一个小摊点上找到小梅时，她告诉我，“我那么艰苦地将惠和静拉扯大，而他竟敢到她们家去要钱！我对她们说了，谁要给他一分钱，谁就不许踏进我家门一步。”

切不可以为小梅是个狭隘的女人。1978年，一个离婚的女人，一个“生活作风不好”的女人，一个永远只能呆在女人堆里的女人，生活的滋味，并不好过，更不用说，她还要以35元的月工资供养三个人的生活。那时，手套厂里满是对小梅极端不利的流言，几乎没有一个女工没说过小梅的坏话——无论年长的，还是年少的，但我的确从未听小梅说过一句对别人不满的话。她默默地承受着，爱着，并且努力工作着。

她对生活，从无怨言。

每当我厌倦时，烦躁时，不想干活时，抬头，便是小梅那慈爱的，宽厚的，可以容纳一切的脸，她会向我示意，她会要我出去找阿曦打拳击去。任何时候，车间主任发现我长时间不在岗位，她都会说，“上厕所了。”几乎是每一顿午饭，她都会跟我一起去，都会从自己带着的小菜盒里挑出不多的几块肉，放进我的碗里。更多的时候，她会说，“今天我胃口不好，你吃掉些我的饭吧”——如果你知道那时我每月的“定粮”是32斤，而我一顿可以吃9两，你就会明白小梅这句话的份量。在加班或上中班的时候，小梅总是带着馄饨，汤团，最节俭时，也是充足的生面，配着酱油、麻油、荤油，糖，味精，有时还有点菜蔬，让最不爱吃面条的我，也吃得有滋有味。皮件厂的中班，是我一个月中饭菜票最节省的时期。

小梅在社会上有很多要好的朋友，比如在电影院送胶片的一位小伙子，是她的邻居，她能从他那儿买到紧俏的电影票。那年，是改革开放后首次重新演放越剧《红楼梦》，看电影的人如山如海，人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小梅先后共给过我13张电影票，有时，我是跟阿曦、胜平他们去看的，有时是跟厂里的女孩去看的，有时，干脆是把票“回”给了别人，而我，居然一分钱都没想到过要付给小梅！成年后，每想起此事，便痛恨起年少无知的我来，13张票，共计两块两毛五，这对小梅而言，绝对是笔巨大的开支。

一个从小缺少亲情的人，只要给他一点点，他就满足，并且感动着，而我，从进到缝纫车间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浸淫在小梅无边无际的关爱中，于是，我以为这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不必感动，也不懂得感动，尤如我曾经对待母亲的那样。

有一次，我跟建设村附近的一群小伙子打架，记不清起因了，只记得结果，不知是被打的，还是被打后在地上摔的，反正，我昏了过去，是阿曦用黄鱼车将我送去了皮件厂后面的101军医院，醒来时，愤怒的阿曦对我嚷道，“告诉我，谁干的？我马上找人报仇去！”坐在床沿边的小梅温和地劝道，“瞎说，你报了仇，别人还会再来报仇的。”

那几天，小梅好像都没有回家，她一直倍在我身边。我那只是硬伤，无非打开了头而已，没必要整日假躺在床上的，但小梅端着汤匙喂我白米粥的情景，我无法忘怀，不忍中止。几天后，我母亲从常熟赶来，两个女人要在我的病床边完成交接班了。在母亲推开我房门的那个瞬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

我至今后悔，一辈子的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将那个冲动付之实施！我想伸出手去，抱住小梅的颈项，将她搂紧在我的胸前，或者，是将我远离父母亲人的，孤独寂寞的灵魂，埋藏在小梅的怀中。或者，那怕我只是当着她的面叫一声，“小梅，谢谢你。”

我什么也没做，直到母亲替代她坐到我的床前，直到母亲对她说，“谢谢你，吴师傅。”

那不是我的心声，我相信那也不是小梅所乐意听见的。

十一年后，我带着尚未举办婚宴的，但已怀孕二个月的妻子，去无锡找小梅，她的姐姐在北塘医院妇产科工作。妻子有太大的顾忌，如果“结婚”才半年就生孩子了，单位里一定有人说闲话，她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同时也担心来自父母的责怪。不过，在北塘医院的手术室门口，小梅终于说服了她。小梅从来不用书本上那种貌似正当的理由去说服别人，我只记得小梅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怀个孩子不容易，要是弄成个习惯性流产，你一辈子都做不成娘。”

离开了微笑着的小梅和她姐姐，我们俩直接坐火车去上海采购结婚用品去了。

今天，我女儿十八岁了，她漂亮，聪明，热爱生活，她是用一整个世界也换不去的我的宝贝。在我女儿出生的那个早上，我对着妻耳语：

“小梅，是我们女儿的第二母亲。”

作者简介

蓝弧，本名陈圆，网名江南蓝弧，男，1960年生，退休教师，业余作家，有长篇历史小说、传记等百余万字及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数十万字作品出版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