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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孙毓敏老师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她从河南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院演戏。 孙毓敏老师是荀派入室的传人，得真传，年轻时就在荀慧生剧团担当主演，名震一时。 名演员受迫害，大家都明白。孙毓敏被下放到河南，到了河南接着还被批斗，说她是外国特务，她走投无路，跳楼，没死，双腿骨折，在床上躺了五年，又奇迹般站了起来，又能登台演出，而且荀派味道十足，很快名扬全国。
我当时在北京朝阳区文化局工作，负责联系住在朝阳区的专家，这样认识了孙毓敏老师。 孙毓敏老师非常好。问我能为朝阳区做什么？我说有什么活动，请积极参加。她问：“朝阳区戏迷多吗？我和戏迷见一面吧！” 没想到孙毓敏老师主动提出要和朝阳区的戏迷见面。 我就让区文化馆把业余京剧爱好者组织起来，请孙毓敏老师大家见面。 孙毓敏老师看到有这么多人，非常高兴，说：“我和大家聊聊荀派吧！” 大家鼓掌。 孙毓敏老师说：“现在呀，都讲现实主义，荀派就是现实主义。” 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在我脑子里，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斯坦斯拉夫那里来的，中国京剧荀派创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怎么是现实主义？ 孙毓敏老师自信地说：“荀派的动作，都是从现实中提练出来的，京剧旦角出手指是这样的，我们荀派是这样的，胳膊直接抬，食指直接指，说话有点儿贱舌子，这是什么人呢？这就是小丫头儿。你说是不是现实主义。” 孙老师边讲边比划，大家看得乐坏了，鼓掌。 送孙老师回家的路上，我对孙老师说：“孙老师，您还真不是一般演员，你有理论啊！” 孙老师说：“我腿折了，躺在床上，也死不了，干什么呢？看书呗！看了不少书，我就不想死了，有多少事我还没弄明白呢！死了多不值啊！要说学问没有，书是看了不少。” 我说：“孙老师，我太佩服您了。” 孙老师说：“咱俩有缘，你别叫我老师，叫我大姐吧！” 从那以后，我就叫孙老师“大姐！” 后来，我们搞群众文化活动，请孙大姐，大姐必到。
有一次，孙河乡党委书记找我，对我说奶子房村成立个京剧队，他说：“一帮老娘们儿瞎唱，喉儿难听。不让唱还不行，唱吧，比扯老婆舌强，你能不能给找个专业老师给指导指导。“ 我就和孙毓敏大姐说了。 孙毓敏大姐痛快地答应了。 那一天，村里听说大名鼎鼎的孙毓敏老师要来他们业余剧社，相当兴奋，还租了戏箱，扮上唱。我记得唱了一出《坐宫》，村里人扮上杨四郞和铁镜公主，化着彩装，那叫认真。 我陪着孙大姐。 戏里的门道我是看不懂。 一出《坐宫》下来，孙大姐走上农村土台子，问演铁镜公主的农村丫头：“戏谁给你说的？”那丫头说一个人的名字，我不认识也没记住。 孙大姐说：“唱完这句，先哭后展再弹。你不能先展后哭，没哭呢，你展什么呢？顺序错了，你这是光学动作，不明白意思，那哪儿成啊！学戏，听老师讲，不懂的一定要问，不能迷糊着演，那不成瞎比划了。” 我当时想：真是名师出高徒。 后来，孙大姐被任命为北京戏曲学校校长，我奇怪大姐怎么会当官儿。 后来的实践证明，孙大姐确实有领导才能，北京戏曲学校在孙毓敏校长手上成为北京戏曲职业学院，从原来的中专变成大专，现在又有了大学本科，为国家培养出众多的京剧人才。 我们朝阳区搞活动，孙校长知道后，就派学生来参加，穆宇、翟墨在学校时，都来参加我们朝阳区的活动。 后来成为国家京剧院院长的吴江，曾经给孙毓敏当过副校长，吴江亲口对我说：“我从心里敬佩孙校长。” 当时朝阳区三里屯有个“穆斯林餐厅”，总经理何凤仪酷爱京剧，总是请一些京剧名角在他那里搞活动，一次活动中，孙毓敏大姐表演节目前讲话：“爱京剧就是爱中国”。我印象深刻。 每次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宾馆大，开会，吃饭，都要走挺远。孙大姐总是拉着我，我问：“姐是不是腿不舒服？”她小声说：“不让他们看出来，咱俩好，我就这么扶着你走，没事儿吧！” 我说：“那是我的荣幸啊！” 2013年，我搞了一个书法活动，请孙大姐来助兴，她高兴地来了，还送了我她写的《我这两辈子》。书写的实在，动情。看了这本书，我知道孙大姐从小就多么有才华，又受了多少苦，她又怎么靠着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重新活跃在舞台，成为荀派最重要的传承人。
这几年，我也退休了，和大姐见面少了。 没想到，她就这么走了。 孙毓敏大姐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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