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力量）的标识，以党派旗帜为国旗，会给该政治力量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国民革命开始后，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认同党治和革命的象征。因革命理念、政党关系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易帜”都有回应。他们在诠释旗帜象征意义、表达对旗帜认同的同时也展开政治互动。在国民党“易帜”过程中，对旗帜象征的诠释和运用成为三个政党进行政治博弈的方式之一。各方对旗帜的理解、认同、意义诠释和运用，反映了三个政党不同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此间旗帜、象征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现代政治活动中，旗帜往往是政治力量（或党派）主义或精神的象征，也常被各政治力量赋予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鼓动情绪和建构认同的政治符号。在近代中国的多次政权更迭中，各政治力量屡次以党派旗帜竞争国家旗帜，试图将含有党派意识形态的象征变为国家的象征，以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国旗，不仅是建构国家认同的国家象征，也容易成为执政者用以建构政权认同塑造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符号。
由于近代中国国旗的此种特质，不论是民初各政治力量以协商民主投票方式议定国旗，还是国民党在国民革命时期以武力方式“易帜”，国旗的产生过程都充满了政治力量的博弈。这一现象在国民革命时期的“易帜”过程中尤为突出。由于此间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青年党三党竞革，各有自身的政治理念和利益诉求，国共两党先合后分，三方“文斗”“武斗”并举，并对各自认同的旗帜有不同的认识和诠释，这增加了此间“易帜”的复杂性。以往学界对近代中国国家象征国旗的研究，多偏重于对旗帜制定演变史实的建构，或是对旗帜政治运用的单线呈现，未能对国旗建构中其他政治力量的因应予以全面呈现。基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察国民党在“易帜”过程中，具有不同革命理想和政治诉求的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如何认识国旗和回应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进而展现旗帜、象征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国民党以党旗为国旗的早期努力和北伐“易帜”
国旗是塑造认同的重要政治符号。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力量）的标识。以党派旗帜为国旗，会为该政治力量带来更多的符号资源。中国国民党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前，就曾多次以党派旗帜竞争国家旗帜。1906年同盟会各派商讨未来中国国旗式样时，竞相以自身旗帜为国旗旗式，孙中山以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为最早的革命旗帜，以其载有先烈革命记忆为由，坚持以该旗为国旗。孙中山以派系旗帜为国旗，意在凸显兴中会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孙中山、黄兴二人在此次商讨国旗中矛盾最为尖锐。孙中山认为黄兴提议的井字旗不美观，有复古之嫌。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也不美观，旗式效法日本国旗，不适合作中国国旗。孙中山为改善旗帜外观，仿效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色旗，将青白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三色旗，以符自由、平等、博爱之义。黄兴为革命大局计，勉强遵从孙中山，表示只求革命，对曾有“流血之革命旗，则赞成用之”。虽然孙中山、黄兴在未来国家旗帜上达成共识，但同盟会各派关于国旗式样却未能统一，各派在武昌首义前历次暴动中与首义后各地的举义中，皆悬挂各自的旗帜。在各省相继独立建立军政府后，面对朝野悬挂的各色旗帜，以统一国旗进行国家整合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此时，各政治力量再次以自身旗帜竞争国家旗帜。1911年11月南北达成停战协议后，12月4日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开会讨论中国国旗式样，认为青天白日旗式样明白简单，铁血十八星旗灿烂美观，可为革命永久纪念之用，但十八星代表十八行省，范围狭隘，中国版图包括西藏、青海、满洲、蒙古等地，此次革命目的在于收回“满洲政权”，于版图无丝毫影响。江苏都督程德全提议的五色国旗可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有“五族共和”之意。该旗“即可表明革命行为，系为政治改造而起，非为种族革命；又能缓和满、蒙、回、藏各族的心理隔阂，与汉人共同努力赞助共和”。在参会的田桐看来，程德全之意“既有心于民国，复无违背故主之嫌。名曰五族共和，易使清吏有反正之口实”。据他回忆，对程的提议，群以为是，“反对者一言未发，遂通过”。定五色旗为国旗体现了各派势力的消长。武昌因打响第一枪，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关键，武汉也一度成为革命中心，这为武昌首义时所举共进会之铁血十八星旗竞逐国旗增加了不少筹码。事实上武昌首义后已有人将十八星旗当国旗使用。不过在汉口、汉阳相继被袁军攻陷后，革命中心转到江浙一带，江浙革命党掌握了革命的主导权。孙派革命党领袖在首义前后多在海外，其势力范围也限于广东一隅，实力逊于两湖、江浙等地革命党。国旗最终选定将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由参议院议决。孙中山于12月25日回国后，被选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面对五色旗被定为国旗的结果，孙中山不以为然，坚持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并以临时大总统身份拒绝南京临时参议院以五色旗为国旗的提案。但在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参议院北迁，北京临时参议院提议以五色旗为国旗的议案于1912年6月5日通过。6月8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以五色旗为国旗，商旗适用国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在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后，孙中山坚持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在1919年出版的《三民主义》中强调陆皓东所定之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五色旗为清朝一品武官旗帜，表示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所致。孙中山表示辛亥后革命失败，革命党二十年来以先烈鲜血所“沃成”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没能作为国旗，反而以清朝一品官员之五色旗为国旗，难怪今日民国“变成亡国大夫之天下也”。孙中山一再强调五色旗为清朝官员之旗，意在暗示五色旗不能作为民国国旗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再行革命是国民党刻不容缓之事。在苏俄的帮助下，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发起国民革命，武力“易帜”。1924年6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及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一案。国民党先在其统治辖区内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1925年元旦，广州公安局发出布告，命令商民元旦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新国旗，否则将予以处罚。元旦期间，国立、省立、市立和其他学校校门均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广东大学是日上午在礼堂举行庆祝会，到者两千余人，全体向新国旗、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北伐开始后，国民党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支持革命和党治的象征，国民革命军每攻克一地，各地官民自愿或迫于压力，纷纷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示支持革命和党治。1926年7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攻克长沙，军长唐生智驻扎湘潭。长沙国民党党部、各法团派代表13日赴湘迎唐生智。唐生智表示革命工作必须彻底，对反革命和不革命都有法治之。革命军压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认同和支持革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迎唐生智代表返长后，立即通知各地商会赶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高脚牌沿街通告商民购买，高悬旗帜欢迎革命军。14日上午，长沙城内外商民纷纷向商会购买新国旗悬挂，中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已飘满长沙大街小巷。唐生智入长沙后，宣布实施党治，全面革新的第一条就是“易帜”。7月17日唐生智通令全省废除五色旗，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各地工农运动的配合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1927年3月已相继打垮吴佩孚、孙传芳部。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各地军民相继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至此，除边疆一些地方外，作为国民党和党治象征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已遍悬于全国。在国民党北伐“易帜”过程中，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利益和政党关系的不同，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的行为都有不同的回应。
二、中国青年党的“护旗”活动及对“护旗”正当性的诠释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青三党都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民族和国家问题，但三党在主义和革命主张上有很大差异。国民党信仰三民主义，主张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主张阶级革命，两党在国民革命时期都将“打倒列强除军阀”，实现民族革命作为革命目标。中国青年党信仰国家主义，主张全民革命，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以“内不妥?，外不亲善”为策略。中国青年党反对国民党北伐“易帜”，将国民党“联俄联共”视为“赤化”。在国民党北伐以党旗为国旗的过程中，中国青年党以北方各军阀为后援，发起“拥护五色国旗”运动，反对国民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中国青年党起初与孙传芳等政治力量并无关联。1926年8月，孙传芳部在江西修水、南浔路一线作战失利后，孙的幕僚万鸿图指出国民党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在于他们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五省联军要立于不败之地，也要以主义维系。这时中国青年党正想打入军队，借势发展组织，于是双方展开合作。孙传芳在南京创办金陵陆军军官学校，专门为五省联军培养军官，双方合作后，由余家菊等任政治教官，教授国家主义理念。金陵陆军军官学校还设有“校呼”，每天早晚点名时由值日官领呼，内容为“内求统一，拥护五族共和。外求独立，反对强权侵略。拥护五色国旗，拥护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万岁，联军万岁。五色国旗万万岁。”“校呼”也是孙传芳和中国青年党此间的政治口号和诉求。1926年10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在江西激战，为声援五省联军，中国青年党“双十节”在南京、北京、上海、日本神户和长崎等地发起“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反对“易帜”，为“讨赤”造势。南京是孙传芳大本营，“护旗”活动声势浩大。10月10日，有国光社、光华社、国铎社、国风社、醒狮社和国家主义青年团等十多个团体在东南大学大礼堂参加“护旗”宣誓典礼。宣誓结束分十路沿街演讲、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据说五色国旗标语最为“触目惊心”：用红黄蓝白黑五色纸写上五种标语，贴成五色国旗式样，以黄色纸条镶边成旗杆状，远望像一面五色国旗。标语皆为中国青年党的政治口号，如“拥护五族共和的五色国旗”“反对以党旗代国旗”“五族共和万岁”“反对赤化”和“打倒赤化侵略”等。为壮大声势，中国青年党在日本神户和长崎积极联络和组织中国留学生和各省同乡会发表“护旗”宣言，声讨国民党“易帜”。在此期间，国民党将神户华侨公立同文学校纪念国庆日的五色国旗强行换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打伤该校校长、多名教员和学生。中国青年党借机在国内外宣传此事，声讨国民党武力“易帜”。中国青年党还派人去国民党会议现场捣乱。是年11月12日，国民党东京神田中华青年会开会纪念孙中山诞辰，邀请犬养毅等日本名流演讲。中国青年党是日集合众多党员，雇佣十多名华工壮势，在质问“双十节”为什么不悬挂五色国旗反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双方发生冲突。结果中国青年党失利而归。之后，中国青年党召集党员，组织“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派人四处运动各省同乡会加入，组织“留日中华学生总会”加入“护旗同盟”。同时，还与中国驻日公使接洽，取得经费上的支持。国民革命军一路高歌猛进，孙传芳在节节败退后北上联合张作霖，被任命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护旗”运动重心转至北京。1927年元旦，中国青年党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地再次发起“护旗”运动。1926年12月29日，北京国魂社、国家主义青年团等团体在北京中央公园“今雨轩”开会，到会者达六十余团体，决定1927年元旦组织三十余宣讲队，在四城演讲，由各团体共同执行散布传单任务，派代表到北京以外宣传，所有团体捐出基本金等项。对中国青年党在北京发起“护旗”运动，北京的日文报纸《北京新闻》认为有60多个团体参加是“虚张声势”，此举“与某方军阀有如何关系，尚未判明；倘若这不是军阀的主使，说不定是策士借此迎合军阀，可以捐点运动费吧。”周作人认为他们是徒劳，如果要“护旗”，须在武昌、南昌等国民军占领地区宣传，在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发传单“大可不必”。国民党还派人去“护旗大同盟”会议现场捣乱。在1927年元旦南京“护旗大同盟”大会演讲环节，台下不时传来“好走狗”“张宗昌的走狗”和“不要脸”等声音。中国青年党在发起“护旗”运动的同时，也对“护旗”的正当性进行诠释。国旗为国家象征，不可轻易变更，国民党出师之名在打倒列强除军阀，寻求民族独立解放，非推翻中华民国。中国青年党将中华民国与“北洋军阀”进行区隔，强调国民党没必要变更国旗。曾琦表示国民党是革“共和国体”之命还是革“北洋军阀”之命，若不变更国体，只打倒军阀，则无更换国旗必要。中国青年党质问：北伐出师之初，国民党不是要打倒列强除军阀，以谋国民革命之实现吗？五色国旗是中华民国象征，与军阀何干？曾琦认为变革国旗和国体不是不可，而是要通过合法程序，要待统一政府成立后，召集正式国会，提出“更改国旗案”，经国民代表多数通过后方能“易帜”。试观世界各国政党轮替执掌政权，几乎无敢更换国旗者。中国青年党还从国旗的象征意义上论述五色旗作为国旗的正当性。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能容纳各族各派于中央政府之下，具有塑造国家认同的作用。这也是民初以五色旗为国旗的原因之一。中国青年党表示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人人都知道五色国旗是“五族共和”的象征。“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托庇在五色国旗之下，应尽力完成真正的五族共和。”五色国旗是“五族共和”的具象化，“五族共和”精神由五色国旗的五种颜色展示给民众，使民众永远照此努力，不忘记建国时的苦心。中国青年党指出中华民国国旗之所以用五色旗，意在强调“五族”永不分离，五色国旗使“五族”人民心中都深深印上“五族是一家”的烙印。如今将代表这个“大团结”的五色国旗废掉，“是不是自启离贰？结果是不是西藏归于英，蒙古附于俄……？这样，中国还能自存吗？”国民党与中共合作后，北方军阀和舆论界以“赤化”视之。“赤化”主要是指国民党受苏俄影响进行国共合作和学习其党治。中国青年党在回应“易帜”时，将国民党废除五色旗改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视为“赤化”的开始。由于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理论与中国国民党的国民革命理论有相通之处，因此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相对较少。而中国青年党的理论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水火不容”，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论战对手。因此，中国青年党在通过旗帜谈论“赤化”问题时，主要歪曲中共与“易帜”的关系，污蔑中共。林君劭指出中共“着了国民党的道袍、背了孙中山的招牌、捧了苏俄的圣旨”，废除中华民国的五色国旗，代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中国青年党在1926年国庆“护旗”宣言中，指出青天白日旗本为孙中山制定，自中共加入国民党后，添“满地红”以表示“赤化”之野心，之后借北伐废除五色国旗，易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中国青年党强调“国旗不存，国于何有？”中国青年党所言中共为青天白日旗添加“满地红”旗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青年党表示自己反对“赤化”的原因在于，国民党要推翻北京政府，更重要的是苏俄借助国民党实施对中国的企图。他们指出中共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代五色国旗，表面上是帮助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实际上是替苏俄在中国“开辟势力”，他们军力所到之处，也是苏俄势力所到之处，如果现在坐视国旗被人毁弃，“恐怕不久国家也就要被人葬送了”。中国青年党在回应国民党“易帜”的过程中，通过发起“护旗”运动和对“易帜”的声讨，都是在强调国民党“易帜”的非法行为和五色国旗被作为国旗的合理性。国旗竞争的背后反映了各方在政治认同和诉求上的差异。面对中国青年党发起的“护旗”运动和相关的舆论攻势，国民党在以党旗代国旗的过程中也进行了相关回应，论证“易帜”的正当性。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政治力量不仅可以用旗帜来象征自身的政治属性和建构自身的政治正当性，也可以从负面意义上指称异质力量的旗帜，弱化对方的政治正当性。对中国青年党国体不变、国旗不变的论说，国民党赋予了五色旗各种负面的象征意义，认为其非变不可。国民党在论述中指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下的人民获得了“相当的解放”，比五色旗下的人民快活多了，因此全国人民只认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是“解放他们的象征”，是中华民国真正的国旗。中国青年党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所拥护的五色旗是“反革命”的旗帜。余冀达就称五色旗是“破碎支离侮辱不堪”的旗帜，是代表军阀政客的国旗，数十年来，独夫当国，群盗割据，“多少罪恶借五色之旗以行”。对中国青年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赤化”之象征，国民党一方面从历史事实上予以驳斥，一方面从旗色的象征意义上诠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正当性。对中国青年党所说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赤旗”的问题，国民党强调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前制定，即便如中国青年党所言，是中共或陈独秀请求国民党添加“满地红”作国旗，也是孙中山的本意，与中国青年党所谓的“赤化”无关。况且这些论说完全是无中生有，不符合历史事实。国民党强调“易帜”是孙中山认为五色旗不足以代表中华民国，才改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要留心孙先生历史的都知道”。杨志行指出孙中山在流亡日本时就制定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那时还没有“联俄联共”，更谈不上“赤化”。陈德征强调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是孙中山首创，五色旗“不是孙先生心里所要的”。对中国青年党所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旗色方面的“赤化”象征，国民党也从旗色的寓意方面予以阐发。国民党称中国人以“红”为吉，“赤化”就是“吉化”，虽然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反革命者都用“赤化”来骂国民党，其实是向我们祝福。希望从此万事“吉祥”，革命尽快成功，等以后全世界被“吉祥”化了，世界革命就成功了。张振振指出“青天白日”中的“青天”是“正道”之意，“白日”是“纯洁素净”之意，“青天白日”放在一起就是清明白净，有不容坏事发生象征光明之意。“红”是“热血”之意，“满地红”是满地热血的意思，因此以“满地红”为国旗底色，并非“赤化”，“乃是一般志士仁人为保持人间的正道而流血的象征”。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是国家主义派以“赤化”指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一个原因，国民党在“清党”前后对政治生活中国共旗帜安排的反应也前后迥异。两党合作之时，国共双方的旗帜经常被中共放置在一起，作为展现双方合作的象征，如由周恩来设计的黄埔军校毕业证，上方为孙中山的肖像和青天白日旗，下方为镰刀斧头徽。对这种政治符号的安排，会有部分国民党反对，不过在北伐统一战线的前提下这些安排还是能够存在的。但国民党“清党”后，也在政治符号上与苏联、中共划清界限。如有国民党人将这种用双方的政治符号来展现国共合作的行为视为中共“心怀篡夺”党权的表现。张振振称苏联共产党党旗、服饰、用具和签字多用红色，红色几乎被共产党独占了，怪不得人家说它是“赤俄”“赤化”，国民党的“满地红”不是“赤化”，是先烈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象征。此时国民党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旗色的诠释中，虽然没有像后来在1929年编撰的《党旗与国旗》宣传册中那样赋予旗色强烈的意识形态，瑏瑢但这些新解里已赋予旗色革命意象，暗示旗帜的革命性。国民党在民初以党旗竞争国旗时，就不断强调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革命象征，将旗帜的历史和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绑定在一起。在回应中国青年党对五色国旗正当性的强调时，国民党也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革命性和革命历史予以强调，指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中华民国国旗的最佳选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最具革命性和革命历史性的国旗，它是兴中会时代革命起义之标识，孙中山定之，陆皓东殉之。国旗的制定，以代表革命性和革命历史性为合格，故除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外，“尚有其匹者乎？”国民党对中国青年党“护旗”运动的隔空喊话，是在论述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的政治正当性，也是为其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建构政权认同服务。在国民党北伐“易帜”期间，国共两党先合后分，中共最后遭到国民党的追剿。这种前后迥异的政治处境，使中共对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象征意义在认知和指称上也前后各异，这导致中共对中国青年党的“护旗”和国民党的“易帜”也都有不同的回应。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正式合作前，与国民党还不存在政治认同的基础，因此中共此时是将五色旗视为中华民国的国家象征。在中共党人眼中，五色国旗也没有后来派系（或政权）象征的指称或者负面的象征意义。例如，1923年1月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在谈到“平民政治”与“联邦主义”时，为了说明“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就以五色国旗为例，说“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在李大钊对五色旗的表述中，并没有将五色旗视为“北洋政府”或“反革命”的标识，而是以“中国的国旗”称之，他对五色国旗“五族共和”的象征意义也是认同的。如果说在国民党北伐之前中共将五色旗视为中华民国的象征，那么在北伐开始后五色旗则成为“北洋军阀”和“反革命”的象征。陈独秀在批评国家主义派发动“护旗”运动时指出，自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只有“中华袁国”“中华段国”“中华直奉国”，而没有“中华民国”，“既然还没有中华民国，那里还有什么中华民国国旗？”那些议决中华民国国旗的国会，也不过是“北洋军阀的御用机关”；那些高叫“拥护五色国旗”的人，只不过是“从前拥护龙旗的保皇党后身研究系和孙传芳国都里的几个顺民。”既然中共此时已否认了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合法性，那么五色旗也被降格为政权和派系的旗帜，被打上了负面的象征意义。中共指出虽然十五年来在“北洋军阀”支配下，各机关、各衙门的五色国旗都悬挂得“很虔敬”，但我们只看到“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结合一致的来宰割中国人民，榨取精血，至于不能呼吸”，哪里找得出“共和”的气息、独立的象征？五色国旗自出世以来即成了“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政权的象征”。在陈独秀的论述中，五色旗已成为“帝国主义与卖国军阀”的象征，失去了作为国家象征的正当性。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青年党三党竞革中建构起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话语下，个人和政治力量的政治属性除了“革命”与“反革命”之外无他。因此，在国共两党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视为代表“革命”的旗帜时，“北洋军阀”的五色旗也自然被中共视为代表“反革命”的旗帜。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部在江浙一带激战时，陈独秀就以“五色旗”代表“反革命”的北方军阀，以“青天白日旗”代表南方革命军，指出“反革命的国家主义者，当然要大喊拥护五色国旗！”对中国青年党称中共为青天白日旗添加“满地红”底，将“满地红”视为“赤化”象征的言说，陈独秀认为中国青年党以“满地红表示赤化”，并以此作为反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理由，是“无知的小孩子”。陈质问五色国旗第一条就是红色，不也有赤化嫌疑吗？马路上到处都是小红旗，各国国旗上也有很多红色，许多纸烟火柴盒子都是“满地红”，婚庆喜事都是用大红纸写字，都穿红色衣服，难道都是赤化吗？若要这样杜绝“赤化”，“连药书上的红花橘红和词典上的赤胆赤心红梅红日都应在删去之例了！”关于中国青年党认为是中共主张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代替五色国旗，陈独秀指出中国青年党不敢反对国民党，只好说中共假冒国民党，他们所攻击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是“假冒”的吧？陈独秀指出中国青年党稍有理性，就不该否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就制定的这一事实，就不该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擅自送给共产党”。对中国青年党有关变更国旗与国体的问题。笔名为“梦吾”的作者认为，国旗是象征某一势力（政党或民族）的政权统治，与国体变更不能混为一谈，在一国政权经过战争或革命后，只要执政党发生变化，常会改变国旗。而且在革命运动中，民众的最大目的在夺取政权，国旗不是革命的前提。“国民党是代表中国整个的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只要她的政策和政纲是为多数民众所拥护和同情，则她的主张和行动就是代表民族的”，而不能认为是一党的主张和行动。而中国青年党口谈“全民革命”，说中共“篡权”“易帜”，实际是借“反共”“反赤”的口号“来攻击国民党一切国民革命的行动”。中共对国民党“易帜”的回应在国共合作前后也迥然有别。国民党自视为革命政党，自清末制作党旗国旗始，就赋予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革命的意象，将自身的旗帜视为革命的象征。在国民革命时期亦如此。中共在国共合作阶段也是这样认为的。李大钊于1926年元旦在北京翠花胡同举行升旗典礼演讲时，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称为革命的旗帜，将“赤化”和“青白化”都视为革命的象征，他指出“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中共不仅将国民党的旗帜视为“革命”的象征，也对国民党北伐“易帜”的历史及意义进行宣传。中共对国民党旗帜革命象征的称谓和认同，以及对国民党“易帜”的宣传，都因国民党“清党”而告终。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清党”，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中共对国民党政治认同的基础也丧失殆尽。国民党“清党”后，中共认为其背叛了孙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国民党变成“反革命”的政党，原先被视为革命象征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也成了“反革命”和“白色恐怖”的旗帜。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军阀到处借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屠杀群众，现在群众已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视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瞿秋白将“清党”后的国民党称为“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反革命党”，表示“如此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自然始终变成纯粹白色恐怖的旗帜了”。这时，在中共看来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与五色旗一起都成为“反革命”的旗帜。在“东北易帜”后，国民党的旗帜代替五色旗，已是集“反革命”旗帜之大成了。中共在向社会各界宣传国民党背信弃义屠杀革命群众的同时，也在向他们宣传革命旗帜的变化，号召革命的工农群众拿下“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举起革命的镰刀斧头红旗。例如，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第25号通告，在命令各级党部对国民党进行的各项工作中，其中一条就是在每一场斗争和运动中，向群众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并且“告诉群众撕毁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的红旗”。1928年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在告上海的工友书中，希望他们利用过年回家的机会，向父兄、亲戚、朋友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宣传中国的革命状况，其中就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工农革命的旗帜是镰刀斧头红色旗的内容。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都被中共视为“反革命”的旗帜后，镰刀斧头红旗则成为唯一的革命旗帜，拿下“反革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举起革命的镰刀斧头旗也成为中共进行民众动员的口号。
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动荡、政权更替频繁、不断革命、权威缺失又要不断重建权威和认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国旗具有塑造国家认同和塑造政党认同的双重功用，国旗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力量）的标识。以党派旗帜为国旗，会为该政治力量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所以，每次革命后政权更替，政治力量都会将前政权所使用的与自己无关的国家象征全部废除，努力将自己党派的象征变为国家象征，以此来塑造新的认同和政治正当性。国民党自同盟会时代始，孙中山就努力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变为国旗，以为自身争取更多的符号资源。国民革命开始后，国民党以党旗为国旗，北伐“易帜”，以武力重塑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权威，并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认同党治和革命的象征。对国民党的武力“易帜”，因革命理念、政党关系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都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们在诠释国旗（旗帜）象征意义、表达对旗帜认同的同时也展开政治互动。在各方对“易帜”的回应和互动中，对国旗（旗帜）象征的诠释和运用成为各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博弈的方式之一。通过国民党“易帜”过程中对各方有关国旗（旗帜）的理解、认同、意义诠释和运用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三大革命政党不同的政治诉求，以及此间旗帜、象征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