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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年，苏轼父亲去世，苏轼与弟弟苏辙回家守孝三年。3年后，重回官场的苏轼，没想到自己与昔日的好友王安石，竟站在了对立面。 世上难得一知己，可若道不同，只能不相为谋。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中的两位著名的诗人，两人也曾惺惺相惜。可是到了官场，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两人成了政敌。 当时王安石主张变法，王安石的主要变法内容，便是打击地主土豪非法占有土地的行为，保证朝廷收入。 好巧不巧，苏轼就出生在富人家庭，对于王安石要打击他这样的地主家族，他自然是不愿意的。 再加上苏轼所受的教育，以及对当时政治方面的考虑，所以他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行为是不赞同的。 苏轼认为就算要变法，那也得循序渐进，慢慢地改变。可王安石却认为变法越快，成果越显著。 其实总体来说，苏轼并非完全地反对王安石，他是持中立态度的。但王安石比较执拗，认为你不赞成就是反对，没有中立派。 就这样，苏轼跟守旧派站到了一起，对王安石的变法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最后，苏轼惹怒了王安石，被贬到了杭州做通判。 而杭州的百姓听说了苏轼要来杭州的消息，非常高兴。 毕竟苏轼的名气很大，在那个时代，算是个明星级的人物，杭州百姓也都想见识一下这位才子的真实样貌，不知道这个才子会不会也是个美男子呢？ 可苏轼还没来呢，就有人来敲鼓鸣冤了。 衙役见有人击鼓，便出来查看。来敲鼓鸣冤的是名男子，他手上还揪着另一个男子的衣服。两人的头发都有点凌乱，脸上也还带着伤。 见有人告状，百姓便都涌了过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何事？ 此时却有个男人骑着毛驴走了过来，但大家都没有注意，全围在那两个男子身边。 这时衙役对着两名男子说道：“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大人还没到呢？不能为你们审案。” 可那名男子根本不相信，还以为是县老爷偷懒，故意让衙役搪塞自己呢！ 于是不由分说地将那名男子拉到了堂上，却发现这大堂上确实没有大老爷，只有几名衙役在堂上当差。 正当那名男子想要离开时，那名骑着毛驴的男子却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大堂上，还坐到了大老爷的位置。 衙役见此人十分邋遢，便着急地对着男子说道：“你干啥呢？怎么还坐到我们大老爷的座位上了，赶紧下来，不然一会你可就要挨板子了。” 说着便走上前，想要把男子拉下来。可那男子却从袖子中拿出一个四方物件，对着衙役说道：“此座我若不坐，谁还能坐。” 衙役一看，原来是通判的官印，原来此人就是苏轼苏大人。 衙役赶紧道歉，并让大堂上的衙役赶紧站好，他们要工作了。 苏轼问那男子有何冤屈？ 那男子说道：“我是李小乙，我要状告洪阿毛欠钱不还。” 原来李小乙与洪阿毛是邻居，两人关系不错。后来洪阿毛想要做生意，便借了李小乙十两银子。 当时说好了，李小乙什么时候要钱，洪阿毛就必须赶紧还。现在李小乙有了未婚妻，想要结婚，便想要回那十两银子。可这洪阿毛不仅不给，还打了李小乙一拳。李小乙气不过，这才带着他来找大老爷告状的。 苏轼一听，便对着被告洪阿毛说：“你欠钱不还，还敢打人，确实有罪。” 那洪阿毛也有些委屈地说道：“我不是不还，只是我当时花钱进了一批纸扇，可没想到几场雨下过之后，天气转凉，纸扇没有卖出去，我还倒欠了十两银子，心里难受。所以李小乙来要钱时，我才会一时冲动打了他，可我不是有心的。” 苏轼听过之后，便让洪阿毛拿过几把扇子。苏轼拿笔在纸扇上画了几笔，便让洪阿毛拿这样的扇子出去叫卖，并且一定要声明是苏轼所画，还要一两银子一把。 洪阿毛半信半疑，但还是按照苏轼的方法去做了，没一会儿工夫，扇子便卖完了，除了还李小乙那十两银子外，他还有得剩。 苏轼笑着说：“这些银子你便留下来，去做生意吧！” 由此可见，苏轼的名气与才气都是很大的，那些买扇子的人，根本不是拿扇子去扇凉，而是将那扇子当作了工艺品。 只是苏轼的官运却是非常坎坷，后来还被牵扯到了“乌台诗案”。 但苏轼没想到，曾经针对自己的王安石，却在得知后，主动向皇帝上书，说苏轼是个人才，不可轻易处置。这件事也让苏轼对王安石十分感激。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守旧派的司马光掌握了大权，苏轼这才得以调回京城。 然而，苏轼也因为王安石又被贬了。 当时，苏轼对于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的事情颇有意见，因此又得罪了司马光，没过多久，他便又被贬到了岭南。 不得不说，苏轼这两次被贬，都跟王安石有关。由此也可以看出，苏轼和王安石之间并没有私人恩怨，只是政治立场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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