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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袁铨君绘制《周公吐哺握发天下归心》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辛卯岁咏周公七律 后启仲尼承往圣，昭彰礼乐建神威。 只愁叛乱谁人定，无惧流言我自岿。 一饭周公三吐哺，百忧天下始攸归。 披肝沥胆尽于命，惊见京师震电飞。 杨四平教授评： 读彬宇先生的《辛卯岁咏周公七律》，恍如跨越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重返中华文化创生的历史场景。周公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巍峨丰碑，也是后人品读中华文化时不可或缺的伟大存在，经久不息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周公的事迹与功绩早已被浓缩成中国典故，现经彬宇先生的精心营构和妙手创作，已然构成了一条通往圣人周公博大思想、精神实质及其无上价值的诗学通道。 一周公，姓姬名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可谓传奇：曾辅佐武王伐纣，在成王年幼时摄政，东征平叛，制礼作乐，营建东都成周，最终还政成王。 “后启仲尼承往圣，昭彰礼乐建神威。”诗的首联，彬宇先生追溯了周公“启仲尼”和“制礼作乐”的伟绩，将儒学传承的脉络勾勒而出。所谓“承往圣”，指的便是从“元圣”周公传承到“至圣”孔子。纵观中华文化，圣人辈出，有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等等，如繁星璀璨至今。作为儒学的奠基者，周公对后世的影响是源头性的，因而被尊为“元圣”。孔子甚至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将能不能梦见周公视为检验衰老与否的标准，足可见这种传承是融进血肉、深达灵魂的。彬宇先生的诗句提供了一个可供延伸的范式，周孔之道是如此，孔孟之道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有了“承往圣”的使命和担当，才有中华文脉之赓续，才令无数炎黄子孙拥有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乐文化早已成为一种民族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而这一切离不开周公的贡献。据《尚书大传》记载，在完成了救乱、克殷、践奄、建侯卫、营成周等一系列壮举后，周公于“六年制礼作乐”。《周礼》上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它是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礼仪专著。殷商的灭亡提醒周公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战后的百姓惶惶度日，亟待一套系统的礼法章典。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周公主导了礼乐的制定，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婚嫁、习俗等各个面面。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如孔子所言，周公所制的礼乐体系庞大，显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借鉴了夏、殷之礼，并在反思中进行变革。从这一点上看，周公也是“承往圣”的，并且于承中求变，为当时的王朝寻找到了合适的治国良方。所以彬宇先生此诗一开篇的“后启仲尼承往圣”，也同时指周公本人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人物。 关于周公对夏、殷礼乐传统的改革，国学大家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中有精辟的概括，他说道：“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从继承制度上看，以血缘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取代了商的“兄终弟及制”，由此生出宗法制（根据血缘关系分出尊卑）和一系列君臣等级秩序；从礼节仪式上看，庙数之制和丧服之制成为礼的外在形式，与等级关系相匹配，从而产生现代人口中所说的“仪式感”；从婚娶伦常上看，同姓不婚有效避免了后代缺陷，有利于民族正常繁衍。 除了血缘，敬德也是周礼得以建构的基础。据《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周公曾言：“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攻以食民。”其中，“则”指的是礼的基本原则，符合礼制便是有德。将德引入礼后，其功用也逐渐显现。在《尚书·召诂》中，周公曾劝诫成王道：“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大意是：上天也哀怜各地百姓，眷顾他们而将殷的天命转移。大王快快施行德政啊！从中可以看出，与殷商单纯的天命论相比，周公将天命论与德政相匹配，用道德为天命加上了一道枷锁，进而对统治阶级有所制约。此外，德政可以保民，民本思想已然确立。总体而言，周礼建立在血缘和道德两大基础之上，目标人群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覆盖了大大小小几乎一切社会生活，并有乐与之相配合，体现出对理想秩序的构想和追求。 当我们谈到春秋时期的社会环境时，常常提到一个词——礼崩乐坏，这崩坏的礼乐指的就是由周朝沿袭下来的礼乐制度。春秋时期，周天子势微，礼乐的约束力也随之大大降低，僭越之举常有发生。孔子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气愤的就是鲁国大夫季氏僭用天子八佾舞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要恢复周礼。在周公“德政保民”的基础之上，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要求统治者以符合礼的标准行政。反面例子便是“苛政”，有“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如实记录了“苛政”对百姓的伤害。 二“只愁叛乱谁人定，无惧流言我自岿。”谁能平定周朝的叛乱？彬宇先生在颔联发问。万幸的是，圣贤周公并不“偏科”，文能制礼作乐，武能东征平叛。是时，周武王早逝，而其子成王尚且年幼，因此便由周公摄政，统揽大权。煽动叛乱的主谋有以下四人：一位是纣王之子武庚，他管理殷商遗民，怀有强烈的复殷愿望。其余三位分别是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他们都是周公的亲兄弟，被分封在外，负有监察武庚的重任，史称“三监”。然而，他们既不满于周公摄政，又不甘于远离政治中心，便串通武庚，一起作乱。据《尚书·金縢》记载，他们把散布流言当成作乱手段之一，四处散播“公将不利于孺子”之类的言论，试图以此打击、逼迫、中伤周公。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发动了一场“杀人诛心”的舆论战，网暴对象就是毫无私心、一心为国的周公。对比今日美国对华战略，其中一项就是一直以来不停发动舆论战，不断大肆造谣抹黑中国，煽动并蛊惑中国人民反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当代“周公”。彬宇先生此句饱含深意，也是为所有问心无愧而遭遇造谣诽谤的人们的鼓与呼！ 朝外有三监蠢蠢欲动，朝内有流言蜚语恶意中伤，内忧外患把周公和周朝推至一个危险的境地。但如彬宇先生诗中所写的那样，周公是“无惧”和“自岿”的。恰恰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中，周公以临危不惧、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崇高品格，寻找机会逆转局势，不负先王所托，带领自己和周朝化险为夷，最终走向胜利。 攘外必先安内，在东征平叛前，周公的首要任务是安抚年幼的成王和辅佐大臣召公、太公，消除流言造成的嫌隙，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毛诗序》上写道：“《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可以看到，为了让成王明白自己的想法，周公作《鸱鸮》一诗，以诗明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大意为：猫头鹰啊猫头鹰，已经抓走我的雏鸟，别再毁掉我的鸟巢。我辛辛苦苦哺育，落下了一身毛病。如果不了解周公当时的处境，恐怕很难理解这首诗的真意。其中，“鸱鸮”隐喻着以武庚和三监为代表的叛乱团体，他们“取子”（离间周公和成王），“毁室”（意图毁掉周朝），作恶多端。周公则如诗中的成年之鸟，不辞辛劳地哺育幼鸟，一心培养成王。考虑到成王尚且年幼，大段地议论和说理难免会让人感到枯燥，而以鸟类作比则显得形象、生动、画面感十足，周公的苦心由此可见。 单凭一首《鸱鸮》，说服力还是不够。最终让成王打消心中所有猜忌的，是周公曾向先王祈祷的事迹。据《尚书·金縢》记载：“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滕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天降异象，影响了秋季收成。为了卜凶吉，成王和大夫们打开了金縢之书，意外地发现了周公的祷告文。这篇祷告文写于灭商后的第二年，当时武王已身患重病，而周公负责向先王祈祷。与寻常祷告文不同的是，周公竟愿“以旦代某之身”，代替武王事鬼神。显然，在周公的眼里，武王或者周王朝远比自己的性命重要。令人动容的是，周公还特意叮嘱史官不得声张，默默地守护着一切。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会去做不利于成王和周朝的事情？正是想明白了这点，成王便再也不肯相信那些流言蜚语了。《尚书·金縢》随后写道：“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当成王醒悟，怀着内疚之心迎回周公时，异象尽除，获得丰收，作乱分子的舆论战也宣告破产。 召公和太公都是辅佐成王的重臣，周公还需取得他们的支持。《史记·鲁世家》曾记载：“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周公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摄政，是担心有乱臣贼子反叛，无法告慰三位先王。武王早早离世，成王又还年幼，周公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周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周公凭自己的赤诚之心打动了召公和太公，重新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古人讲究“师出有名”，东征前的最后准备，便是洋洋洒洒近千字的《大诂》。这篇文章以记言为主，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很好地完成了示警、受命、动员、鼓舞、揭发、声讨等檄文的功能。全文如下：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敷贲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 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氏、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王曰：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天棐忱辞，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艰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 王曰：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艰人诞邻胥伐于厥室，尔亦不知天命不易。 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 文章开头，警钟便被敲响。周公要遍告各位诸侯和大臣，告诉他们上天已降下祸患，却没有遇到那种智慧的、贤能的、知天命的人。为了寻找方法渡过难关，周公使用“大宝龟”来占卜，并且透露出会有十位贤者鼎力相助。结果是“朕卜并吉”，全是吉兆。也就是说，周公利用占卜来鼓舞士气，将“得道者多助”和“此战必胜”的信念灌注给他人。随后，周公站在诸侯和大臣的角度提出质疑，觉得战事会变得艰难，老百姓会不得安宁。作为回应，周公承认了战事的残酷，认为的确会使百姓受难，并表示痛心。但随即又坚定地表明此战不可避免，周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受了天命，天命如此，必须排除万难和恐惧，去完成文王未竟的功业。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周公顺势呼吁，希望得到各位诸侯、大臣的帮助。对于敌人，周公指出他们罪大恶极，同室操戈，却不知天命已定，不存在逆天改命的可能。最后，周公作出总结：天灭殷商，如农夫耕地；我受天命，理当尽职。大家要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东征平叛，因为那是天命，而天命是不可违的。 从《鸱鸮》到《大诂》，周公“安内”的对象涵盖了成王、召公、太公、诸侯王、大臣、士兵、百姓，且效果显著。取得如此惊人的成果，一方面得益于周公的文采。他注重使用常见的喻体，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来替代冗长枯燥的说教。他的话语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因而说服力极强。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周公自身的人格魅力。一个忠君爱国、无私、低调、不惧流言、临危不惧的人，自然值得别人加以信赖。 做好准备后，周公便踏上了东征平叛的道路。如学者金履祥所说：“彼管叔者……固以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己为之兄而不得与也，……遂挟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瞰周室之内难，亦固以为商之天下或者己可以复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遂挟三监、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亦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可以看到，由三监、武庚、奄、淮夷等组成的反叛集团利益目标并不一致，各自心怀鬼胎。周公对这一情况了然于心，针对性地采取了逐个击破的打法，首个讨伐对象就是“三监”。双方于洛阳一带展开大战，在《大诂》的心理建设下，周公率领的军队士气高涨，而叛军或许自认为不义之师，应战消极，没做什么抵抗就溃败了。随后，周公转战下个目标——武庚，“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逸周书·作雒解》）”。连续两场胜利后，周公稍作休整，便直指最后的劲敌，主要是奄、淮夷和薄姑。《史记·周本纪》有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战后，周公是如何处置“三监”的呢？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载：“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帅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其中，“三监”的下场各不相同。老三管叔鲜是叛军统帅，罪加一等，最终以自杀谢罪，其封地被交由老九康叔封管理。蔡叔和霍叔有从属之罪，罪次一等，因此蔡叔度被流放，老八霍叔处被贬为庶民。对造谣和叛乱的兄弟，周公为其留有生路；对叛乱的封地，周公没有迁怒百姓，而是作《康诂》，提供了不少有效治理的方法。这一切，无不彰显周公的至仁至义和宽广胸襟。 耗时三年，周公终于完成了东征平叛。《诗经·破斧》记录了士兵们的内心感受，里面写道：“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战争是异常残酷的，将士们的斧子、凿子都砍出了缺口；战争又是荣耀的，因为它能守卫国家，维护国家安定。经此一役，周朝不仅收复了叛乱之地，还将领土向东拓展，为此后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一饭周公三吐哺，百忧天下始攸归。”诗至颈联，彬宇先生引“周公吐哺”的典故，扬古人礼贤下士之风。当时，周公在朝中摄政脱开不身，便由长子伯禽代为受封，前往封地鲁国。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是这么告诫儿子的：“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以自己为案例，说自己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这种身世放眼天下都不低。可一旦贤士到访，周公无论如何都要立马接见，即使澡没洗完也要握起头发，即使饭没吃完也要统统吐出，来来回回几次，做到这种程度还担心会错过天下的贤人。周公规劝伯禽，让他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能傲慢对人。 教育子女时，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以身作则，周公自己正是那个榜样人物。后人作诗也常用“周公吐哺”一词，既是对周公品行的赞扬，又可以表明自己同样求贤若渴。三国时期的曹操曾作《短歌行》一诗，诗中写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当袁绍的谋士许攸前来投奔时，曹操立马前去接见，竟连鞋子都来不及穿，最终赢下了关键战役——官渡之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周朝的统治时间长达八百多年，是极为罕见的。长治的原因固然复杂，礼贤下士可以算是其中之一。事实上，礼贤下士一直是老周家的优良传统。《史记·周本纪》曾记载：“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这一段说的是文王，他以贤明著称，为了接待贤士，连饭也顾不上吃，不少贤士因此投靠。文王“日不暇食”，周公“一日三吐哺”，父子俩的品行如出一辙，真可谓是千古佳话。 除了“一饭三吐哺”的典故，彬宇先生还在后半句写到周公“百忧天下”，点出了其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 殷商的灭亡仍历历在目，它最大程度地激发起周公的忧患意识，并在周公劝导他人时表露而出。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 当时，周公已平定叛乱，命康叔前往殷商旧地。周公担心康叔年少，于是告诫他两件事：一是务必要向当地贤才请教，问清楚殷商兴亡的原因；二是纣王取死的原因在于嗜酒、荒淫，这是他昏庸无道的开始。为了教导康叔如何治理当地百姓，周公便作了《康诂》《酒诂》《梓材》。可以看到，正是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周公分析了纣王失道的原因，随即制定出相关政策，以此避免重蹈覆辙。 有意思的是，在周公所作的三篇中，《酒诂》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酒令。说是禁酒令，却不是一般想象中严苛的全员禁酒、全年禁酒。据《尚书·酒诂》记载，周公曾说：“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对于各国诸侯、各位卿士、各级官员，只有在祭祀时才允许喝酒，平常日子是必须禁酒的，否则便会“大乱丧德”。 然而，对于平民百姓，周公的禁酒令又有所放松，文中写道：“小子惟一。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也就是说，老百姓们只要自食其力、孝敬父母、丰衣足食，那么就可以适度饮酒。周公的“区别对待”体现出治国的智慧，更可贵的是，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统治阶级要求更为严格，与纣王的放浪形骸形成强烈的对比。正是在这种政策下，周朝统治阶级的不良风气得到了有效整顿，大大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对比今天，十八大以后八项规定等文件的相继出台，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周公之制的情景再现。 除了告诫弟弟康叔，周公还在教导成王时有意培养他的忧患意识。《文王》是《诗经·大雅》的首篇，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诗经集传》中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一般认为这首诗是由周公所作，表面上是在追忆文王，其实目的是“戒成王”。其中，有两句是这么写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意为：上天已经下达命令，让殷商子民臣服于周。虽然现在臣服于周，但天命是无常的，谁能知道以后会不会发生变故呢？可以发现，周公并没有沉溺在过去的胜利中，反而由此生出警惕，并且做好了“天命无常”的心理准备。潜台词是，不忘初心，那么便是天命恒常；忘掉初心，必然招致天命无常！ 诗的结尾部分，周公就担心的事情提供了预防方法，劝诫成王道：“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周公提醒成王：要多想想你的祖先，修好你的德行。要永远顺应天命，自己多求福分。殷还没丧失民心的时候，是顺应天命的。更当以殷为鉴，有大命不容易。大命不容易，不要轻易断送。要宣扬、传颂好名声，从殷那儿接过天命。上天的事儿，无声无味。只有效仿文王，万邦才会信任你。从后续的历史发展上看，周公的谆谆教导显然是起到了作用。在成王和其子康王的统治期间，“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国家强盛，经济繁荣，史称为“成康之治”。 东征平叛后，周公所忧的是如何进一步巩固周朝统治，营建东都成周便提上了日程。《逸周书·作雒解》中曾有所记载： 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四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农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国家，得以诸公大夫。凡工贾胥市臣仆州里，俾无交为。 “敬念于后”，意思是为后世考虑。周公担心周朝不能长久，于是就把东都成周建设在天下的中心位置，也就是洛阳一带。为什么周公把营建东都成周看得这么重要呢？从地理位置的角度上看，文王建都于丰，武王建都于镐，位置都过于偏西，统治力无法辐射至东方，尤其是殷商旧地。地理位置的缺陷埋下了巨大的伏笔，间接导致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从先王遗志上看，武王曾考虑过营建东都，他对周公说：“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逸周书·度邑解》）为了平息殷人作乱，武王认为需要建立新都，而他心仪的都城是这样的：从洛水湾到伊水湾，地势平坦，没有险固，曾是夏朝都城。它南边是三涂，北边是太岳，回望是长河，面前是洛水、伊水。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武王和周公的看法相同，又适逢东方叛乱得到平定，因此便定下了营建东都成周的计划。 东都成周营建而成后，暂由周公掌管，而成王依旧坐守于镐。因此，当时的周朝分设了西都和东都两大都城，东西之间相互辐射，堪称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创举。“两都”一直维持到公元前770年，此时“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已身死，镐都被犬戎所占，幽王之子平王迁都洛阳，并且正式定都于此。这个时间点也成为周朝的分界线，之前被称为西周，之后被称为东周。值得一提的是，东都建于洛阳，如今我们以“十三朝古都”相称，第一、二朝分别为夏朝、商朝，第三朝便是周朝，此后还有东汉、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其历史文化底蕴可谓深厚至极。 四诗至尾联，周公波澜壮阔的一生也到了收尾的时刻，彬宇先生写道：“披肝沥胆尽于命，惊见京师震电飞。”这句诗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还政成王”，此为周公政治意义上的结尾；二是“葬之于毕”，此为周公生命意义上的结尾。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放言五首·其三》中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他把周公和王莽当做正、反例子进行对比，意图说明：只评价他人一时的行为，这样的做法是草率的。如果要对人或事建立起全面的认知，那就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盖棺定论”。周公摄政，流言和猜忌便随之而生，世人很难相信有人会不为大权所动，更何况还有“三监”不怀好意地推波助澜。但周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如此高风亮节，实是世所罕见。据《史记·鲁国公世家》记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当时，成王已成长到能够听政，东边的叛乱已被平定，东都成周营建完毕，礼乐制度均已完善。可以说，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条件都已成熟，所以周公毅然决然地“还政成王”，自觉恢复臣子的身份，“北面就臣位”。 除了权力上的让度，周公还作《无逸》告诫成王，其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大意是：君子不应该贪图安逸。应该先去了解耕种的艰难，这样即使回到安逸的条件下，也能知道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看看那些老百姓，父母还在辛勤工作，儿子却不知道耕种的艰难，于是安逸享乐，甚至于放肆起来，轻视、侮辱他们的父母说：“年纪大了什么都不懂。”周公深知，安逸会使统治者荒废朝政，进而和臣子、百姓离心离德，便将这些治国之道、做人原则和处事智慧等统统传授给了成王。周公所求，无非是希望周朝能有一个贤明的君王，而成王也确实担起了重任，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归政成王后，周公自请坐镇东都成周，三年后于丰逝世。据《尚书大传》记载：“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然后，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庙，死欲聚骨于毕。’毕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也就是说，周公的“尽于命”贯穿人生始终，不仅生前创下伟绩，死后还想把自己葬在东都成周，永远做辅佐成王的臣子。 虽说周公遗愿如此，但成王并未照做，而是将周公葬于毕，也就是文王之墓的旁边，“示天下不敢臣也”。更有带神话色彩的故事流传，说成王本想葬周公于成周，但天降异象，电闪雷鸣，于是改葬于毕。但在历史学家钱穆看来，“葬之于毕”是因为成王“谓周公非特臣于已，彼其继文、武之遗志而完成其事业，为周室之元勋，他无可比类，所以特表其功德也。”（《周公》）也就是说，成王是发自内心敬重周公的，认为他的功绩无人可比，因此以远超臣子的规格安葬周公。 彬宇先生的学员赵力能先生曾如是评： “周公是一位上集历代圣人之大成而制礼作乐，下启孔孟复兴周礼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核心人物，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吐哺握发、制礼作乐等成语均与周公有关。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临终前想逝世后埋葬在京师成周，陪伴在成王左右以敬人臣之礼，周成王也准许了。埋葬时京师却发生天象异变，电闪雷鸣，还刮起台风，将许多大树都连根拔起，成王就不敢葬周公于京师成周，命葬周公于文王附近，表示不以周公为臣。 彬宇先生作此诗于2011年礼博士创办之时，以此诗纪念周公。另外先生还有《礼安天下论》雄文传世，可供有志者研究。” 总而言之，读完彬宇先生的这首内涵丰富、技法精湛的七言律诗，会有百般滋味一一领受： 叹服的，是制礼作乐，启发后辈的功绩；惊心的，是三监叛乱，力战平定的国土；苦涩的，是流言蜚语，百口莫辩的忠心；称道的，是一饭三吐脯，礼贤下士的周家传统；泪目的，是还政成王，安葬在文王左右……百般滋味不断交织，圣人周公的形象也在读者的精神世界中不断丰满，直至屹立 。 —— ———————————————— 张红星教授注： 仲尼 ：孔子的字。《史记 ‧ 孔子 世家》： “鲁襄公 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 云，字仲尼 。 ” 昭彰：亦作“昭章”。昭著、显著。亦谓使彰明。《汉书‧王莽传上》：“昭章先帝之文功，明著祖宗之令德。” 又有光耀之义，南朝齐王融 《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昭章云汉，晖丽日月。” 礼乐：礼节和音乐，《礼记‧乐记》：“乐也者， 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孔颖达疏： “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 史载周公制礼作乐，使天下大治。《尚书》：“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神威：此谓礼乐文明有神奇的威能。唐李白 《明堂赋》：“崔嵬赫奕，张天地之神威。” 金秦略 《少室山卓剑峰》诗：“神威洗尽世间雠，电歇雷闲怒气收。” 岿：高峻独立貌。稳如泰山之亦。系“我自岿然不动”之省称。 吐哺：即吐哺握发。《韩诗外传》卷三：“成王 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 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 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 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按：《史记‧鲁周公世家》作“一沐三捉发”。后遂以“吐哺握发”形容礼贤下士，求才心切。 百忧：种种忧虑。《诗‧王风‧兔爰》：“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 晋刘琨《答卢谌书》：“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 攸归：攸为助词，无义。攸归即乃归。 披肝沥胆：比喻极尽忠诚。《隋书‧李德林传》： “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图谶之文，顺亿兆之请，披肝沥胆，昼夜歌吟。” 尽于命：即尽命。终天年之义。汉荀悦 《申鉴‧俗嫌》：“学必至圣，可以尽性；寿必用道，所以尽命。” 京师：《诗‧大雅‧公刘》：“京师 之野，于时处处。”马瑞辰通释：“京为豳国之地名…… 吴斗南 曰：'京者，地名；师者，都邑之称，如洛邑亦称 洛师之类。’其说是也。”“京师”之称始此。后世因以泛称国都。唐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一说，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 ，周文、武 建都于此，统名之曰“京师”。见清顾炎武 《肇域志》。 震电：雷电。电闪雷鸣。《春秋‧隐公九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史记》：“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尚书》：“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 赏析人简介： 杨四平，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文化促进会顾问，出版著作1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2次获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奖。《中国诗人名录》丛书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比较诗学》、《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等。 ————— ————————————————— 《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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