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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邝明艳，湖南宜章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任教于西南大学文学院，致力于比较文学研究，兼及翻译。在《鲁迅研究月刊》《励耘学刊》《现代中文学刊》《社会科学论坛》发表文章多篇，译著有《普汉先生》、《学做视觉民族志》（合译，排名第一），另有译著《白袍国王》与《法国大革命的宗教起源》两书待出。 一、 20世纪30年代果戈理译介热与鲁迅鲁迅病逝前最倾注心血的一件事便是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之念念不忘。许广平在事后提及《死魂灵》时常常悲中有怨。鲁迅对果戈理的关注由来已久，到了30年代中期尤为集中。他亲自由德文、日文转译多篇果戈理的作品，此外，他还力邀当时译笔优秀的俄文译者译介果戈理的作品及相关评论，如孟十还、耿济之。这一阶段，鲁迅由果戈理而推演出来的论点和论据散见于各种短文、书信和译后记中。根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代鲁迅亲自翻译以及在他邀约组织下出现的果戈理作品主要有：1934年9月，《鼻子》（小说），许遐（鲁迅）译，载于《译文》；1934年9月，《果戈理私观》，立野信之[1]作，邓当世（鲁迅）译，载于《译文》；1935年1月，《五月的夜》（小说），孟十还[2]译，载于《译文》；1935年5—10月，《死魂灵（第一部）》，鲁迅译，《世界文库》文学连载；1935年8月，《马车》（小说），孟十还译，载于《译文》；1935年9月，《果戈理和杜斯退益夫斯基》，冈泽季虎作，陈望道译，载于《译文》；1935年9月，《果戈理的悲剧》，V·万雷萨夫[3]，耿济之[4]译，载于《译文》；1936年1月，《死魂灵》（第一部），鲁迅译，增加了序言和附录，以“译文丛书”为名出版单行本；1936年3—5、10月，《死魂灵》（第二部），鲁迅译，在《译文》杂志连载；1936年4—11月，《果戈理怎样写作的》，万垒塞耶夫作，孟十还译，在《作家》杂志连载；1936年6月，《魔地》（小说），孟十还译，载于《译文》；1936年9—10月，《婚事》（剧本），耿济之译，连载于《译文》，等等。除了各种期刊中的果戈理作品，鲁迅还倡议和推动了“果戈理选集”的计划，包括，“1.《Dekanka夜谈》；2.《Mirgorod》；3.短篇小说及Arabeske；[5]4.戏曲；5及6，《死灵魂》。”[1](p273)1936年4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由孟十还翻译的小说集《密尔格拉德》，可以说，“果戈理选集”形成了一定规模。在这一次果戈理译介热潮中，鲁迅翻译的长篇小说《死魂灵》是峰顶之作。鉴于主要倡导者鲁迅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在他积极督促推动下形成的密集的翻译成果，加上刊登这些译作的《译文》期刊的不俗发行量（《译文》第一期首印2500册，并再版四次之多，之后的每一期，都能保持5000册左右的发行量，以当时的出版行情来看，这已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可以说，这两年中国对于果戈理的译介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外国文学译介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直承担着“革故鼎新”的现实责任，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外国文学也被各种文艺派别当成言说（或立或驳）时不可或缺的论据，并用作教导自我和他者的教材。究竟是何种原因促成这次波及甚广的果戈理译介现象？这一问题等同于鲁迅为何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于果戈理的译介投注这般巨大的心血？而这一场繁荣的果戈理译介对当时的国内文学创作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与倡议者鲁迅的期望相符？
二、 鲁迅的译本选择早在1934年12月，鲁迅就已经拥有了日译的《果戈理全集》。[6]并依据这一全集的第四本译出了《鼻子》，日译者是八位利雄。《死魂灵》的译者是上田进，为日本俄苏文学翻译家。真正开始着手翻译《死魂灵》却是在黄源1934年11月27日送了他一套德国译者奥托·布克（Otto Buek）翻译的果戈理全集之后。对德、日两个译本，鲁迅的褒贬分明：“德译本很清楚，有趣，但变成中文，而且还省去一点形容词，却仍旧累赘，无聊”而“上田进的译本，现在才知道错误不少，而且往往将一句译成几句，近于解释，这办法，不错尚可，一错，可令人看生气了”。[2](p490)也因此，在实际的翻译中，他主要根据德译本，以日译本为辅助。对上田进译本的批评中，除了基于语言可信度上的怀疑，还由于翻译理念上的分歧。上田进的翻译主张是尽力的归化，尽量附和日语的语法习惯，而鲁迅则坚持保持外语的“异国情调”的直译甚至是硬译的方法，宁可忍受“不顺”。他认为这些不顺的语言正是新鲜的养料，经过时间的淘汰和选择，留下来的便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3](p380)我们认为德译本除了在语言上有较日译本更多的保障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德译版本的内容组成。1936年3月《译文》复刊特大号上登出译文丛书之《死魂灵》的广告：本书是苦心经营六年才成的巨著，不但是俄国写实主义战胜浪漫主义的纪念碑，也是在世界文学史上占了不朽的光荣地位的，中国向来只闻其名，今始由鲁迅先生据德文本译出，文笔锋利生动，曲尽其妙。在世界文库陆续发表时，已得到读书界热烈赞美；现复由译者大加整理，并增译近二万言长序一篇，贵重附录四种。饰以作者画像一幅。虽未夸为定本，但和英、日文直接译本比较是决无逊色的。出版未及三月，业已重版三次之多，造成译书界之新纪录。[4]据黄源回忆，《译文》杂志中的广告一般都由鲁迅亲自拟写或审定，这一篇关于《死魂灵》的广告应该是出自鲁迅之手，至少是得到了他的认可。由此可见，在《世界文库》上登载《死魂灵》时，鲁迅并没有翻译“序言”和“附录”部分，发行单行本时，特意根据德译本译出并郑重推荐给读者。为什么他会对德译本的这两部分内容如此重视，不惜花大力气译出？鲁迅曾经自述，自己对果戈理的认识怕不见得比别人深，又因为此一阶段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没有时间和精力写作一篇成系统的果戈理论，因而我们可以将这篇长序看成是他做的一种补偿，代替自己应做的或想做而没做成的序言，用以辅助读者更好解读作品，他在同期的杂文和信件中曾多次直接援引其中的观点和原文。那么，“附录”部分又作何解释？我们先看看附录的内容，包括：实际上，鲁迅对于这部分附录的重视与苏联文学批评家魏列萨耶夫的《果戈理研究》一文有关。鲁迅翻译《死魂灵》时参阅了大量的辅助材料，读到这篇论文的时候，他已译完了《死魂灵》的第一、二章，正在译第三、四章，而这篇论文坚定了他完全按照德译本的体例翻译这部《死魂灵》的决心，自然也大大加剧了工作量和困难程度。魏列萨耶夫的这篇研究文章在俄苏果戈理研究中具有代表性，也译作《果戈理怎样写作》，这一篇作品是出版商日本纳乌卡社作为礼物附赠给日译《果戈理全集》的购买者，鲁迅原打算把这篇论文编入《果戈理选集》中。最后，在鲁迅的推荐下由孟十还译出，1936年4月至8月在《作家》杂志中连载。[5](p47-49)《果戈理研究》中是什么触动了鲁迅？看完论文后，鲁迅做了《不应该这样写》这篇文章，文中译引了其中一段：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鲁迅认为“这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6](p321-322)显然，论者关于怎样学习写作的观点是深得鲁迅赞同的，因而将德国译者所编的附录，即伟大作品的“未定稿”翻译出来，以之作为有助于中国作家创作的教辅材料，鲁迅此举可谓用心良苦。值得指出的是，附录的第五部分“四之B 戈贝金大尉的故事（被审查官所抹掉的原稿）”，内容是关于一位残废的军官反抗沙皇腐败统治的经过，鲁迅将之译出来是作为对国民政府的书报审查制的一次揭露和抨击。鲁迅对果戈理作品的翻译和倡议，寄托了他的翻译和创作的理想，正是他的这两种理想推动他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选择和操作。什么是他理想中的翻译和创作？换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意味着当下的翻译和创作，尤其是他所关心的左翼现实主义文学阵营，存有种种不足，需要努力加以改进。力图改进中国文学翻译和创作现状中的缺陷，是他在三十年代投入极大心力进行翻译的原因。那么，鲁迅希望通过翻译果戈理选集以指引文学翻译和新作家创作向那些方面改进？在鲁迅看来，左翼文艺有哪些不足需要借助外国文学的养分加以修正，恰恰是果戈理的著作中，尤其是《死魂灵》所具备的？
三、 翻译和创作的双重理想鲁迅的论敌们对30年代左翼文学阵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不顺”，二是，频繁更换译介对象，缺乏代表作家的全集和选集；三是，偏重理论，没有有力的文学作品译作。虽然这些批评中不乏因为政治立场和文学观念不同而产生的争议，但是，上述三个问题在现实中不可否认地存在着。正是意识到这些缺陷，鲁迅下定决心进行“果戈理选集”的组织和实际参与，并且力邀有能力的译者从俄语直译，以保证译语的质量。鲁迅自己在翻译《死魂灵》的过程中，更是殚精竭虑，参考多种译本，查阅大量资料，频繁向精通俄语者请教，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死魂灵》在准确度和可读性上较之他此前的许多译作有了巨大的飞跃，尤其是在保持原作的精深和锋芒上，因为与自身的相契而形成了独特的深度和力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德译本本身的高质量是促成鲁迅翻译提高的重要原因。批评者指出第三个问题既是翻译界的缺陷，也是左翼文学创作的软肋。果戈理的译介正是做为创作界一份实用的、可操作性的榜样教材。众所周知，鲁迅这一时期关于文学现状的批评和理想文学的希望，是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紧密联系的，这场争论中错综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纠葛，国际国内人事形势的微妙变化已有论者做过深入地研析[7]。本文所关注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鲁迅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理想，以及何以借由翻译果戈理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实际的助力。首先，在选材和写作情感上，作者的眼光和诉求应该扩大。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主流趋向是无产阶级化，革命的浪漫主义，新写实主义及爱国主义，其情感基调是鼓动性的，逐渐陷入口号式和模式化。作为对这一趋向的反拨，鲁迅认为：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7](p613-614)现实是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猥琐的、卑微的题材，由于民主革命和民族战争的宏大诉求而被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作品中满目“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在语言风格上都是慷慨激昂的“热血+热泪”，披肝沥胆，缺乏一种冷静的反思，理性的距离感。果戈理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眼光投向广阔的祖国大地，投向平常的被忽视的人和事，用平常的语言无情地剥开现实的外衣，浮雕般地刻画出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庸、卑劣、空虚、愚昧，而作者贯穿其中“带血丝的，神经质的”[8](p534)爱使作品呈现出深沉庄严的史诗风格。其次，是讽刺的运用。鲁迅在1934年—1936年的多篇文章中都对“讽刺”这一手法进行了论述，且几乎每一提到“讽刺”必定与果戈理有关。集中在《论“讽刺”》（1935年3月6日）和《什么是“讽刺”》（1935年5月3日）[9](p340-342)中。对于“讽刺” 鲁迅强调两点：一是，要真实；二是，要善意。如果不真实就是诽谤，不善意就是冷嘲。讽刺的对象因为真实而成为超越时空的典型，鲁迅多次惊叹果戈理百年前讽刺的人物在当时的中国仍随处可见，他反对为讽刺而讽刺，他所看重的是果戈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的人物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映射。善意的讽刺，要求作者和读者将自己置于其中，深切体会被讽刺的“痛苦”，引起醒悟而促成改良，论及与《死魂灵》在总体倾向性有着直接而密切联系的《钦差大臣》时，鲁迅说到“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10](p149-150)鲁迅大力推崇果戈理式的讽刺有两个具体的“箭靶”，除了上述左翼现实文学中盲目的激情泛滥现象之外，另一种则是林语堂为代表的轻靡的幽默讽刺“小品文”。后者虽然在中国传统“性灵”文学上做出了新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在“载道”文学笼罩下的三十年代中国文学面貌，但是由于缺乏严肃的文学观念和价值理想取向，沉沦于无关宏旨的个人趣味之中。鲁迅所重视的“无事的”日常真实题材和讽刺手法在小品文中都有某种程度的体现，但是与他心仪的果戈理式现实关怀、悲悯情感和客观的针砭效果却是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鲁迅何以严厉地评判“小品文”。
四、 不合时宜的“死魂灵”三十年代，鲁迅投入各种论战，大量地写作论争杂文，叙事性文学作品创作已经被迫停止，这在他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他距离灵感之源——浙江故土越来越远，却始终无法割舍对故乡人、物、事的牵挂，这与他改良“国民性”，唤醒国民，疗救精神的现实责任感相依相存。果戈理笔下的农奴及农奴主身上所集中的人性弱点在当下中国仍处处可见，一如十几年前他笔下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中的人物，“国民性”的顽疾如故，而中国文艺创作却回避这些痼疾，回避对现实做出理性而残忍地描写和讽刺，转向构建浪漫虚无的乌托邦。这，不是鲁迅理想中的现实主义文学。鲁迅在不同场合都曾指出，相对于当时的中国，果戈理过于老旧了。“老旧”是由于果戈理的时代久远，在写作笔法上显得过时，比如大段大段的独白和议论，鲁迅在翻译过程中为此苦不堪言。此外，果戈理思想上的守旧，如“G有一种偏见，以为位置高的，道德也高，所以对于大官攻击特少。”[11](p570)，也与不见容于“左翼”文艺观念中革命的，界限分明的阶级人性区别，在当时便受到质疑[8]。过时的笔法和局限的思想只是 “微瑕”，果戈理作品中的批判精神，真实的社会景象，尖锐的讽刺手法，是鲁迅珍视的核心价值。果戈理在《死魂灵》的第七章开篇的自白中将作家分为两种，其一为：避开那无聊的惹厌的，以可怕的弱点惊人的实在的人物，却去创造出具有高洁之德的性格来，从变化无穷的情状的大旋风中，只选取一点例外，他的七弦琴的神妙的声调，也绝不变更一回，也不从自己的高处下降，到他那不幸的、无力的弟兄这里来，也不触及尘世，却只钻在高超的形象的出世的合唱里……他是一个神明！敢将随时可见，却被漠视的一切，络住人生的无谓的可怕的污泥，以及布满在艰难的，而且常是荒凉的世路上的严冷灭裂的平凡性格的深处，全都显现出来，用了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的刻划，使它分明地，凸出地放在人们的眼前的作者，那运道可是完全两样了……他还逃不脱当时的审判，那伪善的麻木的判决是将涵养在他自己温暖的胸中创作：称为猥琐、庸俗、和空虚置之于侮辱人性的作者们的劣等之列。[12](p135)笔者之所以大段地引用原文，意在将鲁迅的精彩译笔呈现人前，更重要的是这段独白令我们无比自然地将果戈理与鲁迅这两位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理想和人生境遇联系起来。1935年7月4日起鲁迅开始翻译这一章（第七章），7月16日完成，7月14日鲁迅做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文末写到：听说果戈理的那些’含泪的微笑’在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的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是作者的悲哀处。[13](p384)正如学者汪晖指出的，“鲁迅文化心理结构对阴暗的独特的、异常的敏感，导致他不像同时代人那样深、那样无保留地沉浸于某一价值理想之中，而总是以自己独立的思考不无忧郁、不无怀疑地献身于时代的运动。”[14](p193)鲁迅与时代的运动保持着距离，因而常常被来自不同阵营的论敌贴上“不合时宜”的标签。无论是前期的小说还是后期的杂文，鲁迅凭借超人的洞察力，精微老辣的笔力，凝聚成充满智慧的讽刺之剑刺向“阴暗中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阴暗”的反力所伤。正是对“阴暗”的敏感和钟情，对于污泥中一切的卑贱、猥琐、空虚的人、事的关注，促使他将果戈理的创作奉为理想，不惜在现实生命陷入危机的最后时刻仍呕心沥血地译介《死魂灵》。鲁迅的现实主义文学理想是传统的，而当时主流的“左翼”文学的诉求是“务实”的，于是，此时进入中国的“果戈理”成为了不合时宜的“死魂灵”。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尽管鲁迅的大力倡议以及身体力行地译介果戈理，并且译作在出版界也形成一定气候，但产生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在张天翼和沙汀的某些作品中找到些许隐秘而难能可贵的闪现。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宏大话语裹挟下，果戈理那对日常的，“几乎无事”的真实生活阴暗的、悲怆的深刻讽刺很快就被激昂的、壮烈的战斗呼号所淹没。然而，鲁迅所坚守的果戈理“不合时宜”的价值却是真正超越时空，历久弥坚的，虽然为时代局限所遮蔽，但正如，果戈理的坚持“凭着神秘的运命之力，我还要和我的主角携着手，长久的向前走，在全世界，由分明的笑，和谁也不知道的不分明的泪，来历览一切壮大活动的人生。”并高明地预见：“崇高灵感的别一喷泉，恰如暴风雨一般，从闪烁的，神圣的恐怖中抬起奋迅的头来，使大家失色的倾听着别的叙述的庄严的雷声，却还在较远的时候……”[15](p136)在“较远的时候”，我们终于“抬起头，听到庄严的雷声”，理解了果戈理，也理解了鲁迅病重时写下“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16](p626)的真意。我们应能从这部伟大的译作中，听到鲁迅在生命最后的阶段为当时的也是后世的文人殷殷弹奏的振聋发聩的弦外之音：“不合时宜”，这一“做文”和“做人”的内在理想。
[1]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 鲁迅.鲁迅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 鲁迅.鲁迅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 黄源编辑.译文(J)，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新一卷第一期，封底广告.[5] 黄源.鲁迅书简追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6 鲁迅.鲁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 鲁迅.鲁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 别林斯基语，转引自米·赫拉普钦科.尼古拉·果戈理，刘逢祺、张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9] 鲁迅.鲁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0] 鲁迅.鲁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实际上，这是援引《果戈理研究》作者魏列萨耶夫的观点。[12]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3] 鲁迅.鲁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 汪晖.汪晖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3页.[15]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6] 鲁迅.鲁迅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学出版社，2001年.[18] 王富仁.王富仁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9] 查明建、谢天振.20世纪中国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20] 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21] 智量等.《俄国文学与中国》（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1]立野信之（1903—1971），日本作家。曾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后脱离。著有短篇小说集《军队篇》等。在后记中，鲁迅对他的介绍是：原是日本的左翼作家，后来脱离了，对于别人的说他转入了相反的营盘，他却不服气，只承认了政治上的“败北”，目下只还在彷徨。认为他的这篇评论“并非怎么精深之作，但说的浅近，所以清楚。”——邓当世（鲁迅）：后记，《译文》第一卷第一期，第112页。[2]孟十还（1908-1981），留学苏联十年，故名十还，又叫孟斯根，俄苏文学翻译家，主要翻译果戈理作品及相关研究，1936年曾主编《作家》月刊。后移居台湾。[3] V·万雷萨夫（V·Veresaev1867～1945），也即下文的万垒塞耶夫，通译魏列萨耶夫，俄罗斯著名作家，除了创作，同时潜心文学研究，著有《普希金资料汇编》和《果戈里资料汇编》两部传记资料，《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是在编纂后者的过程中，应邀写成，为果戈理研究的重要论著。[4]耿济之 (1898—1947) 翻译家。原名匡，字孟鲨。上海人。代表译作《复活》、《卡拉玛佐夫兄弟》等二十余部俄苏文学作品，并发表多篇论文，对译介俄苏文学有很大贡献。[5]《Dekanka夜谈》即短篇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Mirgorod》即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Arabeske，德语：小品集。[6]注：1934年，鲁迅购买果戈理全集的过程——日译本：1. 果戈理全集（一）一本，六月六日；2. 果戈理全集（三）一本，七月八日；3. 果戈理全集（二）一本，八月十三日；4. 果戈理全集（四）一本，九月二十四日；5. 果戈理全集（五）一本，月二十九日6.果戈理全集（六）一本，十二月十二日。1934年科学出版发行。德译本：Gogol:Briefwechsel（书信集） 二本，八月十三日；N.Gogol’s Sämt Werk（全集） 五本，十一月二十七日。译编者Otto Buek。参见：《鲁迅全集》第16卷·日记·1934年·书帐，以及黄源：《鲁迅书简追忆》，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8页。[7]可参看王宏志.鲁迅与“左联”(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8] 1935年9月《译文》登载耿济之译的《果戈理的悲剧》，V·万雷萨夫著。在这篇译作后附有译者2000字左右的后记，指出果戈理对宗教的虔信和思想的守旧，在读者中引起争议，鲁迅曾就此与萧军进行讨论“耿济之的那篇后记写的很糟，您被他所误了，G绝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有多么的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附译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见351029《致箫军》，《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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