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浪吕氏家族墓地石桅杆探微

在武威市古浪县横梁乡庄浪沟村直沟组的沙河西南岸，有一处吕氏家族墓地，墓地上立有《吕氏碑记》《吕氏明堂碑》两通碑刻，分别刻于清道光十年和十二年（1832）。二碑后面两侧分别树立石桅杆各1个。《吕氏明堂碑》正中竖刻篆书“皇清诰赠”四字，说明志主后代中有取得科举功名者。这在碑文的署名当中也有所体现：《吕氏碑记》署名中有两位国子监太学生（国家最高学府中央大学在读生员），《吕氏明堂碑》署名中有“丙午科武举”七名。

树立桅杆的风气由来已久。科举时代，特别是明清两代，凡家人或家族中有人考取了功名，必在宗祠或墓地树立桅杆，以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告慰先人，昭示世人，继往开来，奋发进取。

桅杆形同旗杆，许多地方也以旗杆相称。旗杆，顾名思义是悬挂旗帜的杆子。装饰或绘制有动物图腾、太极八卦等图案的旗帜，古代多用于部族标识或战争，反映古代战争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中就有许多旗帜的描写，成语中常用“旌旗蔽日”形容军队数量众多，阵容雄壮整齐。

作为建筑物的旗杆出现稍晚。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即有成对的旗杆立于府院之前的画面，这说明至少在北宋时期，旗杆已成为一些城乡建筑的组成部分。当代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会展中心以及一些重要建筑物，在主建筑或主建筑前的广场都设计并建造了旗杆，在上面插旗或挂旗。插旗或挂旗通常会选择节庆日或重要纪念日。发展到后来，桅杆上挂旗的功能逐步弱化，而其旌表的功能增强，桅杆与旗杆分道扬镳，分别属于两个类型。

根据文献记载和对存世桅杆分析，桅杆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威仪敦礼与崇祀许愿类，多竖立在衙门、贡院、会馆、寺庙等建筑之前，这与个人功名无关，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一类是功名旌表与优贤飏历类。这类桅杆，是为取得功名者所竖立，一般选择在祠堂、宅院前面，或家族墓地，其目的是光宗耀祖、光前裕后、光大门楣，以区别于左邻右舍，反映了古人崇德报功与荣宗显祖的家族观念。本文所述及的桅杆即此。

竖立桅杆（旗杆）是我国科举制度的产物，兴起于宋末元初。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立于唐，备于宋，盛于明清，成为读书人考取功名、进入上流社会的必经之路。一个地方举人、进士的多少，足以反映出这个地方文化的开化和发展程度。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勤读不辍，唯一的目的就是渴望金榜题名，步入仕途，光耀门庭。在古代科举制的社会里，族人中倘有经过科举应试获得功名者，除在祠堂大门或厅堂上高悬“进士及第”“金榜题名”等匾额外，还要在祠堂或门前竖立石桅杆。桅杆的作用不外乎有两点：一是可以光耀门楣，彰显身份，昭示世人；二是可以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激励后辈们积极进取，勇于攀登。

古代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考取了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后，在自家宅院或家族祠堂大门左右或祖宗墓地竖一对石桅杆，在上面镌刻其生平事迹，并雕以龙凤狮虎、祥云等吉祥物，目的是光宗耀祖，激励子孙后代成才致仕。立在墓地的系后人取得功名后用以告慰、追思先人。所以，桅杆是功名的象征，它在告知后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里曾有人中过举人、进士或做过高官，用来激励邑人和族人发扬光大先贤的奋斗精神。那些步入科举之路的学子，都渴望在家乡的祠堂门口或其他地方，立一对桅杆，铭刻自己的科举功名，以流芳百世。如今，许多代表功名的旗杆石、大夫第和匾额门楣等，都随着历史的长河东流而去，但崇文尚学之风依然浓厚，代代相传。

完整的桅杆，包括基座、杆础、杆柱、桅斗、角撑（雀替）和杆顶等构件。杆柱的材质一般为木质、石质、铁质等。木桅杆材质易腐，一般不用或少用；石桅杆杆头像毛笔，故称“石笔”，相当于现在的“学位证”或“荣誉证书”。石桅杆，用石料做成，包括基座、杆础、杆柱及其上面的饰物；木桅杆，则是基座和杆础为石质，杆柱及其上面的饰物用木料做成；铁桅杆，其形制类似石、木桅杆。经年历久，石桅杆存世最多，木质桅杆存世稀少。

桅杆上的“斗”状饰物，是桅杆的重要特征，根据杆柱上所挂“斗”的多少，可分为单斗桅杆、双斗桅杆和多斗桅杆等。这个“斗”字在繁体字中不能写成“鬥”。

竖桅杆之风虽兴起于宋元之时，却盛于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清代学者俞樾《茶香室续钞》载：“明代旗竿之滥且侈。”至清代，竖旗杆之风依然盛行，甚至有增无减。进士、举人竖桅杆是常态，拔贡、优贡、岁贡、恩贡、副贡和孝廉方正等，以及按捐例（例贡）获得功名者，皆竖桅杆。宗族中有人考取功名，无疑是其家庭、宗族的一件大事，不管出在哪家哪户，都被视为全村人、本宗人的荣耀，是真正意义上的光宗耀祖，光显门楣，大肆宣示、制造声势亦属正常。在竖桅杆以示荣耀之外，紧接着进行的可能就是修宗祠、续家谱等重大事项。

竖立桅杆之风的泛滥与奢侈，除对功名者的范围扩大、仪式铺张外，还兴起了在逝者墓前竖立桅杆和在祠堂与墓前各竖桅杆的做法。制作桅杆非常耗工费时，精美的桅杆更需要大额资金保障。清《圆明园内工则例》记载了圆明园中竖立旗杆之工劳：“搭井拦架子，挂绳秤，安夹杆，上宝顶，每座用大绳揶用，扎缚绳一百四十斤，搭材匠二十四工，壮夫十二名，拉后手壮夫二十四名……”。这仅仅是竖立旗杆的工劳，若加上前期的木材或石材的采买、运输、加工，费用肯定不在少数，而且在桅杆的制作与竖立等过程中，还包括石、铁、木、泥、篾匠和风水堪舆先生参与。所以，竖立桅杆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因此，竖立桅杆，普通人家是承受不了的。从各地现存桅杆的大小、高低、雕饰、配套设施和环境布置等情况来看，桅杆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主人及其家族的财富情况。

为鼓励取得功名者竖立桅杆，朝廷或当地政府与民间机构，会资助银两支持其修建桅杆、牌坊等旌表类建筑，以起到劝学慕贤的社会效果。清《科场条例》载：“进士应给旗匾银三十两，一甲三名加增五十两。”三五十两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只是表明官方的一个态度，不是非富即贵、财大气粗的家族，也只能望杆兴叹！

竖立桅杆，基本上属于民间行为。所以对桅杆的形制与规格，未见文献记载，也无明文规定。一般而言，秀才底座为四角，举人为六角，进士和四品官以上为八角形状。但桅杆上挂斗的多少，却有着惯例和讲究。通常情况下，举人挂单斗，进士挂双斗。挂斗的多少，与功名取得者的学位高低有关。

“斗”，是古代桅杆上极富文化意义和让人充满遐想的装饰物。《说文解字》注：斗，“大升也。象形，有柄。凡斗之属皆从斗。”斗作为一种量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普遍使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着“龠（yuè）、合、升、斗、斛（hú）”五量制。传统社会里，作为一个体积或容积的表达，“斗”字出现在各种词汇中，如斗胆、斗方、八斗之才、日进斗金等。早期的斗，呈长柄勺状，与天空中一些星群的布局形状相像，如南斗六星、北斗七星。这些星斗，高挂云天，遥不可及而又充满神秘感，古人对之赋予神力并顶礼膜拜。《甘石星经》载：“南斗六星，主天子寿命，也主宰相爵禄之位。”《史记·天官书》云：“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汉代星相学大行其道，魏晋以后，对星斗的崇拜依然盛行不衰。

古人用“魁”字来表达登科及第的愿望亦源自于“斗”。“魁宿”也称“奎星”，古人认为是主管文运之神。其实奎宿是星官名称，又叫“天冢”“封冢”，是二十八宿之一，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按照现代天文学的观点，奎宿有16颗星，包括仙女座9颗星和双鱼座7颗星。道教尊奎星为主宰文运之星，是文昌帝君的侍神，故奎星与文昌帝君一样，备受读书人崇拜。旧时魁星楼、魁星阁遍布各地，其正殿塑着魁星造像，右手握一管朱笔，左手持一只墨斗；右脚独立，脚下踩着大鳌的头部，意为“独占鳌头”；左脚后扬，脚上是北斗七星，意为“魁星踢斗”，即草书“魁”字（魁星点斗）。从唐代开始，魁星信仰经久不衰，“魁甲”“夺魁”“占魁”亦成为科举考试第一名的代称。“魁”“斗”有时则是同义词，如用“魁星点斗”“泰山北斗”“北斗拱极”“才高八斗”等词语比喻德高望重、成就卓越之人。

将斗高挂于桅杆之上，抬头见斗，既形象地表达又极大地满足了读书人的愿望。《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旗杆置斗的画面，说明这一习俗渊源颇深。

凉州人在猜拳喝酒当中，将数字“五”的酒令喊作“五魁首”“五子魁”，其实这和“九（久）长寿”“六（禄）高升”一样，是一种祝福语、吉祥语。明代科举考试分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每经所取第一名称之为“经魁”，“魁”即有“首”“第一”之意。乡试中，每科前五名必须分别是某一经的经魁，故称“五经魁”“五级魁首”，简称“五魁首”。所以，“五魁首”既源于对魁星的崇拜，也是对读书人的一种美好祝愿。

石桅杆，可以是单独的建筑物，也可以作为一种特别的建筑单元，或建筑装饰物，与其他建筑单元形成复杂的建筑体。双双竖立于祠堂或墓地的石桅杆，在保持建筑对称美的同时，自然传递出其主人或家族的丰标不凡。因桅杆的象征作用，它在告知后人：在历史的长河里，这里曾有人中过科举或做过高官，后人为他们歌功颂德而树碑（桅杆）立传，用来激励后人发扬光大。

全国有不少地方的石桅杆密集出现在家庙或宗祠前，形成桅杆林。因其为名人贤士所立，故亦称为“功名柱”。密集出现的地方，肯定是科举当中成绩最佳的地区，如江苏、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四川、山东等地，是历史上竖立桅杆多的地方，并将竖立桅杆视为特有的风俗与崇文重教的标志。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的福建省龙岩市下洋镇中川村胡氏家庙前，竖立着36根光宗耀祖的桅杆（其中21根木桅杆已枯，现存15根石桅杆）。明清两代，中川村有进士5人，举人30人，贡生123人，秀才288人，监生564人，文武仕官108人，素有“文武世家”之誉。广东梅州地区明清时期先后考取进士近300名，可谓人杰地灵，隽秀辈出。梅州市修建的院士广场中，特地竖立了三根粗壮高大、工艺精美、构思巧妙的石桅杆，以此标志性建筑表明梅州人古时之功名富贵的价值取向与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的精神。

清代以后，一些虽未获取科举功名，但战功卓著或政绩显赫者，也能享有竖立桅杆的荣誉。清嘉庆至光绪时期，为竖立桅杆的又一盛行时期。武威市古浪县吕氏桅杆即竖立于这一时期。

功名桅杆，无疑是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物。传统社会里，大多数人走向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只有这样，加官进禄、功名富贵才能实现。功名桅杆，也是族人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昭示着荣誉与地位，对于彰显宗族名望，褒扬家亲功名，勉励后人进取，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桅杆，可为后人了解旧事、考证历史提供帮助。一个地方竖立的桅杆数量多，表明此地钟灵毓秀、人才辈出，以及当地崇文重教与发愤进取的浓厚风气。

德厚流光，泽被后世。桅杆，在历史的演进中渐渐成为一种文化记忆标识。这个标识在以耕读传家、读书上进为理念的传统社会里，所传递出的信息就是读书与进取。我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社会里，“耕读传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

桅杆，一种崇高威严的象征，也是人才辈出的象征。前人建功立业，后人畏威怀德，正是在这样的规矩约束和家风熏养下，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继续和发扬着家族的荣光，走向光明的未来。桅杆，所代表的奋斗精神与激励作用，在当代的价值取向中历久弥新，理所当然地要加以肯定和保护。

中国历史上，石桅杆数量巨大，逾年历岁，或拆或毁，留存下来的极少，留存下来且完整无缺的就更是寥寥无几。武威在明清两代考取功名的人数成千上万，而至今留下桅杆的却极为少见。古浪县吕氏家族墓地保存的石桅杆弥足珍贵，对研究古代科举功名和荣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遗憾的是，这唯一保存下来的科举时代功名象征物的石桅杆还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正面临着损毁而导致失传的危机。

吕姓相传为上古华夏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姓氏，其始祖为伯夷，夏商周时吕国均为诸侯国，周初又封太公望吕尚（姜子牙）于齐国，故吕氏为中国古老姓氏之一。甘青地区本为吕氏（羌族）早期发源地，夏、商时期从羌族中分出一部分向东迁徙，后几经播迁，形成几大郡望堂号。甘肃为吕姓分布较多的地区，其中杂以不少氐人吕姓（主要是后凉吕光一族）。历史上，略阳望族氐族人吕光在武威建立后凉国，二代四主，立国18年，大量关中籍吕氏成员在武威做官，子孙落籍武威，为吕姓的繁衍奠定了基础。

据《吕氏碑记》《吕氏明堂碑》载，古浪吕姓始祖为吕秀，原为“陕西凉州府平番县高城邑吕家”，“肇基于平番高城邑”，因“初贸易而至古郡于大□南乡庄浪沟”，后“寻意欲复归原籍。不意日复一日，年复年来”而不得，遂落籍古浪。开始“茕茕孑立”，其后不断壮大。又从作者“南人也而竟为北人焉。天乎？人也”的感叹推测，古浪吕姓始祖当为南方人。此支吕姓“克振家声，□力耕田，勤俭是箴，是使吕氏之□□克昌”，子孙繁茂，“枝叶蕃衍”，成为武威吕姓的主力军。同时，吕姓后代中亦有“巍然步武其中”者，即进入武官行列的子弟（吕氏碑见王其英编著《武威金石志》）。

从吕氏墓地竖立石桅杆分析，亦是继承了南方客家人在人口大迁移运动中，将竖立桅杆视为客家人特有的风俗与崇文重教的标志。清代，客家移民大量迁入全国各地，其重学厚养和敬贤礼士的风习依然固守并代代相传。竖立石桅杆，不忘祖宗之德，应该也是这样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吕氏墓地竖立桅杆之事，既是一部古人崇文重学的历史，也是一部移民文化相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