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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对称，为传统中国建筑的典型特点。这种结构上的对称，既是一种秩序与中和的安排，同时也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双双竖立于祠堂或墓地前面的石桅杆，在保持着建筑对称美的同时，传递出其主人或家族的丰标不凡。石桅杆，可以是单独的建筑物，也可以作为一种特别的建筑单元，或建筑装饰物，与其他建筑单元形成复杂的建筑体。继继承承，为此而有了建造中的一些讲究和规矩。用正面与高大来突出桅杆的形象，反映了古人崇德报功与显祖荣宗的家族观念，也反映了古人以种学织文为至尊至贵的持家立本的思想。
▲渠县三汇镇重石村蒲氏宗祠 图片来源：网络 “斗”，应该是古代桅杆上极富文化意义和让人充满想象力的装饰物。斗，《说文解字》注：“大升也。象形，有柄。凡斗之屬皆从斗。”斗作为一种量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普遍使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着“龠、合、升、斗、斛”五量制。传统社会里，作为一个体积或容积的表达，斗字出现在各种词汇中，例如，斗胆、斗方、秤平斗满、尺布斗粟、八斗之才、金印如斗、日进斗金、积金至斗，等等。早期的斗，长柄勺状，天空中一些星群的布局形状，恰与勺斗之形状相像，这些星群于是有了“斗”的另称。例如，南方六星被称为南斗星，北方七星被称为北斗星。这些星斗，高挂云天，遥不可及而充满神秘感，人类对之崇拜并赋予其神力。战国《甘石星经》记：“南斗六星，主天子寿命，也主宰相爵禄之位。”春秋战国至秦，各地广建供奉南斗的庙宇。《史记·天官书》记：“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汉代时，星相学大行其道，认定诸星各有司管，汉《周礼注疏》载：“文昌宫有六星，第一为上将，第二为次将，第三为贵相，第四为司命，第五为司中，第六为司禄。”魏晋至唐宋时期，对星斗的顶礼膜拜，依然盛行不衰，各种与星斗有关的词汇频频出现在文人骚客的诗章之中。例如，唐·杜甫诗《秋兴八首之二》中有：“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唐·李白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有：“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宋·辛弃疾词《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中有：“况有文章山斗。”宋·卫宗武《和野渡为青溪赋》中有：“青溪人瑞名闻扬，剑气上射牛斗光。”
古人利用“魁”字来表达登科及第的愿望，亦来源于斗。《汉书·天文志》载：“平旦建者魁。”《汉书·王莽传》载：“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立斗献。师古曰：献，音羲，谓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北斗第一星至第四星，被称为“斗魁”。关于“魁”字，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魁，羹斗也。北斗七星，魁方杓曲，魁象首，杓象柄也。”魁字，因科举制度的实行而滥觞于唐五代时期。随着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两宋时期魁星被尊为神仙，魁星信仰从此经久不衰，魁甲、夺魁或占魁，成为科举考试第一名的代称，斗则泛化为一个登科入仕的符号。宋代，魁字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文章诗词之中，例如，宋·陈鹄 《耆旧续闻》中记有：“王嗣宗，太祖时以魁甲登第，多历外郡，晚方入朝。”宋·柳永词《长寿乐·平调》中有：“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宋·杨万里诗《送左元规三诣太常》中有：“笔阵独扫万人军，两魁槐花再荐名。”宋·陆游诗《寄彦成荣归》中有：“雅望素钦山竦岳，芳名中占斗中魁。”仔细观察会发现，北宋《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旗杆置斗的画面。明清时期普遍竖立挂有斗饰的桅杆，或与之有着传承关系。
▲石雕“魁星点斗” 图片来源：网络 明清时期，魁星崇拜之风有增无减。清·法式善《槐厅载笔》中记录了清康熙年间淮安科举考试场地的景象：“厂中间搭龙门，上缀纸魁星，俱以五色纸为之，两首持笔，锭足踢魁斗，光彩生动。”“魁星点斗”、“文光射斗”等词语被用来表示在魁星保佑下文运昌盛、登科及第；“泰山北斗”、“北斗拱极”等词语则被用来比喻德高望重、成就卓越之人。渔樵耕读，为旧时百姓所梦想的理想生活方式，用杓斗来表喻星斗并将其高挂于桅杆之上，详星拜斗，抬头见斗，形象地表达了和极大地满足了时人的愿望。例如，修建于明末的王昌龄墓“状元坟”前的石桅杆上刻有对联：“戛玉敲金，在昔文章辉凤阁；瞻山仰斗，于今德望著龙标。”再如，通江龙凤场乡石婆山村张心孝墓前的桅杆斗上分别有刻字“卓立三千”和“文光射斗”。一些桅杆斗上直接刻上铜钱状纹饰，其“积金至斗”与“日进斗金”的寓意，也是非常的明显。
▲巴中各地的石桅杆 图片来源：网络 明代以前的石桅杆，工造朴拙，雕饰简约，其中一些石桅杆上也无斗状饰物。这样的石桅杆至今还能在福建等地见到，例如福建晋江罗山镇后库村陈氏宗祠前的条石状桅杆。南宋及后朝，该陈氏家族先后出了8位进士，两对分别为彰表陈志统和陈尧则父子的旗杆保留了下来。陈志统和陈尧则父子皆为南宋时期的进士，陈志统曾任金华知县，陈尧则曾任余姚县尉。元明时期，特别是明中后期，福建沿海一带开始大量出现带有斗状饰物的旗杆，这些旗杆大多竖立在妈祖庙（天后宫）前，用于保佑和眺望出海人，也挂灯用以导航。这种带有斗状饰物的旗杆，形样与海船上的桅杆非常相似。海船或航船桅杆上的斗，称作“望斗”，宋元时期的船上已经出现这种带有望斗的桅杆。明代时，为充实军力和远域扩张，当朝政府大力营造战船装备水师，福建是当时的造船中心并设立福州船政局。当时战船的主桅杆上多设有“望斗”，也有在前桅上增设一个“望斗”的。战船上的“望斗”高约三尺，可容纳一人或二人站立其中。站在“望斗”中，可以远观海面敌情，甚至射箭击敌。民船的“望斗”较小，多用于桅杆上部作业，如系绳挂旗之类。山东烟台古船博物馆藏有几艘复原出的元明时期古船，这些古船上的桅杆高处即设有望斗。有理由相信，将陆地上的旗称杆之为“桅杆”，应该是因于旗杆与船上桅杆二者形样相似而出现的。
▲清《天后圣母事迹图》 国家博物馆藏
▲辽宁营口天后庙（1895年）
▲辽宁大连天后宫（上世纪三十年代）
▲复原出的元明时期古船 山东蓬莱古船博物馆藏 从留存的数量上来看，福建一带古代石桅杆相对较多。这些地方的桅杆并不都是成双成对的形式，而且不少地方的石桅杆密集出现在家庙或宗祠前，形成桅杆林。这些石桅杆，当地习称“旗杆”、“旗杆碣”，也有称桅杆的。因其为名人贤士所立，故亦被称为“功名柱”。密集出现的地方，如福建省龙岩市下洋镇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胡氏家庙前，竖立着36根石桅杆；福建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的张氏祠堂前，竖立有24根石桅杆；福建龙岩县太拔乡大地村的王氏宗祠前，竖立有54根石桅杆；福建罗源县林家村林氏宗祠前，竖立有18对石桅杆。福建以外，沿海的浙江、广东、山东等地历史上也是普遍竖立桅杆的地方。例如，浙江景宁县大漈乡有44根石桅杆，其中该乡的大漈村就有38根石桅杆。福建、广东等地还保留着一些桅杆类或旗杆类地名，例如桅杆屋、桅杆寨、桅杆街、旗杆岗、旗杆厝等。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福建等沿海地方的石桅杆，相当多的没有墩式杆础，而是采用桅杆夹的形式，用两块立石夹住并通过锁销固定住桅杆。这种桅杆夹，一些地方称作“旗杆鼓”。
▲福建漳浦赤湖村的三斗桅杆 英国学者马士墩摄于1902年
▲福建罗源县中房镇林家旗杆林 图片来源：网络 上面提及的留存有较多数量石桅杆的福建及其邻近区域，不少地方为客家人聚居地，因此，也有理由认为，历史上的人口大迁移运动中，客家人或是这种风俗传承的主要族群。实际上，福建、广东、广西、江西等不少地方，将竖桅杆视为客家人特有的风俗与崇文重教的标志。例如，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广州陈家祠（陈氏书院，后改为陈氏实业学堂、文范学校），门前曾竖立有两对石桅杆。这两对石桅杆也是少见的三斗、四斗桅杆。再如，广东梅州地区明清时期先后考取进士的有近300名，可谓是人杰地灵，俊秀辈出，梅州市近年新修建的院士广场中，特地竖立了三根高大的石桅杆，以此标志性建筑来表明当地客家人古时之功名富贵的价值取向与激励后人奋发图强的精神。福建多地乡村至今还保留着竖桅杆的风俗。笔者多年前去福建，在南靖、永定等地看见有新竖立的桅杆。如南靖县书洋镇塔下村张氏祠堂前的桅杆林，其中一部分即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不同时期竖立的。还有当地族人为海外优秀宗亲新竖的桅杆，如南靖金山镇萧氏族人为台湾杰出人士萧万长先生竖立的桅杆，以及南靖书洋镇萧氏族人为泰国杰出人士萧辅钰女士竖立的桅杆等。
▲广州陈家祠（1901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南靖县塔下村张氏祠堂前的桅杆林
▲福建连城培田村吴家大屋 图片来源：网络 清初，客家移民大量迁入四川，其重学厚养和敬贤礼士的风习依然固守并代代相传。四川各地石桅杆主人中，客家籍功名者不少。例如，郫县安靖镇土地村邓家桅杆主人邓鹏远（恩贡生）、邓鹏南（恩进士）兄弟，祖籍广东长乐。先祖来自广东长乐的，还有成都马家场王家桅杆主人王潨（进士）、罗江调元镇红安村周家桅杆主人周自超（御前侍卫）、罗江鄢家镇天台村周家桅杆房子主人周道南（拔贡）等。来自其他地方的如，大竹童家乡童家村江家大院主人江国霖（进士），祖籍江西饶州；营山朗池镇天井村于家大院主人于式牧（进士），祖籍广西贺县；平昌县云台镇龙尾村刘家大院主人刘正觉（举人），祖籍江西安福，等等。明清时期的移民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调整了四川各地各籍住民的占比关系。兼容包蓄各地风俗，并在杂糅之中形成与突出其本地的特色，竖立桅杆，应该也是这样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四川境内竖立桅杆的历史，既是一部古人崇文重学的历史，也是一部移民文化相融的历史。
▲通江罐子坪村的清代墓碑
▲草丛中的石桅杆座 竖桅杆之风盛于明代，特别是明中后期。清·俞樾《茶香室续钞》载：“明代旗竿之滥且侈。”一些史料中有较详细的介绍，例如，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旗竿》中记载：“殊不知近日此风处处皆然，沿以为例，而富室入赀为中书舍人者，及近日诸生冒廪纳准贡生者，皆高竿大旗，飘摇云汉，每入城市，弥望不绝，更可骇叹。又南宫报后得鼎甲者，及选为庶常者，复另植黄竿，另张黄旗，比乡会加数倍。”清·翟灏《通俗编》摘引明·王世贞<觚不觚录>语：竖旗杆“诸生中乡荐与举子中会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以红绫为旗，金书立竿以扬之，若状元及第，则以黄纻丝金书以扬之。按此特明代故事前此惟状元建旗。”至清代，竖旗杆之风依然盛行，甚至有增无减。进士、举人之外，副贡、拔贡、优贡、恩贡、岁贡、孝廉方正等，以及按捐例获得功名者，皆竖桅杆。清·徐元文《含经堂集》载：“诸生自一受衔，辄服其品服，舆从翩然招摇闾里，甚至准贡或竖立旗杆，妄同举人进士表宅之典。”进士、举人之外竖立桅杆者众多，例如，绵阳忠兴镇通兴村宋氏墓地主人宋鼎元为捐职千总，其墓前竖立一对单斗桅杆；万源柳黄乡寨坝村徐氏墓地主人徐三元为生员，其墓前竖立一对单斗桅杆。有人考取功名，无疑是其家庭，乃至其宗族的一件大事，即所谓光宗耀祖。大张声势，轰轰烈烈，当能理解。很多金榜题名、荣归故里的故事题材，也来源于此。古时，族中有子弟及第成名，竖桅杆以示荣耀之外，紧接着安排的往往就是修家庙、续家谱等重大事项。福建晋江谢氏一支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五十八年癸丑，裔孙谢淑元登进士，返里竖旗杆，祭祖，倡修家庙，续修家谱。”青史传名，从此而起。
▲陕西洋县翟家村《竖石杆碑记》 翟力强摄 清代，一些虽未获取科举功名，但战功卓著或政绩显赫者，也能享有竖桅杆的荣誉。例如，盐亭县大兴乡松柏村江氏墓前的桅杆，即为屡立战功、曾任福建陆路提督的江长贵所立。实际上，清晚期一些低品散官，如修职郎、登仕郎等竖立桅杆者也多。另外还有一些虽未获取科举功名，但其后人或功成名就，后人为其请封并立桅杆以扬名显亲的。这些人中，还有一些“待赠”或“待诰”的。例如，邛崃夹关镇李氏墓前竖有一对单斗瑞兽顶石桅杆，墓碑上刻写的墓主人李宗清的名望为“皇清待赠修职郎”。需要说明的是，古时重文轻商，不是有钱家户就能竖立桅杆。民国《阳原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若科第举人者，门前多置旗杆二，上下马石二；商人则不敢为之，分别贵富如此。”
▲邛崃夹关镇李氏墓地墓碑刻字 清嘉庆至光绪时期，为竖立桅杆的又一盛行时期。四川各地现存的桅杆大多是在这段时期里竖立的。相对于前面谈到的早期桅杆，这段时期所竖立的桅杆，形制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杆体高大，精雕细刻，饰物由早期的简单朴素变为复杂多样。特别的是豪华墓地的大量出现。这种情况应与外省籍移民入川后生活更加稳定与富裕、多种文化融合，以及当时当地的审美偏好有关。竖立桅杆以彰表俊士优贤的风气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例如万源市柳黄乡柳黄村张氏墓前的石桅杆与雅安严桥镇新和村罗氏祠堂前的石桅杆等，皆竖于民国年间。另如，射洪怀德乡（今龙宝乡）于家坝人氏刘善良，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曾留学日本，后在射洪县从事棉花种植新技术推广。1940年刘善良病逝，时当地政府出资在其墓前竖立石桅杆一对。
▲雅安上里陈家山陈氏墓地桅杆 根据有关统计，清代四川籍进士有780多人，四川籍举人有7300多人，二者合计总数有8000多人，加上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例贡等，总人数应有数万人之多。例如，南江县清代有进士4人、举人（含武举人）38人，加之五贡，总人数达到169人；万源县清代有举人（含武举人）9人，加之五贡，总人数达到161人。对这些数据分析可知，即使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竖立桅杆，清代四川各地的桅杆就一定有着相当大的数量。加上前面所说的威仪敦礼与崇祀许愿类桅杆，其数量更是巨大。四川一地，现存石桅杆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分别为巴中地区与达州地区，其他一些地方，如成都、雅安、乐山、绵阳、广元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留存。此外，一些偏远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能见到古代石桅杆留存，如阿坝州黑水县石碉楼乡的卡地插箭台，留存着一对清代双斗石桅杆。由此可见，历史上四川域内的石桅杆，不仅数量巨大、分布面广阔，而且体现出不同文化交融的现象。总的来看，留存数量较多的地方多在山地区域。当地石桅杆留存下来的主要原因，应该与这些地方相对偏远与闭塞，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纷扰，以及家族后人与当地村民的保护有关。
▲四川古代石桅杆留存分布示意图 旧时享受过桅杆之誉的名人贤士很多，我们可以通过桅杆上的刻记了解桅杆为谁所立、何时所立，以及由谁而立等信息。如郫县安靖镇土地村邓氏宗祠前的一对桅杆，分别为“道光丙午科恩贡生邓鹏远”和“同治庚午科恩进士邓鹏南”立；安县永河镇安罗村李家大院前的一对桅杆，为“大清嘉庆甲戌恩进士李登峨立”。学而优仕，功名富贵，古代桅杆所彰表的主人中不乏达官显宦。例如，都江堰大观镇盐井村杨氏墓地主人杨国桢，恩贡出身，历任兵部尚书、闽浙总督等官职；渠县双土乡园峰村李家院子主人李漱芳，进士出身，历任吏部主事、河南道监察御史等官职；大竹童家乡童家村江家大院主人江国霖，进士出身，历任惠州府知府、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广东巡抚等官职。因此，古代的桅杆，可为后人了解旧事、考证历史提供帮助。一个地方竖立的桅杆数量多，表明了此地钟灵毓秀、人才辈出，以及当地重视读书文养与功名进取的浓厚风气。典型的，旧时一些家族中有多人登科及第，富贵显荣，宅院或墓地前桅杆林立。例如，渠县双土乡园峰村的李氏，五代人中有两进士六举人，李家宅院前竖立有多对桅杆；宣汉红峰镇桥河村冯氏墓地中，冯学清、冯思让、冯思维父子三人皆享有桅杆之誉；万源秦河乡秦氏家族中先后产生多位俊杰佳士，数对桅杆竖立在秦氏墓地。类似的，四川各地还有很多。
▲安州安罗村李家桅杆上的刻字 功名桅杆，无疑是古代科举制度的产物。传统社会里，大多数人走向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加官进禄、荣华富贵亦由此而来。功名桅杆，也是族人心目中的一座丰碑，昭示着荣誉，也代表着地位。竖立桅杆，对于彰显宗族名望，褒扬家亲功名，勉励后人进取，有着诸多的意义。德厚流光，泽被后世，桅杆，在长久的发展历程中渐渐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符号。这个符号在以耕读传家为理念的传统社会里，所传递出的信息就是读书与进取。学养带来富贵，学养胜过富贵，则是其更深层次的表达。桅杆，也是一种崇高和威严的象征，规范和约束着后人的行为。绵阳忠兴镇通兴村“宋家桅杆”的主人，为晚清武官宋氏兄弟宋鼎元和宋义元。“宋家桅杆”上刻有禁示文字——“石旗杆四根，每根八卦下方座，六尺远外只宜培补，六尺内不准取土、修房、栽菜、挑坑、堆柴草、绑猪牛，违者子子孙孙定不昌旺。”前人建功立业，后人畏威怀德，正是在这样的规矩约束和家风熏养下，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继续和发扬着本家族的光荣。2018年，西充县华光乡黄家庙村桅杆湾的黄氏族人集资，将两根遭到损毁的木质桅杆重新修整并竖立在黄家大院之前；罗江新盛镇与鄢家镇的周氏族人，也先后在其“周家桅杆房子”前重新竖立起桅杆。重竖桅杆，怀志以兴灭继絶，此举意味深长。桅杆，所代表的奋斗精神与激励作用，在新时期里得到了新的认识。这对于保护和留存古代桅杆，提供了更多的和充分的理由。而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桅杆的意义所在。
▲绵阳通兴村宋家桅杆上的刻字
▲修葺一新的温江“陈家桅杆”
▲修葺一新的温江“陈家桅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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