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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眉山的三苏祠中，楹联林立，其中大门两侧有一副清人题写的对联，历来被奉为大雅：“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词客”当然是指苏洵、苏轼、苏辙，“四大家”则有两种说法，或指唐宋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或指宋代的欧阳修和三苏。 
然而，若我们回到三苏的时代，为那段群星璀璨的文学史题写一句介绍词的话，那么这两种说法或许都不如“六大家”更为周全。在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代的韩、柳，宋人独占六席，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故后世专有“宋六家”之称。更为巧合的是，这六位文学巨星活跃于几乎同一时代，乃至笔墨文字多有往来应和，人生轨迹也相互交织印证，不能不说是历史之幸。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苏洵出生的那一年，众多在后世赫赫有名的人物也刚刚开始他们的人生。梅尧臣八岁、富弼六岁、文彦博四岁、张方平三岁、欧阳修三岁、韩琦二岁，范仲淹年齿稍长，也不过是二十一岁的青年。这一年看似平平无奇，真宗皇帝刚刚因为“天书”现世而改元封禅，皇位的继承人尚要等一年后才降生，“宋六家”中另外几位后进还没有步入历史，王朝的一系列政治风暴也还未在地平线上酝酿成型。而若再将时间的指针快速拨几圈，直接移至半个世纪之后，到了宋仁宗嘉祐二年贡举那张赫赫有名的“龙虎榜”，名列其中的“大人物”则几乎满目皆是了。孔凡礼在《三苏年谱》中为这一榜上与苏轼、苏辙同年而以后交往者列了一张大名单，包括了多位日后活跃于北宋政坛、文坛及思想界的代表，例如与二苏共同撑起“宋六家”半壁的曾巩，理学大家程颢、张载，在日后与二苏成为政敌的吕惠卿、曾布、朱光庭，还有也参加了考试却放弃名次的章惇，他们在这一刻与年轻的二苏兄弟一同将自己的名字正式写进历史。
《三苏年谱》，孔凡礼 撰 这一年精英云集的进士科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后人多将欧阳修奉为北宋第一位文坛“盟主”，将他和众多门生组成的进士集团称为“欧门”，事实上在当时，这位盟主对自己的地位也颇有一些自觉意识。北宋的士大夫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文学创作上都已建立起对群体的认同感，当代“文坛”这个颇具现代性的概念已在他们心中成型，而欧阳修就是以一种为自己选拔继任文坛盟主的心理来赏识苏轼的。
欧阳修 欧阳修在与好友梅尧臣的信中谈到自己初读苏轼文章的感受：“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甚至直言要将大旗交予这位后辈：“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在欧阳修对“大苏”“一见倾心”之前，这位老盟主曾先与“老苏”苏洵相识结交。嘉祐元年，苏洵携带张方平的推荐信，偕二子从四川进京拜见欧阳修。二人相见后，一介布衣的苏洵得到欧阳修的大力赞赏，并受其荐举出任官职，由此在京城士人之中声名日重。嘉祐元年十月，苏洵参加了一场由欧阳修主持的饯行会，并和同样与会的王安石、梅尧臣相识。事实上，在苏轼之前，欧阳修最先看好的继任旗手是曾巩和王安石。欧阳修曾对人夸耀曾巩，“过吾门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甚至在阅卷时读到苏轼的文章，喜爱之余也以为是曾巩所作。王安石较曾巩略年少，嘉祐初年尚属青年才俊的他已在士大夫之中享有了极高的知名度。欧阳修曾以李白和韩愈为目标期许这位颇具大手笔的后辈，不过王安石真正的志向并不在写诗作文，盟主大旗也就没能转手。在嘉祐元年的那次聚会上，欧、梅、王、苏分韵赋诗，安石似有与苏洵相较量之意，无论是否真如后人揣测王、苏初见便已嫌隙暗生，后来的“拗相公”与三苏父子跨越数十年的矛盾纠葛，也都是后话了。而年纪最长、与欧阳修同为前辈诗人的梅尧臣，则与三苏保持了一生的交情。有这样一桩往事：苏洵曾为收藏于眉山家中的木假山作记作诗，嘉祐初年苏氏父子在京期间，这些文字为梅尧臣所见，于是他也为苏洵的木山作诗一首。三十年余年后的元祐三年，苏家后人又从蜀中带来了新得的木山，睹物思人，苏轼和苏辙回顾了当年的往事，而此时梅尧臣和苏洵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木假山堂，三苏祠 在苏轼从欧阳修手中接过大旗，逐渐成为获得大多数时人认可的新任文坛盟主的过程中，老一辈诗人渐次凋零，新的文学明星也在不断涌现，文艺界的聚光灯从“欧门”移向了“苏门”。
《扶杖醉坐图》，相传为北宋李公麟作苏轼画像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记录了苏轼曾这样叮嘱他的门生们：“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坠。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和前任盟主欧阳修一样，苏轼也以传承当代文学统系为己任，并将继续沿着导师开辟的道路提携后进，直到下一位文坛领袖应运而生。在“苏门”诸君中，最核心也最耀眼的自然是由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组成的“苏门四学士”。与“欧门”以嘉祐二年贡举为中心不同，苏轼和“四学士”的交往过程是层累渐进式的，他与这四人并非相识于一时一地，甚至在元祐之前都是单线联系。黄庭坚是李常的外甥和孙觉的女婿，这两位在当时都是名士，苏轼早在见到黄庭坚其人之前，就曾在李常和孙觉处读到他的文字，并惊叹为“精金美玉”，更称赞作文之人“超逸绝尘”“非今世之人”。黄庭坚的兄长黄大临也早与苏辙交游，但庭坚本人仍未与二苏直接来往。直到元丰年间，黄庭坚主动给倾慕已久的苏轼写信，并随信附诗，反复表达了自己追随这位文坛领袖的意愿。苏轼亦有书与诗回报，于是二人自此正式定交。同样，秦观早在与苏轼见面之前，他的《黄楼赋》等诗文就先得到了苏轼的赞赏，后来曾与苏轼同游惠山、松江等地，在苏轼谪居黄州期间也多有书信往来。张耒则有所不同，在二苏之中他最先认识的是苏辙。早在熙宁年间苏辙在陈州任学官时，游学到此的张耒就与苏辙相识，之后才为苏轼所知，即先为“少公之客”，后入长公之门。
张耒像 晁补之和苏轼的交游始于杭州。熙宁时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在附近的新城县为令，补之由此得以携文章拜见苏轼。
晁补之像 在熙宁、元丰年间，“四学士”和苏轼的交游就如同一条条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独自运行的细线，而到了元祐元年，诸位师友终于在京师会晤，这些始于不同时地的长线也得以汇聚交织成网络。这一年的十一月，已任翰林学士的苏轼在学士院召试馆职，将黄庭坚、张耒和晁补之都选拔为集贤院和秘书省等馆阁机构的官员，秦观也于几年后进入秘书省，“四学士”之名自此成为美谈。苏轼也颇以自己能够慧眼识人为荣：“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文学史上曾有“三元”之说，即诗歌创作的三个高峰分别为“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前两“元”是以李杜元白等大诗人为代表的盛唐和中唐诗坛，第三“元”则或许“小众”了些，对应的时代是宋哲宗元祐年间。与前两个时代不同的是，若要在元祐时期的文学舞台上选出一位主角，那么当之无愧的应为一个群体，即苏轼和他的“苏门”。元丰八年三月主持“新法”的神宗皇帝驾崩后，在元祐更化、“旧党”还朝的新局势下，苏轼和苏辙于当年年底和次年年初先后从贬所返京，此后八年中，“四学士”等“苏门”成员也大多在京任职，因而多数时间得以齐聚一堂，雅集赋诗。据统计，元祐年间，以苏轼为核心的文人集会多达近七十次。早在晋代的金谷集、兰亭集，文人雅集就一直是诗歌唱酬的重要场合。谈起元祐文学，更不能不提“苏门”的集会唱和。除了著名的西园雅集和传世名作《西园雅集图》之外，另一次留下大量诗作的是王园雅集。
[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 王园位于开封城南，当时的主人是王棫。元祐二年盛夏的一天，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李公择等人来到这里聚会赏景，作诗唱酬。数十日后，苏轼也来到王园，读到了张耒此前聚会时所作“漱井消午醉，扫花坐晚凉，众绿结夏帷，老红驻春妆”之句，黄庭坚当日即对此赞赏不已，于是这位现任文坛盟主也不禁感叹，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能写出来的诗句。读到这里，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黄庭坚也称赞苏轼在黄州定惠院所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为“不食人间烟火之语”，而此刻非彼时，张诗与苏词自然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境了。元祐年间在京期间，苏轼和他的门生好友们曾多次在王园里赏花饮酒、谈诗论艺，当时这座园子的少主王直方由此听闻不少闲谈轶事，并在日后逐条辑录为诗话，千年后读到，仍不难想见当年师友欢聚的赏心乐事。
《历代诗话续编》 “苏门”诸公在元祐年间多在朝担任馆职和词臣，这让他们除了一般文人的园林宴集之外，在一些特殊的工作场合也有机会聚会，其中比较典型而独特的就是“锁院”。锁院是科举考试中的一项保密制度，即官员一经任命为考官后，在考试期内必须留宿试院中，期间不得随便出入，也不准与外人来往。元祐三年的省试，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领贡举事，孙觉、孔文仲、黄庭坚等“苏门”成员担任考官。此时距离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的那一届，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这次一同参与锁院的官员中，李公麟是著名的画家，于是在漫长“被动”集会中，众人在出题和阅卷外，还曾多次前往公麟处观画。三月初的一天，长达数十日的锁院接近尾声，苏轼和黄庭坚等人一同到访时，李公麟正身体不适，于是信手创作了一幅𩥇马图来解闷，苏、黄二人见此画都有所感慨，各自作诗。此时他们几人在试院中闭锁已久，精神上难免疲乏苦闷，而眼前的骏马似乎为这种郁闷提供了一个出口，引导诗人的思绪冲破当前俗务的藩篱，遥想广阔的自然天地中春光正好，似乎己身也能扬鞭奋蹄，奔到城外去踏青寻春了。
宋人春游晚归图页，故宫博物院 藏 另一次体现苏轼在元祐文坛号召力的是围绕武昌西山的一场大型唱和活动，其跨越时空之广、涉及人数之多，在整个北宋的诗歌唱酬中都是少见的。它的起因是元祐元年十一月，苏轼在前文提到的考试馆职期间，和一同担任考官的邓温伯偶然聊起一段旧事：邓温伯曾在嘉祐年间担任武昌县令，期间经常游览附近的景点寒溪西山；苏轼元丰年间谪居黄州，与武昌相距不远，也曾常常往来于西山。如今二人在学士院相遇，苏轼有感而作诗，并邀请邓温伯同赋。
《苏轼诗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这本源自二人的私人经历，没想到一经苏轼写出，主动跟随而作次韵诗的人数远超想象，其中既有苏辙这样也曾实地造访西山之人，不曾亲身践履的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亦从苏轼诗中生发出感慨，最后应和者竟超过三十人。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应和并非强制，甚至也无人邀请，纯然是“同声相应”者自发的参与。当然，他们响应的对象自然是苏轼，是对苏轼这段人生际遇的体认——从熙宁、元丰间奔波四海、谪居一隅，到如今端坐玉堂、齐聚话旧。“山川悠远莫浪许，富贵峥嵘今鼎来”，黄庭坚这样写道，这既是对苏轼遭际的现实描写，也是身处元祐元年“更化”之始的诗人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对这些年中荣辱更替、沉浮变幻的总结与感悟。这种感悟既非独属于苏轼，更非黄庭坚一人所有，事实上代表了一个群体的心声。从嘉祐到元丰，再到如今的元祐，短短三十年间政治局势几经剧变，见证乃至经历这一切的人们，怎能不心生对置身漩涡中遇合不定的士人命运的慨叹，对师友辗转江湖重登庙堂的欣慰，以及在局势转好的背景下对未来的期许？对于黄、张、晁来说，相通的精神境界使他们不必到过武昌，也能神游溪山之间，感受到生命体验的共鸣。于是，时空的鸿沟得以淡化，个人记忆似乎变成了群体记忆，一个小小的话题演变出普遍性的感悟，具有了“诗可以群”的意义。而在元祐元年这次唱和又几十年后，南宋人楼钥又作《次韵东坡武昌西山诗》，再次以后人的视角参与进这次跨越时空的对话，就颇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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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年谱》六十一卷，二百馀万字，是苏洵、苏轼、苏辙三人的合谱。孔凡礼先生历时二十年写成《苏轼年谱》，六年写成《苏辙年谱》，四年写成《苏洵年谱》，经删补后合三书为一，总名“三苏年谱”，可谓一生研究心血之结晶。年谱从三苏作品入手，广泛采录宋代史书、笔记、诗话等材料，巨细靡遗，逐一辨析，同时融汇了大量关于三苏行实及作品写作时间的考订成果，旨在全面记述三苏事迹。今在原版基础上重作修订，力求以更精更新的面貌，呈现这一三苏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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