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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黄氏，生于1909年农历10月，京溪村（英岗岭东南）人。该村距离我们敖家4华里。外公外婆都是农民。母亲是19岁嫁到我们敖家与我父亲成亲的。她在38岁时生下了我。生我之前，她一连生了6个女儿。由于那个年代社会动荡，缺医少药，家里贫穷，养不活这么多孩子，特别是小孩有病无钱医，致使我的3个姐姐(三姐五姐和六姐)夭折，又因农村严重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和难以说清楚的旧习俗，让我的四姐出生后七天就与邻村的一彭姓人家的男孩调换抚养并结了儿时亲。 母亲一生善良慈爱，勤劳正直，心直口快，同情弱者，乐于助人。她过人的胆魄不输男人。据说，她年轻时还有一段勇斗日本兵的小故事。大概是1945年春，母亲才三十几岁。据说有日本兵到了我们村。要抓农人给他们挑运辎重，我父亲吓得早就躲在了牛栏里不敢出来。为了掩护我父亲，她故意与日本兵周旋。日本兵把我家的独轮土车推出来，放在祠堂前的场地上。母亲急中生智，趁日本兵没注意，一下将土车推入水塘里，结果日本兵没办法空手而去了。她的机智勇敢由此可见一斑。 我因为是家里的唯一男孩，又是父母中年得子，所以，小时候，被家里视为宝贝，很受娇宠。我很贪玩，常常玩得不愿吃饭。母亲很耐心，老端着个小碗跟在我身后。见我玩得停下来时，就用调羹喂一口。有时我玩得起劲，她就故意说:“看，那树上有一只小鸟!”趁我抬起头，她就送一口饭到我嘴里。 我们村是大村，是附近几个村的行政中心，设有一村小(一到三年级)。学校在村西头，临时租私人的禾屋作教室。我家住在村的最东头，相隔一华里多。1954年秋，母亲领我去学校报了名。第二天送我上了学，中午又来接。如此，大约有半个多月，以后就让我跟着小伙伴们一起上学和放学回家。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出教室门，走了几步，一条大黄狗就跟着我汪汪直叫，我吓得赶紧跑。可越跑，那狗越追得紧。由于跑得太急，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哭着，爬起来，站在原地，叫着妈妈。早有小伙伴告知我母亲，她急急地赶来，拍掉我身上的尘土，牵着我的小手回家了。经此一吓，第二天，我就耍赖，不去上学了。母亲很无奈，自言自语说:“这可怎么办?他爸是个吹牛屁股的(意为种田的)，生个儿子又要去吹牛屁股?”隔了几天，她好说歹说，哄着我，牵着我，送我上学了。 我父亲健在的年月里，母亲一般以家务为主，不大出外干农活。自我父亲1962年去世后，她才被迫出外劳动，如种菜，在生产队里出工。由于我在学校读初中，多少得用点钱，但那时农村挣点钱是很难的。母亲很聪明，农田里挣钱难，就搞副业，先是养鸭，养鹅，生的蛋去卖。不能生蛋了，就去卖鸭和鹅。但这些毕竟挣不了多少钱，于是她就养了一头母牛。母牛会生牛仔。那时一头牛仔可值十几块钱呢。母牛大体一年下来可生两头小牛。这样，家里的经济就活多了。这有力地支持我顺利地完成了初中的学业。母亲勤劳智慧，为我操劳了大半辈子。虽然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经济拮据，但从没有让我饿过肚子，冻过身子，受过欺负。 古人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诗道出了天下的母亲对儿女无以伦比的慈爱。我的母亲对我就真如诗中所言，是全心全意，没有半点私心怨言。记得我在英岗岭小学读四年级时，离家远，住在学校，母亲总不放心。冬天冷，怕我冻着，就想方设法给我做新棉衣棉裤。那时没钱买布，母亲就用自家种的棉花，她自己紡纱，然后用自家的木制织布机织成棉布，并自己染色。之后请裁缝，铺上棉花，做成棉衣棉裤。我穿上，觉得特别温暖温馨。她一有空就踩木制紡纱车紡纱，几乎每天都要到深更半夜，特别是冬春两季。我们一家人穿的衣服，都是她紡的纱，织的布。她不仅紡自家的，还接别人的棉花紡。她紡的纱，均匀，干净，无断纱，无赘头。她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纺纱织布的能手。 母亲一向节俭，有点好吃的东西舍不得自己吃，总要留着，等我回家给我吃。她生怕她的儿子营养不好，影响身体生长。记得那是一九七四年，我当时在新华煤矿子弟学校任教，离家也有三十多里路。那时交通不发达，回家要转班车，所以我每隔一两个月才回去一趟。有一次据说是我姐姐端午节送来一斤猪肉和一个西瓜，本来是给母亲吃的。但是，母亲舍不得吃。那时农村没有冰箱，母亲就将猪肉炸了放了盐，装入一个玻璃瓶，放在水缸里，让凉水给它保鲜。那个西瓜则放在床底下(阴凉)。过了一个来月，我才回家，这时她拿出来，那肉也臭了，瓜也烂了。我生气地说:”我在外还没这些东西吃吗?以后别再留着了，自己吃掉多好!别这样浪费!”她也有点惋惜，一副难为情的样子。我忽然感到自己说话的不妥，流下了后悔的眼泪。 由于我是家里的独生子，而农村传递香火，继承祖业，则是男孩天经地义的责任。所以，母亲特别操心我的婚事。在她的人生字典里，早生儿女，儿孙满堂才是最大的福气，也是最高的理想。这个观念现在来看虽然有点陈旧，但却实在，也没啥错。所以，我一回到家，她就念念叨叨，一会说与我同龄的某某结婚生子了，一会又说某某因挑三拣四，现在仍光棍一条，再找不到老婆了。她与村人交谈时，总觉得抬不起头，满脸的愁云。她还三番五次托人给我说媒。但我因个子小，怕吃苦，不适应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总不愿找农村姑娘。这就急得她团团转。后来在我三十岁时考上大学，她不仅不高兴，反而翘起嘴说:又得等几年结婚了。我告诉她:大学生可以恋爱结婚的。她说:”那你快点找个姑娘，带回来，让我看看哪!”这还真的将了我一军!后来，我找了个高安城里师范毕业的姑娘(即现在的妻子)并带回了家，她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从此愁云消散。 1982年春我毕业后留校在南昌工作，妻子在高安新街任教。我们结婚后，妻子怀孕了。母亲七十二岁高龄离开家乡，到我爱人工作的地方，照顾临产的儿媳。我爱人生女儿时，她陪着到高安人民医院，及到儿媳坐满月子，她又一起到新街小学，与儿媳和孙女居住在一起，给我们做家务，照看孩子。后来，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她更忙。每天天刚朦朦亮就起床，做饭，扫地，收拾房子。她总是乐观的面对生活.当旁人问候她:”老人家，你忙啊!”她总是笑嘻嘻的回答:”我是忙，忙得高兴!”一次天下雨，地上路太滑，她怀抱着孙子出去串门，刚跨过水沟，不小心滑了一跤，她自己头摔了个疱，却双手紧紧抱着孙子，没让孙子受伤。母亲就是这样为我们鞠躬尽瘁。没有母亲的辛劳付出和全心全意为子孙的精神，是不可能有我后来的读书学习的机会的，也不可能有我后来的事业发展和家庭幸福。 我妻子和孩子来到新余后，母亲才回到老家。可以说在新街的八年，是她最开心最幸福的时期。因为:一是精神上愉快，遂了她的心愿。早年她总要我结婚生子，想的是早抱孙子孙女。现在如愿了;二是以前在老家，她一人生活，早一餐，晚一餐;饱一餐，饿一餐，生活无规律，现在一家人，吃饭定时，饭足菜多，鱼肉荤腥，营养全面;三是新街小学女老师多，和善爱笑，且都是本地人，语言交流通畅，没有隔阂，轻松快乐。 我的父母留给我的物质遗产，除了一幢一厅三间的农村破旧砖瓦房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极其丰富且受益无穷的。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作为农村妇女，母亲有她自己的一套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当国家搞计划生育，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她是很质疑的。她说，一个家庭要有人，一个国家更要有人，有人才有财富，现在搞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再过三十年，国家就要减少一半人口，没有人还有国家吗?这田谁来种?城里人吃什么?她对城市里有些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也颇有微词。她说，这些人现在是过得风光，等到五十岁后，就会后悔不及。因为你老了没后人，成独鬼一个，老了谁来照顾你?就算你有很多钱，但钱买不到亲情。你有钱，有金堂玉屋，也要有后人继承，要不然，这些都是别人的，给别人做崽了。她还经常教我们一些处世做人的经验和道理。她常说，我们做人不能忘本，要知恩图报，人家帮助过我们，要永远记在心里，有机会就要报答;她又说，做人要厚道，既不要为了自己当官发财就去讨好巴结有权势或有钱财的人，也不能欺负或看不起穷人，特别是处境很困难的人，更不能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她说，有的人，在父母这一辈穷或弱，但说不定，到了他儿孙一辈，却翻身发达起来，所以看人看事不要势利眼，眼光长远一点，能不得罪的，尽量不去得罪，多栽花总比多种刺好。她还教导我们:做人心要正，脚要站得稳，腰才挺得直，该出来说话时要站出来，不能总当缩头乌龟;此外，她经常教我们要勤俭持家，不要浪费，尤其不能浪费粮食。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实在需要时，花再多的钱也得花，不需要时，多花一毛钱，也不应该。母亲的这些思想，朴实而深刻，以今天的观点看，也是对的，没有夸夸其谈的大话，没有假话，而是实实在在，坦坦荡荡,接地气。这些思想和观念影响了我一辈子，甚至将影响我的子孙后代。 母亲的聪颖还表现在她对于语言方面的运用和创造上。她对我们家乡的语言词汇，运用得溜圆滚滑，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很善于讲儿童爱听的小故事，说儿歌和顺口溜。比如，我小时候常听她说的一首儿歌:齐鸟仔(家乡话中的一种小鸟;齐，取其读音同)，肚皮黄，娶了老婆不要娘，把娘丢在高山上，把老婆拴在裤带上。这个儿歌形象地教育我们长大后要孝敬父母，不要娶了老婆不要亲娘。很多家乡俗语经她的再创造和发挥，便变得格外生动和形象。特别是对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她无师自通，运用得娴熟自如。以致后来在新街时，我的岳父夸她是“乡村语言学家”。她是由于时代条件所限，未能上学，如果有今天的条件，她不仅能上大学，而且确实能成个什么专家。 和千千万万从封建社会成长大的妇女一样，我母亲没上过学，没读过书，其思想较保守陈旧，视野较狭窄也是自然的。她一生的活动范围就是那方圆不到五公里的地方，连县城都没去过。还是1982年我妻子生了孩子在高安城里的娘家坐月子时，她跟着照看孙女，才在城里住了一个多月。见识限制了她的思想，使她较保守和短视。有一事可见:那是1963年，我初中毕业，因头一年我父亲去世，家里失去经济支撑，在填报升学志愿时，我只能报师范中专。因为读师范不要交学费，每月还有几元零花钱发。当我接到高安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告诉她时，她一脸的不高兴。还不让我去读。她是要我在家种田，当一辈子的农民。在这关系到自己一生前途的关键时刻，我没有听从她的安排。于是，我和她来了个"智斗"。她叫我去砍柴，我不去;她叫我去放牛，我也不去。我就躺在竹床上睡大觉。她于是想:像这样也不是办法，那就让他去读吧。但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后来我上学了后，母亲还是全心全意支持我的，一直到我师范毕业。我也理解母亲的难处和心思，一是害怕自己孤独，二是怕经济负担不起，三是希望我早日结婚生子。这虽然也入情入理，但凡事有一个长远和眼前的问题。所以，后来我总结了一条:子女对父母要孝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别在她们年老时;但在关系到自己前途的重大问题上，自己要有主见，不能完全听从老人的安排。特别是在那些没有文化和见识少的老人面前。 母亲身体一向较好，没有现在老年人常有的基础病。这得益于她长年的劳动及乐观直爽的心态和乐善好施的品格，也得益于她晚年的养生。她晚餐吃得少，常常泡点米酒喝就行。她虽然瘦，但干练精神。1990年我妻子和孩子来新余了，但母亲因为怕生活不习惯，语言不通，更主要的是怕老在外地火葬，所以没有跟着来新余，而在老家生活，后来在堂兄家搭膳。她生病期间多亏我的堂兄，堂嫂，堂弟媳，侄女及我三个姐姐轮流照顾。1994年12月，因天气太冷，母亲用热水袋放被窝取暖烫伤，背上生了褥疮，后又重感冒，卧床不起。1995年2月下旬，我们一家请假回老家去看母亲，连住了五天，母亲对我说:”你们回新余吧，我一下子还不会有事。”我们考虑孩子要上学，我们也要上班，总这样等着也不是办法，于是就带孩子回来了。临行时，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她床前告别，深深地向她三鞠躬，我似乎隐约地意识到也许这是最后的一别。果然，当我们回到新余的第二天早上，我侄子就打来了电话，说婆婆昨晚去世了。她老人家最终实现了她生前的诺言，不要儿孙给她送终。她走得从容，安详，享年86岁。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和平凡的一生，又是伟大而令人敬佩的女性。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忘不了她。每年清明节，如无特殊情况，我和儿子一定会回老家，在祖坟山上祭奠她，缅怀她。现在，她的画像安放在我老家新建房子的厅堂正面墙上。她一生喜欢这块土地和这所房屋。就让她每天笑迎乡亲，安守尊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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