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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的“趣味” 撰文·书法/陈篁 去年5月，我在公众号“锦里春风故人”上写了一篇题为《书法的“情”与“趣”》的小文，谈到如何理解书法创作与欣赏的“情”与“趣”，其中一个看法是书法的“情”要通过书法所展现各式各样的“趣”来表达。几天前，偶然读到明代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的短文《癖嗜录叙》，即生顿悟。袁宏道以不足280个字，将艺术创作中“情”、“法”与“趣”的关系讲得生动而明白，把如何进入“趣”的境界讲得简明而透彻。 袁宏道认为艺术家创作的重点不外乎“情”与“法”，所谓情，感情，情绪；法，艺术的技法。袁宏道接着说：“予独谓不如并情与法而化之于趣也。”情与法要融化为趣才是好艺术，而且只有“趣”才能融化情与法。如何实现“化”呢？他以写文章为例，认为文学家在写作时完全融入创作情景，进入到不知不觉的自然状态，写作成为天性的自然发挥，“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趣就诞生了。他说“夫趣，生于无所依…”，趣就是没有功利目的，没有人为操控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超越技艺的状态，一种境界，一种生命方式，“趣者，其天地间至妙至妙者矣。” 袁宏道是晚明公安派文学大师，他积极呼应李贽“童心说”，倡导“性灵说”的文学主张，要求艺术要表达真性情，发自内心的真情感；反对当时盛行的“复古”文学，强调“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要以情真而语直，故劳人思妇有时愈于学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时”。 如何才能得到“趣”呢？袁宏道在另一篇短文《叙陈正甫会心集》说“世人所难者唯趣”，趣之所以难得，是因为“趣”就像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不可言说，“唯心会者知之”。如何能心领神会呢？“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要像幼童小孩那样“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人们只有敞开心扉，摆脱“学问”——即“理”的束缚，“趣”于是在人的自然天性中求得。袁宏道把得“趣”之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老子所说的“能婴儿”，即未被社会污染，处于儿童状态纯天然的人，其可以达到“趣”的“正等正觉最上乘”境界。第二种是“山林之人”，远离喧嚣尘世，摒弃功名利益，不受社会和功利左右，重返自然天性。第三种是“愚不肖”，他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虽品位低下，追求低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放浪形骸，置社会伦常于不顾，也能得“趣”。最无聊最无趣的是“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见闻知识所缚，入理越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袁宏道所言“趣”，是对人性的弘扬，是人性回归真实状态的主张，大概就是今日之人所说的“人味道”吧。然而，今日之人要想找回人味道，何其困难！ 袁宏道对真性情，对人味道的追求，不仅体现在他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上，而且，把“性灵说”的思想贯彻到日常生活之中：“享世人所不肯享之福，说人间所不肯说之话，事他人所不屑之事”。他甚至不再崇尚所谓高雅，而是大口喝茶，大块吃肉，过着眠花宿柳放浪不拘的生活，以大俗向大雅挑战，追求“宁今宁俗”的人味道。 徐渭是明代的才子、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在诗书画及戏曲创作上均有极高造诣，以“奇”称于世。他与世俗时调相背，经常做出孤傲狂放，惊世骇俗的疯狂之举。袁宏道并不认识徐渭，可是他于徐渭死后几年在朋友周望家读到徐渭诗集《阙编》，“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忙问周望作者是谁。周望告诉他是自己老乡徐文长（徐渭字文长）写的。于是“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之后，袁宏道开始收集徐渭诗、文、书、画，两年后写了《徐文长传》。他在《徐文长传》的开头，花了不少文字记录初次读到徐渭诗的经历和惊喜。可以说，《徐文长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袁宏道在写自己，写他在徐渭那里找到的真性情，儿童之趣，赤子之心和人味道。复归人性的追求似乎成为袁宏道的一种癖嗜。 读袁宏道的《癖嗜录叙》，忍不住铺纸发墨，搦管抄录，算是对去年五月所写《书法的“情”与“趣”》的补充。     《癖嗜录叙》（明代·袁宏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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