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现代汉语中的同音字。 受发音器官的限制，按照国际音标，人类的口鼻腔只能发出107个音素。如果要发出一个音节，除了元音可以单独发音成为一个音节，要辅音搭配元音才可以，人类能发出的元音有28个以上。在人类的7000多种语言中，Arrernte语、Circassian语、Ndu languages语元音最少，只有两个；日耳曼语系元音比较多瑞典语有17个，东亚讲单音节语言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元音只有5到6个；纳米比亚人和博茨瓦纳人说的Taa language语中元音甚至有20~31个。 这样理论上在人类的发音中，可以有2212（79*28）个音节。就算按照汉语里那样，元音及其变体还可以搭配介音形成韵母，两两组合也只有2500（50*50）多个音节。通用汉语中有21个声母，24个韵母，两两组合能产生504（21*24）个音节，我们的通用汉语中实际上也只有400多个有效音节，加上声调也不过1600个音节。 假如一个音节对应一个概念，表达一个意思，对于解释和理解这个世界，2500个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人类产生语言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混合应用组合音节来表达众多概念的。从而有的发展成多音节语言，有的成为单音节语言。 中国的汉语一开始也许是多音节的，但现在是单音节的，有人认为这是受了甲骨文的影响。甲骨文一开始一个图形代表一个概念，假如当初的语言是多音节的，读甲骨文的时候，一个图形就要对应几个音节，长时间以后，人们为了简约，就慢慢发展出了一个甲骨文图形只对应一个口语音节的读法，这样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口语，最终使汉语变成了一种单音节的语言。 那么，甲骨文是不是一开始就不是对应口语，纯粹按照甲骨图像的所指概念来组合意义的呢？也许一开是这样的，但我们在看一串符号时，总是想把它的意义读出来，哪怕看一幅图画式也想这样。现在我们挖掘到的最早的甲骨文字里面，是有形声字的，这说明至少在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甲骨文字里面，当时这些字是可以阅读的，虽然，它不是完全按照口语的语法来进行阅读的。这是因为，假设一开始先民们讲的语言就是单音节语言，那么，甲骨文中不可能一下子创造出全部的图形文字来对应口语里的所有音节，很完整地按照口语里的习惯，用甲骨文来书写。直到如今，所有的汉字也不能做到完整准确地按照吴语、粤语口语里的音节发音来记录，这说明了，甲骨文一开始是简明扼要地记录概念的，而不是通过记录语音来表述概念的，因此，甲骨文一开始的书写就脱离了口语里的语法，在漫长的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书面语法，后来发展出来的金文、篆文文字都是按照这种书面语法来组合的，这就是一个字读一个音节表达一个概念的文言文。 受音节的限制和文言文是书写特点，甲骨文一路发展到现代汉语，汉语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的同音字。到2005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收录的10863个单音节字中是词的只有4901个，占所有单音节字的45.12%。单音节同音词的比率达96.61%。虽然，汉语中一音多字的产生是必然的，但其形成的方式还是多方面的。 首先，同音字来源于古人在书写文言文时对“假借字”方法的使用。 “假借”是指借用已经有的形近、音同的字，不造新字来表达新意义的用字法。是一种旧字翻新，而这种借旧翻新的方法，却往往是借而不还。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命令的令、县长的长都是没有其字的，而是“依声手事”，用县令的“令”、长短的“长”来代替。 还有，例如：“难”原是鸟名，借为“艰难”之难； “长”是长发，借为长久之长； “久”是“从后灸之，借为“久远”之久； 早晚的“早”写成“蚤”，（《礼记.乐记》：发扬蹈厉之已蚤。）； 飞翔的“飞”写成“蜚”； 屎尿的“屎”写成“矢”，（《史记.廉颇蔺相如传》：顷之三遗矢。）； “尿”写成“溺”，（《庄子》：道在屎溺。）； 其次，语音形式的演变导致同音字。 古今语音形式的变化属于语音史上的原因，主要是古今韵变，即古异韵，今同韵。如“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两至，忌道是天'因’”，这首诗是唐朝胡曾写的嘲笑他的妻子语音不正而创作的。可见当时“十”与“石”，“针”与“真”，“阴”与“因”不同音。查中古《唐韵》、《广韵》等韵书得知：“十”是入声“缉韵”字，“石”是入声“真韵”字；“针”是平声“浸韵”字，“真”是平声“真韵”字；“阴”是平声“浸韵”字，“因”是平声“真韵”字。至少可以说中古时代这三组不是同音词。又如，同音字“东”与“冬”、“青”与“清”、“盐”与“严”在“广韵”里都分属不同的韵部。“东”音“德红切”；“冬”音“都亲切”；“青”音“分经切”，“清”音“七情切”；“盐”音“余廉切”，“两”音“语检切”，说明起码在《广韵》出现的时代，这三组词不同音。又如“作”与“做”在古汉语里也不同音，“作”属入声，“做”属去声，现在发音相同，都念“zuò”。 第三，不同的领域在造字时在语音上偶然重合，导致发音相同。例如：“电”、“店”。 由于上面的原因，产生了大量的同音字。本来这些同音字现象可以让人意识到文字在和语音的结合过程中，语音中本身有一定的规律重复。但是，东晋之前的古人没有兴趣或者能力来提炼出相同的语音符号，来进行有规律地学习。直到东晋的佛教的传入，在翻译字母化拼写的梵语佛经的过程中，一些对声音敏感的学者才从眼花缭乱的汉字图形中归纳出汉字中的具有相同韵母的汉字，把汉字变成韵书，乃至到唐代又归纳出声母（三十声母）。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进一步把相同的韵母和声母进行符号化处理。这个工作要等到明朝，西方的传教士到了中土，才开创了字母拼写汉语的历程。 二、现代汉语中的同音词。 古汉语在产生一音多字的同时，由于对各种范畴的汉字进一步概念细分，又产生了一字多义的现象，文言文在被语音搅得一团糟的情形下，又被语义搅得一塌糊涂。例如，《论语》里的“信”就有十个不同的语义。 言语（20.3） 诚信（1.4、1.6、8.4、14.31、15.18、17.6、17.8） 信用（1.5、1.7、1.13、2.22、8.16、13.20） 忠信（1.8、5.28、12.10、15.6） 信心（5.6） 相信（5.10、7.1、14.13、14.14） 信任（5.26、12.7、19.10、20.1） 信念（8.13） 信仰（19.2） 立信（20.1） 这种情况要到民国时期，基于口语的现代白话文汉语的产生才有所改观。因为，同一族群的人们用口语来交流时，很少有因为语言本身的问题而造成沟通困难，他们天然地用多音节的组合来表达各种概念。如果，书面语按照口语白话的习惯来进行多音节组合表达，那么同音字造成的困惑就会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掉。但是，现代汉语中的词汇虽然来源于口语的习惯来排列组合，但毕竟还是靠汉字的字义组合来翻译和创造新词。汉字的积重难返，同时使现代汉语里也有很多同音词。 二十世纪初，现代汉语同音词约占词汇总量的十分之一。例如，在《汉语拼音词汇（初稿）》所收的20133个词中，同音词有2100多个，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43171个双音节词，其中双音节同音词有7915个，占双音节词总数的18.33%。《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双音节词还不全，随着一些新词的出现，现代汉语同音词的数量实际上已约占现代汉语词汇总量的五分之一。 现代汉语中的同音词，其产生的原因和汉字的同音字有相同的生成原因，也有不同的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点： 1、不同的领域在造词时在语音上偶然重合。 现代汉语中语词在语音上的偶然重合，有两种情况，一是全同素同音词，如：“上手(上首或上家)”与“上手(指开始)”；一种是部分同素同音词，这类同音词最多，而且极易混淆，如“大意”与“大义”、“天帝”与“天地”等部分同素同音词中的同素，在该词中一般是修饰成分(当然不全是，如“小篆”与“小传”)，它在整个词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切记”与“切忌”，都强调“切”(一定要)，“异姓”与“异性”中异(不同的)占重要地位。这类同音词大都是类义词，可能在相同语境出现，比如，你切记(切忌)下午吃药”。完全是下午“别吃”还是“一定要吃”呢？难以确知。这类同音词成因地复杂。但很大一部分是同一行业，同一学科门类造词时为突出事物某一角度、某一侧面，如社会科学方面用词“权利”与“权力”，医疗方面“出诊”与“初诊”等。全部同素同音词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是不同行业在造词中各取该词词类一义而产生的同音偶合，如：“上装”(上衣)与“上装”(演员化装)，表面上象在借同形词，其实，前一个“上装”的“上”是方位名词，“装”是指“衣服”，而后一个“上装”的“上”是动词“准备”之意，“装”是“装饰、装饰物”。各行业在造词过程中未曾想到过借词，很可能是取意罢了。全同素同音词，词义一般差别很大，在语境中极易分清。用是否含有同素来划分语音上的偶合的同音词，有利于弄清某些同音词彼此之间的某种联系，找出避免混淆的最佳方法。 2、普通话吸收方言词和外来语形成少量同音词。 我们知道，通用汉语的北方官话语音音节与方言(如吴语沙地话有1400（33*44）多个音节，8个调；广州话有700多个音节，9个调)相比音节少。所以，有些词在方言中本不同音，而吸收到普通话中便与某些原有词同音了，例如，现代汉语从“西南方言”中吸收了“搞”这个词，与普通话中原有的“镐”构成同音词，而在西南方言中本不同音。“权利”和“权力”两个词在吴语沙地话中发音是不一样的，前者是“jioelih”，后者是“jioelieq”。利是阳去调，力是阳入调，而在普通话里，这两个词是同音词，都是“quánlì”。“法制”和“法治”也是同样情况，前者是“faqtsyh”，“制”是齿音不送气清塞音，阴去调；后者是“faqdzyh”，“治”是齿音浊塞音，阳去调。汉语吸收蒙古语的“jarn”(音译为“驿站”)与汉语固有的“站”(站立)构成同音词。法语中的“metre”和英语中的“Watt”、“dozen”、“pound”四个量词，在汉语中英译为“米”、“瓦”、“打(dá)”、“磅”，与固有的“粮米”的“米”、“砖瓦”的“瓦”，“一沓纸”的“沓”(dá量词)，体格真棒的“棒”组成四组同音词。日语中的“せきゆ”，汉语为“石油”，借过来与汉语中固有的“食油”互为同音词，再如，“码”和“马”，智利(国名)和“智力”都是这类同音词。 3、文言和白话并用，增多同音词。 白话文取替文言文是汉语史上的重大变革。白话文尽管广泛推广，全面代替文言文，但汉语词汇中以难杜绝文言词，特别是在四字成语以及五言、七言的诗歌中，由于音节配制的特殊要求，必须用单音节的文言词，文白并用难以杜绝。如“以钢为纲”。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受“文从简、含义古、意境高”的习惯用法影响，把“时候”、“已经”用“时”、“已”替代，与“以”构成同音词。 4、省略语的运用，增加同音词。 省略语是多音节词的音节简化，是语言简洁的要求和标志。如“纪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主委(主任委员)等。省略语的运用及原词省略音节的原则性不强，有时人为地随意性很大，也造成省略语在某些语境中表意不清。如“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纪委”与“计委”在日常交谈中也易混。如我在“jìwěi”工作，难知所云。一般地一个省略语应与一个原词相配。省略语以其存在的特有价值而被人们广泛运用。 现代汉语从日语中语中引进了将近7成的词汇，这些基本都是日本在19世纪后半叶利用汉字翻译欧美国家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文章而组合成的多音节词汇。在日本留学的清末学生大量引进了这些词汇，中国人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些词汇使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改进了陈腐落后的思想。随着中国人自己所造新词的不断产生，同音词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造词遣句还是立足于汉字本身的，是一种汉字本位的思维运作模式。汉字海量的同音字造成了大量的多音节同音词，这还是汉字本身遗留下的问题。 三、现代汉语里如何避开同音词。 作为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同音词不是语言的毛病，人们也不会因害怕出现同音词而在造新词时顾虑重重。为了更加清晰地书写现代汉语，我们用如下的原则造词用句，就会避免绝大多数的同音词现象。 1、不要使用“文言”化的单字。 例如，不要把“时候”、“已经”用“时”、“已”替代，与“以”构成同音词。“里面”不要写成“里”，“心理”和“心里”同音，可以把“心里”写成为“心里面”，“例如”不要写成“如”，“修改”不要写成为“改”，“成为”不要写成为“为”等等，要书写多音节词汇，不要省略音节。 2、省略语要考虑关键音节，不要随意省略。 所以试图消灭省略语是没有必要，但规范地使用省略语却很有必要。例如“纪律检查委员会”可略为“纪检委”以与“计委”相区别，“计划生育委员会”略为“计生委”。 3、给可能造成同音现象的词汇加上明确的定义。 例如，“笼子”和“聋子”同音，在说“笼子”时，可以替换为“铁笼”，“竹笼子”等。“前提”和“前蹄”同音，可以把后者修改成为“前脚蹄子”。 4、尽量不要用含糊的词。 例如，“狮子”和“虱子”同音，可以把“虱子”明确写成为“头虱”、“跳虱”等等。 5、可以避开或者漠视一些无用、消极的词汇，让这些对人们的身体和精神有害无益的词汇从人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如果实在要说，就把负面的定义加多一点。 例如，“保健”和“宝剑”同音，可以把“保健”写成“中医保健”。 6、改换可能引起同音的动词。 例如，“提钱”和“提前”同音，可以把“提钱”改为“取钱”。 “胃药”和“喂药”同音，可以把“喂药”改为“给药”等。 7、不要缩略原本是句子的短句。 例如，“送人”和“宋人”同音，可以把“送人”说成是“送给别人了”。 8、给可能造成误会的词汇增加音节。 例如，“十字”和“识字”同音，前者可以修改成为“十字架”，后者可以修改成为“认识汉字”。“思路”和“丝路”同音，可以把后者书写成为“丝绸之路”。 9、可以用叠音。 例如，“笔画”和“比划”同音，后者可以修改成为“比划比划”。 10、不要用古文字。 例如，“北麓”和“北路”同音，可以把前者修改成为“北边山脚下”。 四、同音词不是现代汉语拼音化书写的障碍。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只要掌握运用好以上的10条原则，词汇同音出现的现象必然会大大降低。假如，我们还用说话的方式当作书写的模板——“我手写我口”，我相信就是用汉语拼音把文章书写出来，别人也会一看就是明白，绝对不会再有语义混淆的地方，除非，你本来就没有把语句书写清楚，对应说的话也说的不清不楚，别人本来就很难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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