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艳兵 曾艳兵，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天津市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系国内卡夫卡研究专家。本文原载于《河北学刊》2020年05期，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推送。 摘要 “中国卡夫卡学”可以说发轫于“《变形记》学”，“《变形记》学”便是以《变形记》在中国的翻译和接受为基础而展开的多元阐释与研究，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卡夫卡学”的创建和发展。《变形记》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历时55年，大体经历了发轫期、沉寂期、崛起期和繁荣期四个时期，每一时期均各有特点。半个世纪以来，经过众多翻译家和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终于“从睡梦中醒来”，在中国变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变形记》(Die Verwandlung/ The Metamorphosis)写于1912年11月17日至12月7日，最初投给了《新评论》(又译《新瞭望》)，但出版商费舍尔因篇幅太长不予发表，卡夫卡撤回了稿件。最终，新创刊不久的《白色书页》于1915年10月发表了此作，这是《变形记》的首次发表。同年，莱比锡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了首部《变形记》单行本，随后陆续有了捷克语译本、匈牙利语译本、西班牙语译本、英语译本、法语译本、意大利语译本和日语译本，《变形记》遂成为卡夫卡作品中被翻译次数最多的小说。 一、权力“赞助”转译为主的发轫期:1964—1979 相比之下，中国对《变形记》的译介始于1960年代中期(相对较晚)，即196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审判〉及其他作品》。该书首次将卡夫卡笔下“变形”为甲虫的格里高尔介绍给中国读者。在随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形记》译介与研究过程中，有关成果不断丰富，迄今为止，已经面世的《变形记》汉译本达23种，相关研究论文多达数百篇。本雅明说:“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使纯粹语言更充分地在原作中体现出来。”《变形记》如何通过中译本熠熠发光，这实在是一个充满文学诱惑的问题。《变形记》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西方文学作品之一，该小说在卡夫卡作品汉译史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考察意义。 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文学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由文本、阅读、创作和改写文本的人组成。文学系统是文化的一部分，对文学系统有两个制约因素:一个是在文学系统内部的;一个是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外部因素即“赞助人的力量，是某种权力(人或机构)对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改写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最初对卡夫卡及其《变形记》的译介过程中作用十分明显。 中国对卡夫卡的介绍，最早可追溯至沈雁冰，他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号(1923年10月)“海外文坛消息”第183条《奥国现代作家》中作了简介。对卡夫卡小说的翻译，则迟至1950年代末才开始。1960年，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在他们主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刊出“卡夫卡专号”，当时选择的“外文拟译本”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张先绪译)、《乡村医生》(欧阳子译)、《绝食的艺术家》(石明译)，未翻译引介《变形记》。
“196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封面未加设计的黄皮书《〈审判〉及其他作品》，译者是曹庸(译《审判》)和李文俊(译《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致科学院的报告》、《乡村医生》)。”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书后附有戈哈(李文俊笔名)、凌柯撰写的《关于卡夫卡》一文，文章称:“弗朗兹·卡夫卡是现代颓废主义作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颓废作家，一个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反对理性，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卡夫卡是反对反抗，反对革命的……他极端仇视革命，认为群众是愚昧的。”同时宣称:“在反对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学的斗争中，彻底批判卡夫卡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可见，《变形记》之所以能进入这本黄皮书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赞助人”拟对这类作家和作品进行批判，它被扣上了“反面教材”的帽子。当时的学者在对卡夫卡进行评价时也着重强调其作为“颓废派作家”的身份。 《变形记》原文为德语，而李文俊的《变形记》译自纽约《现代文库》1952年版《卡夫卡短篇小说选》，英译者为威拉·缪尔(Willa Muir)与艾德温·缪尔(Edwin Muir)。哈佛大学丹穆若什教授指出:“20世纪30年代，苏格兰译者威拉·缪尔和艾德温·缪尔……完成了影响广泛的英译本。当卡夫卡的作品在纳粹德国被禁的那段时期，这些译文作品开始获得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在英语读者中声名鹊起，但在德国却知之者甚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排斥，许多犹太作家尤其是像卡夫卡这样的非德国犹太作家未能进入德语文学研究视域。 但是，“德国流亡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到了美国，原先在柏林出版了卡夫卡六卷本文集的绍肯出版社(Schocken Books)也迁到了美国，在美国出版了五卷本文集，使美国在三四十年代成为阅读和研究卡夫卡的集中地”。因此，卡夫卡借道英美文学翻译家辗转进入中国视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诚如杨武能所说:“在我国带头译介卡夫卡的，并不是德语文化的专家，而是李文俊、汤永宽、钱满素等英美文学学者，卡夫卡的主要代表作的中译本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卡夫卡在英美比在德语国家先引起注意和更受重视。”李文俊后来回忆:“我是通过读英国诗人奥登的作品，接近卡夫卡，了解了他的重要性。在卡夫卡的创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独特的东西，值得介绍过来，帮助扩大同行们的眼界。可当时中国的情况不允许公开出版他这样的作家的作品。于是根据我的建议，出了他那本'黄皮书’。” 改革开放后，李译《变形记》首次公开刊登于1979年复刊的《世界文学》杂志。李文俊在对《变形记》作介绍时写道:“我们也认为《变形记》是20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中一篇颇为重要的作品，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尖锐地接触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若干带本质性的问题……卡夫卡的确接触到了时代危机的症结所在。”李文俊可谓对《变形记》的褒扬多于贬抑。此后，不少学者相继肯定《变形记》的价值:“《变形记》一般被认为是一篇表现'异化’主题的代表作。”“《变形记》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兼备变形艺术手法和人的异化的文学主题，因而也是最为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一主题的第一个作品。”仿佛一夜之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变形记》热”。 在中国台湾地区，最早译介《变形记》的是新文学作家、翻译家金溟若。金溟若(1905—1970)，原名志超，浙江瑞安人。于日本上小学，回国后进入南通大学医科学医，后弃医从文，曾受教于朱自清，与鲁迅也有过密切交往。他翻译过三岛由纪夫和芥川龙之介等日本著名作家小说，且从事文学创作。1969年，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金溟若翻译的卡夫卡小说集《蜕变》(包括《蜕变》、《流刑营》、《巢穴》和《一次战争的记录》四部短篇，并附有《法兰兹·卡夫卡的生涯》、《法兰兹·卡夫卡作品上的希望与荒谬》两篇文章)。《蜕变》(即《变形记》)是根据日本翻译家辻瑝的日译本转译的。
金溟若将卡夫卡看作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作家，认为造成戈勒各尔·萨摩札(即格里高尔·萨姆沙)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变形”使他失去了“言语”能力，“而言语乃人与人相交的唯一通道，没有比言语更可使人类心灵相通的直接道路了”。萨摩札的悲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存在悲剧。这个悲剧揭露了当代人类的精神境况。也说明了存在主义所谓人类处境的割裂情状。当人类只依赖知识媒介的语言彼此相通时，这种相通只是表面的，一旦像萨摩札一样失去了语言能力，即使视如家人也无法相通了。这个时代的人类都是萨摩札，只是他们还能说话而已”。这种评论即便是今天看来也不失其价值和意义。金译《变形记》在中国台湾地区流传甚广，后于1975年和1999年再版。 尽管发轫期的《变形记》译者较少，译本也以转译为主，但由于译者具备较高文学素养，译笔流畅，译文亦堪称佳作。当然，李文俊翻译《变形记》时曾由其夫人、著名德语翻译家张佩芬根据德文原文做了细致的校订，这便进一步保证了译文的质量。这一时期有关《变形记》的译介独领风气之先，为日后中国的卡夫卡译介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李译独行新译零星的沉寂期:1980—1995 1980—1990年代，是中国的又一个文学翻译高潮。“改革开放给文学翻译带来了新的局面，文学翻译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首选标准的格局，转而开始从文学本身的价值尺度来挑选并翻译作品。因此，过去长期被排挤在主流文学边缘的外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界特别重视和青睐的翻译对象。”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卡夫卡译介热”。这一时期，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在1980—1995年间都被译介过来了。然而，在出现如此译介盛况的同时，对《变形记》的译介却陷入了长达15年的沉寂期，除李文俊对最初译文作些许改动并多次重印之外，仅有少量新译本出现。 199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李译《变形记》和《致科学院的报告》两部短篇小说合集，并配以德国著名画家赫尔曼·诺曼的插图，初版发行8000册，1995年第2次印刷时印数高达1．8万册。李文俊在译序《表现异化的代表作》中写道:“《变形记》与《致科学院的报告》是卡夫卡笔下两篇以'变易’为主题的小说，把这两篇作品合在一起出版无疑会促进我们对卡夫卡这个方面创作的理解与重视，因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李文俊在文末坦言，他将原译文“仔细读了一遍，个别地方作了些小改动”。卡夫卡曾说:“我们正在挖巴别塔的竖井。”“巴别塔不但象征着由于语言的多样性而无法克服的翻译的不可能性，而且开创了对于尽善尽美、对于'太初’的逻各斯的渴望。”于是，怀着对“尽善尽美”译本的追求，2015年，时值卡夫卡《变形记》发表100周年，作家柳冬妩在《解密〈变形记〉》一书中补充了他仔细校订后的李文俊译本:“经过译文作者李文俊签字并同意把这个正确的版本附在了《解密〈变形记〉》的最后。其实每个译本都有所缺陷，但柳冬妩通过自己的钻研核对，把这些缺陷补上……这个译本的价值比原来提高了很多，意义十分重大。”如此一来，李文俊的译本尽管并非译自德语原文，但也堪称译文精品了。
1990年代，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世界短篇小说精华丛书”，其中《卡夫卡短篇小说选》译自保尔·拉贝(PaulＲaabe)编选的《卡夫卡短篇集》，首印1万册。这一次，《变形记》的译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德语教授陆增荣。从此，《变形记》便有了直接从德语原文翻译过来的译本。译者认为:“卡夫卡笔下描写的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每位读者在读卡夫卡时都会有自己的感触、理解、认识、联想，但我们希望读者不要迷惘在他所描绘的迷惘中。”这种对卡夫卡作品的评价，相比以往更加平实和公允。 综观此时期中国的《变形记》译介，虽出现了长达15年的沉寂，但细想起来并不足为怪，因为李文俊译本已基本满足了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研究需求。当然，中国德语翻译家和研究人员相对较少，亦是原因之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时叶廷芳正召集诸多德语专家集中精力翻译《卡夫卡全集》，对于卡夫卡个别作品的翻译或重译，自然也就无暇顾及了。 三、全集推助复译叠出的崛起期:1996—2006 1996年1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十卷本，首印8000册)，此全集的出版“是我国卡夫卡研究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国卡夫卡研究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志”。由此又进一步助推了中国对《变形记》的译介，十年内涌现出8种复译本。 全集中的《变形记》由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张荣昌根据德国保尔·拉贝编纂的《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全集》(费舍尔出版社1969年版)译出，保持了一些德语语言风格。张译《变形记》明显受到李文俊译本的影响，如开篇第一段仅有两处略异于李译: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李文俊译)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滑落下来。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张荣昌译) 不过，张荣昌的译本也在许多地方不同于李文俊的译本，如小说最后一句: 仿佛要证实他们新的梦想和美好的打算似的，在旅途终结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李文俊译) 当到达目的地时，女儿第一个站起来并舒展她那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时，他们觉得这犹如是对他们新的梦想和良好意愿的一种确认。(张荣昌译) 两个译本意思基本一致，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当然，张译《变形记》既然强调译自原文，自然更追求忠实于原文，如此一来，便有过分追求直译效果，以至于译文显得艰涩拗口，不够通达流畅。
《卡夫卡全集》出版之后，直接从德语原文译介卡夫卡成为大势所趋，许多德语专家纷纷“另起炉灶”，重新翻译《变形记》。1997年，高年生选编的《卡夫卡精品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变形记》根据德国费舍尔校勘本译出，译者为谢莹莹。谢莹莹(1938—)，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德语文学专家，她翻译的《变形记》影响甚大，译文后来分别被收入《卡夫卡小说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和《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2003年，赵登荣自德语翻译的《变形记》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变形记》又多了一个质量上乘的译本。 除完整译本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变形记》缩写本。1997年，刘以林主编的《百部长篇小说文库·精粹普及本》由沈阳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一条狗的研究》由李湘云负责译编缩写(主要依据李文俊译本)，为读者在短时间内领略卡夫卡小说精华提供了便利，但对原小说精神的领悟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与此类似的还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世界名家名著经典文库袖珍本·变形记》，编译者为刘若芃。 进入21世纪，中国出版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各类出版社纷纷推出名著丛书，《变形记》也因其日益显著的重要性而入选多种丛书系列。如大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经典名著丛书”收入阎敏的《变形记》译本(2005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世界经典文化宝库”收入朴海宇的译本(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世界文学名著典藏丛书”则收入王宏、王翠合译本(2006年)。这类丛书的集中出版为《变形记》的年轻新译者提供了出版平台，小说的大量发行也进一步扩大了《变形记》在中国的影响。 四、再现经典多元演绎的繁荣期:2007— 随着中国的卡夫卡译介和研究水平的提高，随着国际“卡夫卡热”的一次次来袭，中国的卡夫卡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和深入，有关卡夫卡的翻译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和细腻，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学习者和爱好者也纷纷投入到《变形记》译介事业中。本雅明说:“一部作品的水准愈高，它就越有可译性，哪怕我们只能在一瞬间触及它的意义……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的译文;这在神圣的作品中具有最高的真实性。”卡夫卡的作品便是如此，其作品也理应包含着潜在的译本。 2007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叶廷芳选编的《卡夫卡读本》，其中《变形记》为叶廷芳所译。早在1994年，叶廷芳就曾表示，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中，“《变形记》最早在精神上与他发生强烈共鸣”。不过直到2006年，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多种《变形记》译本的情况下，叶廷芳才决定动手翻译这部经典之作。叶译《变形记》最大的特点在于短句的使用，尽可能贴近卡夫卡的语言风格。叶廷芳特别为《卡夫卡读本》写了新的导言，认为“卡夫卡作品中涉及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异化’(Die Entfremdung)”，虽然“卡夫卡在理论上对'异化’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偶尔使用'异化’这个词时，也不作'异化’，而作'疏远’解。然而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所显现的世界，正是哲学家们想阐述的'异化’世界:作品中人的那种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放逐感、罪恶感、压抑感;客观世界的那种障碍重重的'粘糍’性，那种无处不在的威权的可怖性，那种作弄人的生命的'法’的滑稽性，那种屠害同类的手段的凶残性……正是哲学家们想要描绘而不能的令人沮丧的世界”。《变形记》所表现的正是“异化人”在“异化世界”中的“异化经验”。叶廷芳将他翻译的《变形记》置于全书最首，可见对此译本之重视。此后，各种《变形记》新译本相继涌现。
2008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徐向英翻译的《变形记》英汉对照本，作为转译本，该译本与李文俊译文有很大不同，看得出译者有摆脱“影响焦虑”的决心，但质量远不如李文俊译本。201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质尚译《变形记》，实为朴海宇译本(2005年)的再版。此后，译者柳如菲、朱更生、罗斌和冷杉的《变形记》译本先后于2012年、2013年、2014年以及2017年分别由立信会计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于此前已有了诸多影响广泛的优秀译本，这四个译本都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 这一时期，中国台湾译者也为《变形记》的汉译做出了较大贡献，主要译者有高詹燦、姬健梅、李豫、彤雅立和李毓昭等。2009年，台湾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高詹燦从日语转译的《变形记》。高詹燦(1971—)，曾就读于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和日本文学研究所，翻译资历19年，为台湾量产最多的译者之一。他翻译的《变形记》结合日本风格浓厚的漫画元素，生动地呈现出卡夫卡笔下怪诞的“变形人”形象。2010年，姬健梅翻译的《变形记》由台湾麦田出版社出版，姬译本成为新译中的经典之作，获得一致好评，并促使更多年轻译者投入到《变形记》的译介事业中来。2013年，漫游者文化出版了李豫翻译的《蜕变》。2014年，彤雅立所译的《蜕变》由缪思出版社出版。彤雅立(1978—)，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德文系和德文研究所，以写作、翻译德语文学和研究德国电影为业，翻译出版的卡夫卡著作主要有《给米莲娜的信———卡夫卡的爱情书简》和五卷本《卡夫卡中短篇全集》，彤译本亦为一部优秀译作。随后，2016年，李毓昭翻译的《蜕变》由晨星出版社出版。这些中国台湾译者并非专业的卡夫卡研究者，在对卡夫卡《变形记》文本的解读和思想的理解方面稍有欠缺，译本质量亦有待提高。 由此可见，与前一时期相比，繁荣期(2007—)《变形记》的新译数量大幅增加，每年都会有一到两种新译本面世，译者身份各异，出版机构也更加多元。 五、《变形记》在中国的译介特征 综上而言，《变形记》在中国的译介具有以下特征: (一)译者结构多元。中国对《变形记》的译介起步较晚，但起步后发展迅速，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的翻译队伍。其中，有的是著名英语文学翻译家，如李文俊;有的是德语文学翻译家和研究者，如叶廷芳、张荣昌、赵登荣、谢莹莹等;还有部分高校教师以及一批普通文学爱好者;中国台湾译者亦为《变形记》汉译的重要力量。译者结构的多元性反映着《变形记》文本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此外，部分译者文学自觉性较高，常把对《变形记》的翻译与对卡夫卡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从事翻译的同时著书立说，发表相关论文，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 (二)译名统一，细节争议较大。译名直接反映着原作主旨和译者水平，卡夫卡的许多作品在不同译者笔下有不同译名，如石明将Ein Hungerkunstler(A Hunger Artist)译为《绝食的艺术家》，叶廷芳则译为《饥饿艺术家》，姜爱红译为《绝食表演者》。但Die Verwandlung(The Metamorphosis)的译名则非常规范，23个译本中除金溟若、李豫将其译为《蜕变》之外，其他则统一译为《变形记》。不过书名统一了，主人公格里高尔究竟变成了什么?译者的看法却各有不同，不同译者有不同的译法: (1)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李文俊译) (2)早上，戈勒各尔·萨摩札从朦胧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大毒虫。(金溟若译) (3)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他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跳蚤。(陆增荣译) (4)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张荣昌译) (5)一天清晨，格雷戈尔·萨姆沙从一串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一只硕大的虫子。(谢莹莹译) (6)这天早晨，当格雷戈尔·萨姆扎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的身子变成了一只可怕的虫子。(朴海宇译) (7)一天早晨，格雷高尔·萨姆莎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王宏王翠译) (8)一天清晨，当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甲壳虫。(叶廷芳译) (9)一天早晨，当格列高·桑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甲虫，肚皮朝上躺在床上。(徐向英译) (10)格里高尔·萨姆沙做了一连串的噩梦，等早上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正在床上躺着。(柳如菲译) (11)当格里高·萨姆莎从烦躁不安的梦中醒过来的时候，他猛然间发现他已经在床上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跳蚤。(罗斌译) 在威拉·缪尔与艾德温·缪尔的英文译本中，《变形记》首句为:“As Gregor Samsa awoke onemorning from uneasy dreams he found himself transformed in his bed into a giganticinsect．”在约翰·威廉姆斯的英译本中，《变形记》首句为:“One morning Gregor Samsa woke in his bed from uneasy dreams and foundhe had turned into a huge verminous insect．” 而“虫子”的德语原文是“Ungeziefer”，奥地利著名卡夫卡研究专家瓦尔特·H．索克尔认为，“Ungeziefer”一词隐藏着打开对变形可能作两种解释的钥匙:一方面，它指某些对人有害，富于攻击性甚至嗜血的小动物;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软弱无助，容易被捏死或踩死的小动物……老妈子骂他“屎壳螂”，以及卡夫卡后来在日记中所提到的“黑甲虫”，都使读者觉得他类似一只厨房里的蟑螂，也就是一种使人恶心，但并不蜇人的虫子。这样一只虫子的外表固然讨厌，归根到底却无自卫能力。那么，格里高尔到底是变成了“甲虫”、“毒虫”、“虫子”还是“跳蚤”?恐怕还有待作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三)译本使用方式多样。《变形记》汉译本最初是作为“反面教材”以供批判，而后则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供学者研究，此外还被选入中学教材供学生学习。198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就节选了《变形记》，后来《变形记》又分别入选沪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第三单元、粤教版高中语文第四册第三单元……《变形记》进入语文教材，使得许多中国学生在初高中时期就已经对卡夫卡及其作品有了基本认识和了解，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变形记》在中国的阅读和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变形记》还被中国台湾著名京剧艺术家吴兴国改编成创新京剧《蜕变》(2013年，中国台湾当代传奇剧场)。吴兴国在剧中一人扮演七个角色，从父亲、母亲、妹妹、情人、虫子、卡夫卡到他自己，将《变形记》的情节与中国京剧元素完美结合，达到了“《变形记》中国化”的艺术效果。 但是，中国的《变形记》译介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者翻译队伍零散复杂，译者水平参差不齐，导致译本质量高低不一，部分译作纯粹是“粗制滥译”。二者前辈译本过于经典化，也使得后来的译者深感“影响的焦虑”，面对《变形记》译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大胆创新。这些自然有待日后的卡夫卡翻译者和研究者加以克服及避免。 总之，卡夫卡的《变形记》自发表至今已经103年了，当之无愧地成为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经典和楷模。从李文俊最初译介《变形记》开始，中国的翻译家和研究者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国翻译家对《变形记》已经有了丰富的译介经验和成果，研究者在多元译本的基础上对《变形记》亦作了多元阐释和解读，使得卡夫卡及其《变形记》成为中国读者越来越熟悉和喜爱的作家作品。“能进入世界文学不朽之列，当是那些能够经受住文学景观多种建构变迁的作品。随着文学建构的变迁，那些作品的译本也随着对它们不同的解读而发生变化。为了让翻译作品与翻译新标准及原作新解读相一致，译本被不断修订或彻底替换。因此，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翻译的新时代，也是一个重译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形记》还将会不断地被重译。 当然，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译作无论多么完善，也无法取代原作的重要性，但原作却可以通过可译性而同译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一部译作不仅仅是传递题材内容，那么它的面世标志着一部作品进入了它生命延续的享誉阶段。与拙劣译者的看法相反，这样的翻译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其整个存在都来自原作。而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了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开放，这种不断的更新使原作青春常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优秀的卡夫卡作品中译本使卡夫卡及其作品的文学艺术生命得以延续，并终将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的注释不在此列出，详见原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