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广州湾会议”

“东海和硇州是我是的一双管钥，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你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母亲呀，你千万不该抛弃了我！母亲，让我快回到你的膝前来，我要紧紧地拥有抱着你的脚踝。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是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其中之部分。在《七子之歌》里，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当然是香港、澳门和台湾。其实上面引述的《七子之歌》中的“东海和硇州”，是清廷将本属遂溪和吴川的土地租借给法国帝国主义而被称之“广州湾”区域内的两个海岛。从1927年《广州民国日报》的《雷州人民请收回广州湾法租界》的“雷州属之广州湾自一八九八年为法帝国主义者用其海盗手段占据以来、即从事文化经济侵略、近更愈弄愈凶、接济内陆土匪枪械、骚扰內地治变、而致雷州各属频年匪祸、白骨遍野……雷州人民有见于此、转于日前召开公民大会、议决呈请政府从速收回、省政府据呈后、昨已咨行外交部办理、兹将雷州公民大会呈省政府原文节录如下、广州湾为法帝国主义者于一八九八年强清政府租借之地、自是以来、开设中小学校、实行文化侵略、教养青年使责亡祖国、甚且供被驰驱、认贼作父、引诱平民同趋异化、欲及今三十年、广州湾之同胞、已多知有法兰西、鲜知有中华民国矣、此危及吾者一也、法人复利用该湾水深港阔、交通便利、遂开为自由贸易港、实行其经济侵略政策、故自该埠创设以来、瞩目商店、所陈列者尽为法货、而雷州商务亦一落千丈、至于不可收拾、此危害于吾国者二也、雷州频年匪祸、白骨遍野、屋舍坵墟、路无行人、草深没膝、是熟为之、实广州湾自以致也、盖法帝国主义者、以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均不足以灭亡吾国、乃于广州湾设烟赌妓馆、引诱无知平民、破家荡产、X之则挺而走险、多为匪盗……” 之记载披露的消息，可以看到，1898年法帝国主义采用强盗逻辑租借中国土地而称之广州湾，从事文化经济的侵略，是致雷州地区匪患愈弄愈凶，白骨遍野之主要原因。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黄学增为代表的南路地区共产党人，自1922年就开始呼吁当行者收回广州湾，并长期在广州湾秘密设立联络站、地方组织机关和地下武装等，开展反帝反军阀割据等黑暗统治，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要叙述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南路共产党人在广州湾的，地方史称为“广州湾南路农代会”，但本文称之“广州湾会议”。由于当时恶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原因，这次会议沒有保存下来任何文字记载，与会代表也大多为革命牺牲了，今能找到与这次会议的相关史料，仅来自极个别亲历者或时人的回忆，给研究“广州湾会议”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次会议，让我们从研读《中国共产党湛江历史》对这次会议的记载而开始。

在《中国共产党湛江历史》第115―116页有“1927年5月初，临时负责省农协南路办事处工作的朱也赤，会同陈信材、黄广渊等人，在法租界广州湾密商应变斗争计划，决定立即着手发动和组织各地的工农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用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大屠杀。接着，他们以南路办事处的名义，召集南路各县市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农运骨干共三四十人，在广州湾赤坎鸡岭(后转到吴川县石门)召开南路地区农民代表会议(有八九个县的代表到会)。会议分析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的局势，指出革命力量不能坐而待毙，必须改变斗争策略，举行武装起义，同反革命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除此之外，在《中国共产党湛江历史》第116页也有“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南路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会议决定成立南路成立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以加强对全区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

从上引《中国共产党湛江历史》的记载所披露的消息，可以看到，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在上海公然发动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反革命事变。4月15日，以李济森为首的广东国民党反动团伙也成立了以肃清“共产党分子”为职责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特别委员会，大肆屠杀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进而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改组委员会等反动组织后，临时负责省农协南路办事处工作的朱也赤等，以南路办事处名义，在广州湾赤坎召开了有南路各县市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农运骨干共三四十人参加的南路地区农民代表会议，并成立了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以加强对全区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发动武装起义。

但是，在1927年4月16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的《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报道，有“昨日下午五时留粤之中央执监委员、广东省党部……通令本省各级党部于文到三日内、将共产党分子、检举密报本会查办、八、通告cp和cY份子于十日内、到军政督察委员会自首、免予法罪云” 的记载 ；在4月18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的《改组各地农运人员―广东省农民协会改组委员会通令》之报道，有“广东省农民协会自从事改组后，对于会务积极整顿、昨日该会发出通令如下……迅将各路辨事处、各县特派员、一律停止职务为荷”的记载；

在高州档案存1927年4月23日国民党茂名县长熊轼的第一七四号令上，有“张宝三与南路农民办事处王克欧、朱也赤、毛汝梅等来往甚密，每遇民众运动，该张宝三出席演说，与共产党论调相同乃属实情。至于4月21日在全县农民代表大会……” 的记载。因此，《中国XXX湛江历史》载称，1927年5月初，临时负责省农协南路办事处工作的朱也赤，会同陈信材、黄广渊等人，以南路办事处的名义，召集南路各县市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农运骨干共三四十人，在广州湾赤坎鸡岭(后转到吴川县石门)召开南路地区农民代表会议(有八九个县的代表到会)的说法，与史实是不相一致的。因为，1927年4月中旬成立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改组委员会，已经颁发命令改组广东各路农民办事处及县农会，身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并工作于南路农民办事处的朱也赤，在5月还能负责南路办事处的工作？朱也赤等共产党员还敢用南路办事处名义在广州湾召开会议？难道朱也赤等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

然而，究竟1927年4月15日以李济深为首的广东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广州发动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事件后，南路共产党人在广州湾以什么组织之名义？在什么时间召开了有什么人员参加的会议？这就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和难点。由于文献史料缺乏，这就很有必要从亲历者的回忆谈起。

在陈信材1964年的书面回忆中，有“在清党事件发生前夕，吴川党最早得到消息（由吴川县署一个职员和余汉谋部下的下级军官秘密通知），因此在茂名、吴、梅的同志，包括特委和农协办事处同志及各县负责同志，得预先撤退，受损失不大，只有遂溪因路途较远，来不及通知，农协会被捕十余人，其中有'南路’秘书韩盈同志、妇委负责人钟竹筠同志、吴川县委陈克醒同志，都是遂溪县级以上党的干部。当时南路党领导同志及各县领导同志都是撤退到广州湾赤坎法属租界。同年六月间，南路党领导同志召集十五个县（实际到会者不足十五个县）代表会议，代表三十到四十人，成立农民革命委员会，发动武装斗争”；

在湛江市档案馆存一份作者没有署名的《对过去南路斗争的总结》一文，有“K清党开始，负责的同志被捕甚少，（黄学增早已去广州），大都跑到广州湾去，当时在广州湾曾召集各县负责同志成立一个'农民革命委员会’，分头将各县已解散的农民自卫军联络好，进行暴动工作”；

在1986年发现的《李癸泉手册》上，有“请船运学增陈柱中英子安一齐同到广州湾南路特委机关……民国十六年南路特委会议布置控制生猪粮油出国禁止洋货入国五月陈柱杨枝水张勝子安李子兴同志来开党小组会联络黄坡预备队禁止粮食生猪出国禁洋货入国”；

在赖先声的一份书面回忆中，有“区委在港机构所进行的工作措施，可概括如下几项……'四·一五’政变之前之后广东党的情况……并请求速派人主持广东党工作，加强领导，发给五全大会文件……由穆青、杨殷同志和我三人商定，建立潮梅、东江、西江、粤北、南路、琼崖各地区特委领导和联络机构，加强地区领导工作，大力开展农民运动，积极武装农民，发动斗争。具体斗争纲领，俟大会文件发到后，再作具体规定”；

在纪继尧1957年的书面回忆中，有“一九二七年某月，农会完全解散，杨枝水在洋村、塘边村一带，领导组织农民地下军，准备暴动，上面派来方景同志在赤坎暗中组织地下机关，秘密联络海遂农会旧人员。同时，冯克（一名冯祥玉）欧志民（均海康人）也回海遂领导农民起来起义”的记载。

从以上引述的书面回忆史料披露的消息，可以看到，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转移到香港的中共广东区委派方景同志到广州湾建立了南路特委，领导农民秘密开展农民运动。6月，中共南路特委在广州湾赤坎秘密召开有三十到四十人参加的各县代表会议，并成立了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关于此时南路已经建立有中共地方特委的事实，1927年11月9日的一份中共广东省委文件也已明确指出，遂溪、海康农军发起暴动失败后，特委不仅不去指导反而批评遂溪、海康不听总指挥是错误的。从中共广东省委1928年的一份文件披露的消息，可以看到，省委指出的遂溪、海康农军暴动，是指1927年7月初之前暴发的遂溪乐民和海康东海仔农军暴动，而不是指1927年5月14日，在遂溪六区新圩仔扣留乐民警署潘林雄的武装抗税事件。因为，该武装抗税事件最后以谈判而结束，至于1927年夏发生在遂溪乐民地区的两次武装斗争事件将在另文叙述，暂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