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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则比黑暗更黑暗的故事，我赌的是有谁相信我。”——伊藤诗织。 这是印在日本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纪实文学《黑箱》封面上的一句话。说这句话的人名叫伊藤诗织，是这本纪实文学的女主人公。正是她勇敢地站出来，向日本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宣战，最终令日本在立法上大幅加强了对性犯罪的惩处力度。  一、说起性侵案，人们最熟悉的大约是2012年发生在印度的那起震惊世界的“德里公交车轮奸案”。 2012年12月16日晚八点，一名名叫乔蒂辛格的23岁女大学生，在回家的巴士，遭到六个男人性侵。这伙人在施暴的同时，甚至把铁棍伸进她的下体，然后把她从车上丢了下去。十二天后，乔蒂含恨去世。  这次暴行，引发了全印度民众的抗议，愤怒的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警方尽快将所有歹徒绳之以法。印度总理辛格为此取消了庆祝新年的所有官方活动。 印度是一个强奸案高发的国家，持统计，印度每22分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平均每年都会发生4万起以上的强奸案，首都新德里更是被称为“强奸之都”。但由于印度妇女地位低下，很多受害者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加上司法程序比较拖沓，所以造成了很多强奸犯逍遥法外。  虽然这起案件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几名嫌疑人很快落网，但他们却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反而认为：“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孩不会晚上还在外面闲逛，对性侵而言，女人比男人责任更大。她应该安安静静地接受强奸，而不是反抗。” 对于这种发生在印度的事，人们虽然愤慨，但却有一种见怪不怪的心理。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像印度这种国家，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但如果说日本这种所谓的“发达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相信很多人都难以置信。  二、从小到大，伊藤诗织都是周围人眼中不折不扣的美女，据说在读幼儿园时，便曾有过做童模的经历。 中学毕业后，对记者这一职业产生兴趣的伊藤诗织，不顾父母反对，一个人跑到英国学习新闻专业。她本有机会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记者，但她所有的梦想都被一个男人的暴行打落谷底。她说，“那天，我被杀死了一次”。  毕业前夕，伊藤诗织回了一趟日本，处理一些个人事务。经人介绍，她认识了时任日本 TBS 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的山口敬之。 对伊藤诗织来说，山口敬之是自己一直以来敬仰的新闻界前辈。此人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曾替安倍写过两本传记，被认为是安倍的“御用记者”。如果能得到他的关照，对自己今后在新闻界工作自然大有帮助。 面对伊藤诗织这样一个新人，山口敬之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还邀请她去东京的一家寿司店共进晚餐。 没想到，只喝了一杯清酒，伊藤诗织便失去了意识。当她醒来时，发现山口正趴在自己身上侵犯自己。无论她如何哭喊咒骂，或者是反复哀求，都不能停止山口对自己的侵害，反而加剧了对方的兴奋。  山口走后，伊藤诗织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拧开水龙头，疯狂地冲刷自己的身体。此时她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我很肮脏——” 失去理智的伊藤诗织并没有想过，她这样做，其实是在帮山口销毁最重要的证据。 这一晚，伊藤诗织一分钟也没有睡。她抱着被子倦缩在床角，打开房间所有的灯，惊恐地瞪着房门，怕那个男人再次出现。 次日早晨，让伊藤诗织更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山口敬之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我这儿有个黑色化妆包，是你忘记的吧？我回头再联络你，拜。” 挂了电话后，伊藤诗织陷入更深的恐慌。思考了几天后，她决定报警。  三、伊藤诗织的这个决定，对于一位日本女性来说是极为艰难的。除了日本社会对遭受强奸的女性都有一种鄙视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日本的司法系统并不支持这样的控告。 在日本，“强奸罪”几乎只有在陌生人动用武力实施强暴的情形下才能成立。一旦受害人喝了酒或摄入了其他可能影响意识的药物，法庭更倾向于将这种情况视为默许。  日本普通人对于性暴力行为的界定，也和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NHK电视台曾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的问题是：女性对男性做出哪种行为，会让男性误解她已“同意上床”？ 结果有11%的受访者认为，一个女性如果愿意和一个男性单独用餐，便是“同意上床”；27%的受访者认为，一个女性肯和一个男性单独饮酒便是“同意上床”；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一个女性在和一个男性单独饮酒时喝醉了，便是“同意上床”。 正是这种畸形的文化，让很多日本人认为在受到侵犯时，女性的反对只不过是一种矜持，而不是真正的反抗。所以这个男人的行为也谈不上是性暴力。  所以在伊藤诗织报警后，警察只是淡淡地对她说了句“这种事太常见了，不好办呐。”因为事情发生在私密的室内，没有第三方知情。所以假如男方坚称“是女方主动凑上来的，我们是两相情愿”，那么受害方实在是有口难辩，也很难判男方有罪。 那位警察还“好心”地劝伊藤诗织，山口敬之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如果你真的要告他，不但很难告通，而且你今后恐怕没法在新闻界立足，以往付出努力换来的人生也泡汤了，不如撤销报警吧！” 对于此案，日本千叶大学法律系教授后藤弘子表示，在日本的法律定义下，要符合强奸的定义，必须是对方使用肢体暴力，或者实施恐吓。所以山口敬之很难受到法律的惩罚。  根据日本法律，后藤弘子口中的那种里“激烈反抗”的情形，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可能。由于日语的习惯，即便是强奸犯在对女性施暴时，嘴里也会用日语说着“请（ください）”。而女性也往往在遇到侵犯时，出于习惯不是喊“救命”，而是喊“请停下（止めてくだいさい）”。 多年之后，伊藤诗织才跟身边的一位中国朋友学会了“滚”这个字。她对这位中国朋友说，日语里并没有这样表达反对的强有力的词汇，就像英语里的“fuck off”一样。伊藤诗织沮丧地说：“哪怕是语言，我都觉得我们是被限制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山口敬之居然公然为自己辩护说：“漂亮女人半裸着身体在面前，没能抵抗诱惑。”他的这句话，居然有不少男人表示赞同！  正因为如此，东京警视厅刑事部部长中村格，拒绝颁发对山口敬之的逮捕证。这位部长表示：“女方有希望对方帮忙安排工作的企图，所以才会见面并饮酒。此事充其量不过是男女纠纷。” 山口敬之非常清楚法律的漏洞。在得知伊藤诗织报警后，他发了封电子邮件给伊藤诗织，告诉她：“即使你坚持认为这是强奸，官司你也绝不可能赢。” 四、事实也正如山口所料。2015年8月，案件被送至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一年后，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刑事起诉的裁决。 当天，山口敬之高调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大开香槟庆祝。有记者问山口，会不会反诉伊藤诗织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时，山口还“大度”的表示，自己是一位“绅士”，就不打算追究一名年轻女性的责任了。他的话也得到了全场的掌声。 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做出不予起诉的裁决后，伊藤诗织遭到了不少日本人的辱骂和嘲讽。有人骂她不知羞耻，骂她为了上位不择手段，骂她是婊子，还把她家人的信息公布到了网上…… 在伊藤诗织最无助的时候，也有一些日本人站出来支持她，尤其是遭遇过类似事情的女性们。不少有过被侵犯经历的女性主动联系她，对她讲述自己遇到过的伤害，并对伊藤诗织的勇敢表示敬佩和支持。她们鼓励伊藤：“一滴水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聚集在一起，就能形成海啸。” 一位女性告诉伊藤，上高中时，她和她的女性同学穿着类似水手服的校服搭乘地铁和公交上学时，经常会遇到性骚扰，但她们却不敢告诉任何人。 日本著名记者清水洁，也坚决站在了伊藤的身后。这是一位曾采访报道过“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等大案的前辈，为了鼓励伊藤，他特意带伊藤参观了玛丽·F. 卡尔弗特的一场摄影展。 在摄影展上，伊藤诗织看到美国女兵凯莉·古德温被上司强奸后自杀的照片，她被深深触动了。 她意识到，“强奸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比起死去的凯莉，我还拥有可以表达的口，还有站在这张照片前的躯体，因此，绝不可就此善罢甘休。沉默，是对犯罪的容忍……” 2017 年 5 月 29 日，在清水洁的帮助下，的孤注一掷的伊藤诗织以短发亮相于媒体面前，指控山口敬之对自己的性侵，同时宣布向检方提交复议申告书。 锲而不舍的坚持，也让伊藤诗织等来了好消息。日本反对党议员成立了跨党派专家组，质疑并调查该案件。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立法层面终于有所行动。2017 年 6 月，日本修订了刑法中有关强奸犯罪的部分，更改了两项罪名，并增加起刑点。 2017年10月，伊藤诗织出版了《黑箱》一书，这本书很快便荣获日本第七届自由报道协会奖。 “黑箱”既代表着女子受侵犯的密室，也代表着不完善的司法制度和冰冷的现实。此外，伊藤诗织又作为日本反性侵的代表人物登上《纽约时报》；英国BBC也为她制作了一部名为《日本之耻》的纪录片，她的这起案件正在引发全世界的关注。 伊藤诗织的作法，让不少日本人无法接受，尤其是一些右翼分子，他们甚至将伊藤诗织的与日军慰安妇事件相提并论，认为有人想利用伊藤诗织抹黑和污蔑日本。 伊藤诗织每天都能收到很多右翼分子打来的电话或者邮件，这些人恶毒地咒骂她，“明明在审判里败诉了，所以跑到国外的媒体上拼命主张自己的正当性，真恶心。”、“在国内伪装成性犯罪受害者失败，没有赢得舆论支持，就跑到海外去通过贬低日本推销自己，一味地侮辱日本”。 在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日本警方终于同意重新调查这一。但这种调查，却让伊藤再一次受尽了屈辱。警方以“还原案发过程”为由，让伊藤诗织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在几名男警员的环绕下，与人偶一起重现案发经过。 据伊藤诗织回忆，在“重现案发经过”时，一个警员一边摆弄人偶，一边向伊藤诗织确认，“是这种感觉？还是这样？”“你是处女吗？” 伊藤诗织觉得费解，为什么性犯罪的受害者们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会再一次被摧残、被伤害？ 五、2018年12月18日，伊藤诗织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的铃木昭洋裁判长宣读了判决书，裁定伊藤诗织胜诉，要求山口敬之向伊藤诗织支付330万日元（约21万人民币）的民事赔偿。 日本法院终于在这份裁决书中，承认被告“在原告没有意识且严重醉酒的情况下，在没有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与原告发生了性关系，原告直到今天仍在遭受记忆闪回和恐慌情绪的折磨。” 宣判结束后，伊藤诗织高举写着“胜诉”两字的横幅，与律师刚走出法院，便被围在法院门口前的大批群众围住了。人们自发地冲这个勇敢的女性鼓掌和欢呼，让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这是日本法院首次承认伊藤诗织是“被迫发生性关系”，也是日本法院第一次迎来公开出庭的性侵受害人。在这之前，日本从来没有出现过有勇气面对公众的性侵案女性受害人。 法庭外，伊藤诗织对媒体说：“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许许多多条信息，告诉我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和我站在一起。我现在心情很复杂，虽然胜诉了，但并没有减少我受到的伤害。” 顿了一会，伊藤诗织又说：“我常用房子自比，作为女性，性别是我的根基，当我的根基受到侵犯，我感到我整个人摇摇欲坠。自那件事发生以后，我无法再过日常的生活。我整日坐在房子中无所事事，我忘了所有的事，我变成了一座空房子。所以我要站出来。” 日本法律界人士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对性侵案的受害人产生社会偏见，是因为日本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日本对于性骚扰的立法非常全面，打击力度也很大，但对于更具侵害性的强奸罪却规定宽松，惩罚力度不足。日本法律有关条款都“高度容忍强奸行为”，很难有效制裁犯罪嫌疑人。 与其他国家注重嫌疑人的客观事实行为不同，日本刑法却过分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动机。只要犯罪嫌疑人坚持把性行为说成“双方自愿”，那么即使客观罪证非常明确，也很难判定有罪。所以，在日本修订刑法中有关强奸犯罪的部分之前，“强奸罪”基本上形同虚设。 这场迟来的正义，诗织等了整整四年。她说，“我怀念无所顾虑地和朋友们去酒吧、咖啡厅闲聊。人们不会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对，我怀念那种生活。” 伊藤诗织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那个强奸犯仍逍遥法外。她表示将继续向高等法院上诉，一定要让对她施暴的男人，受到该有的惩罚。 六、虽然诗织赢了官司，但在日本，女性地位仍然十分低下。每天都有很多女性受到性骚扰，但她们出于种种顾虑，并不敢站出来指控那些侵犯她们的男人。 日本家庭大多是典型的女主内、男主外模式，这就造成女性经济能力普遍低，男性有更高话语权，这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家暴、出轨甚至离婚事件层出不穷。 说起来大家也许不信，在超过1300万人口的东京，只有一家“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里面的工作人员，只有人几个上了年纪的阿姨。所以日本女性就算受到侵犯，也很少会想到寻找这种机构帮助，因为一点也没用。 在伊藤诗织站出来之后，日本政府表示将在全国各地建造更多的救助中心，以帮助类似伊藤诗织这样的受害女性。 如今，走出阴影的伊藤诗织加入了日本性教育志愿者协会。每年她都到很多学校演讲，教女生们如何保护好自己。 在演讲中，伊藤诗织总会对那些女生说：“一只蝴蝶的翅膀扇起的风是微弱的，而千百万只蝴蝶的翅膀能够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 伊藤诗织在日本性教育志愿者协会有间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改变了她一生的著名记者清水洁送给她的一张条幅，上面写着几行字：“女性的觉醒，在女性自己。女性的救赎，也在自身。这条路虽远。但只要开始，我们就在路上。” 参考资料：《检察风云》杂志（2019年8月刊）：《伊藤诗织：我不愿做一个完美受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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