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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23年5月越飞向孙中山传达了苏联即将援助国民党的信息后，孙中山一直在等待着援助的到来。 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履行承诺，当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四人赴俄，同苏联领导人具体商讨援助国民党的问题。 1、蒋介石访俄孙中山对于蒋介石等人的访苏寄予厚望，他在给列宁、契切林、托洛茨基的信中介绍了他的“参谋长和密使”蒋介石以及代表团此行的目的。 
9月17日，孙中山在致加拉罕的信中又说： 我派他（即蒋介石）去莫斯科讨论我在那里的朋友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帮助我在国内的工作。 特别是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及以远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 兹授予蒋将军全权代表我行事。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在苏期间拜访了俄共(布)中央领导人，同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会谈，参观了苏军部队和军校，接见了在莫斯科的国民党员和中国留学生。 根据临行前孙中山的要求，代表团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和斯克良斯基递交了孙中山确定的《国民党未来军事计划》。 这个计划提出，国民党未来军事计划的核心，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按照红军的模式在中国北方的中蒙边界地区建立一支军队，然后从那里出发向吴佩孚和北京政府发动进攻。 然而，苏联领导人除同意在苏联军事学校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干部以外，基本否定了国民党的军事计划，而是要求国民党重视政治工作，不要只迷恋于军事行动。 2、要苏联援助有多难？可见，苏联对孙中山国民党予以军事支援的条件，是孙中山必须改组国民党、放弃单纯军事行动、重视政治工作、重视工农群众等。 在没有实现这些条件之前，俄共（布)领导人是不会轻易决定给国民党以援助的。 所以，尽管孙中山曾通过多种方式，一再要求尽快给国民党以援助，但俄共（布）领导人还是坚持这样一个理念： 先使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认清，其主要力量应放在开展政治工作上，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特别是同工农基本群众的联系，以便建立国民党真正强大的社会基础。
莫斯科方面在援助孙中山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孙中山能否在广州坚持下去，并形成可以与吴佩孚抗衡的力量持怀疑态度。 为了得到有关孙中山方面的确切消息，莫斯科向在北京的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发出电报，要他转告孙中山： 莫斯科准备提供援助，但他究竞能坚持多久？怎样向他提供物资援助？另外，为了坚持下去，他能否与陈炯明谈判合作问题？
莫斯科的意思是，既然孙中山的力量战胜不了吴佩孚，莫如与陈炯明捐弃前嫌，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吴佩孚。 
加拉罕奉命对孙中山进行了了解，然后通过鲍罗廷向莫斯科回电说： 孙中山认为坚持下去的希望是有的，但他不能确定期限。从我个人方面来说，我认为，由于没有固定不变的兵力对比，所以某种偶然的情况，诸如某位将军的背叛，从北面和西面同时进攻，吴佩孚立即把大量兵力调往南方等，在任何时候发生都可能是致命的。
然而，既然原则上已决定提供援助，就应该毫不拖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应该加速解决这个问题。 加拉罕的催促并没有使莫斯科动心，援助孙中山的问题仍然处于讨论阶段。 因为，莫斯科还担心： 如果孙中山通过接受苏联的援助而战胜吴佩孚，在北京掌握了政权，他能否对苏联表示友好？或者对苏联作出比现在的北京政府更多的让步？
出于这种担心，契切林给加拉罕发电说： “必须同孙中山签订一个政治协议，否则他会骗人。”
加拉罕当即回信表示： “这个政治协议的实际意义将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我与孙中山签署了这样一个协议，那也是因为我在执行您的指示，而不是我由衷地相信它的必要性。 因为，即使孙逸仙同意签订一个能向我们提供比我们准备从北京政府得到的东西稍多一点的协议，那么在他执政的那一天，我们也不能根据这个协议要求他履行那些会恶化中国对苏态度的义务，因为这将意味着在政治上葬送他，这将意味着向全体中国人民宣布，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北京政府比孙逸仙的国民革命党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更多的好处，意味着孙逸仙出卖了中国，因为他必须向我们作出比北京政府更多的让步。”
加拉罕在信中告诉契切林，国民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其状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生气勃勃的、积极的、组织良好的国民革命党，这是我们在任何其它国家都没有的。 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土耳其、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民革命党，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别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应该最坚决地放弃对国民党的一切批评，因为这种批评会妨碍实施我们早已决定向它提供的援助。如果我们不根本改变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态度的话，我们应该提供这种援助，看来，我们没有这样做。
在加拉罕的一再催促下，俄共（布）领导人根据来自中国的各方面的消息，再次对国民党的发展进行了评估，这才决定派出军事和政治顾问到广州，同时开始准备实施其武器弹药的援助计划。 3、黄埔军校创建时有多难？黄埔军校刚开办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短缺。 
当时，广州虽然是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孙中山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但实际上，这里却是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把持的天下。他们借讨伐陈炯明有功，驻军广州，把持广州的财政和一切税收机关，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这一举措，他们是不赞成的，于是便利用手中的权力，百般刁难，制造种种障碍。 当时，廖仲恺为了筹措军校的经费，尽心竭力，使出了浑身解数，有时竟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向杨、刘求助。 张治中对此曾有一段感人的记述： 那时候广东的财政和一切税收机关，统统把持在军阀手里；而这班军阀根本是反对黄埔，根本就不愿我们黄埔成立与存在的。我们常常听到廖先生同我们讲起筹款时种种困难的时候，他几乎落下泪来。 他晓得本校明天的伙食就没有了，他在今天就四出奔跑设法，一直到了下午八九点钟，还没有得着一个钱的时候，他只好跑到这一批军阀的公馆里去。 这一些军阀总是正靠在烟榻上抽大烟，我们廖先生本来是一个革命党员，对于这一班军阀的情形怎么能看得惯？ 但是他为了要养活五百个革命青年，他不得不为我们牺牲身份，而并且也靠在大烟床上陪着军阀谈笑，等到军阀高兴了，他才提出某一个地方有一笔款子可以让他去收一收，只说有一个紧急的用途，始终不敢提起是为黄埔学生的伙食，然后这班军阀才答应了廖先生，然后我们这五百个热血青年，才不至于断炊。 当时学生生活怎样呢？学生的服装只是一套灰布的衣服，没有袜子，赤着足穿着草鞋。住的房子更是简陋得很，当时只有一部分学生借用从前黄埔陆军小学的瓦房来住的。 此外就完全住在临时用芦席搭成的棚子，睡的是用竹子担起的床。曾记得我们校长（蒋介石）常常讲到这种困难情形，与我们廖先生商量，而廖先生总是安慰他说： “你尽管专心去教育学生吧，关于经费方面，都由我负责。” 大家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由他去筹划，所以我们想到这种情形，廖仲恺先生真是“黄埔的慈母”。
黄埔军校的学生是来学军事的，因而不能没有枪。 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前，就批准发给黄埔军校300支粤造七九式毛瑟枪。 但当时广州的兵工厂，并不以军校为重，只知道唯军阀的马首是瞻。廖仲恺交涉了不少时日，说了不少好话，到开学时，才仅仅得到30支枪，只能勉强供卫兵守卫之用。开学后3个月，武器的事仍然如石沉大海，毫无继续供给枪支的迹象。 
而这时，孙中山不得不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 4、雪中送炭的苏联援助1924年10月7日，苏联援助广州的武器终于运抵黄埔，计有8000支配有刺刀的步枪，每枪另配子弹500发，总价值达56.4万卢布。 对于正需要武器的黄埔军校来说，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就连思想非常右倾、后来跟着蒋介石反苏的王柏龄，当时也欣喜若狂，专门在《黄埔季刊》发表文章说： “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惟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
当时孙中山正在韶关，准备督师北伐。当他得知苏联援助的武器已经到达之后，非常重视对这批武装的分配和使用。 10月11日，他专门写信给蒋介石，提出自己的意见： 新到之武器，当用于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员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练兵场在韶关，故望兄照前令办理，将武器速运来韶，以免意外，至要至要。此意请转知鲍罗廷顾问，并请他向各专家代筹妥善计划，及招致特种兵之人才，为荷。
此后，苏联政府又继续向广州提供军械援助。 在1926年，苏联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复枪9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复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复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除了武器弹药之外，据鲍罗廷估计，苏联政府向黄埔军校提供的开办费和经常费，达到300万卢布，相当于当时中国货币270万元。 5、苏联顾问的到来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苏联支援国民党的第一批军事顾问抵达广州，他们是：波里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斯莫连采夫、切列潘诺夫。 
孙中山非常高兴地同顾问们见面，他在谈话时说： 中国独立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等国内敌人全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基础。
由于筹建军校急需大批有政治觉悟、有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鲍罗廷和加拉罕于1924年4月16日向莫斯科发出电报，提出： (1)选派50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州； (2)让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
为了培养中国的革命军事人才，苏联政府非常重视选派顾问的条件。 因此，当时有许多出色的苏联红军将领来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和政治顾问。 他们中有炮兵顾问贝斯查斯特洛夫、军需顾问吉列夫、交通顾问德喇特温、政治顾问卡拉绰夫、代首席顾问沃里金、步兵顾问普里贝列夫、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罗加觉夫、卫生顾问阿赫蔑多夫、交际顾问阿利等多人。
5月，苏联红军的著名将领巴甫洛夫来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总顾问。 巴甫洛夫到任后，很快帮助孙中山制订了一个改组军队的计划。该计划提出，在共产党人帮助下，把归附广州政府的地方军阀部队进行合并，通过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使其成为受孙中山统一领导的革命军队。 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在军队中建立政治机关，派一些党代表到各军各师去；在黄埔军校开办培养军政干部的短期训练班；由一名参加国防委员会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统一规划军事学校和部队中的军事训练；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两个团的校军，并特别注意对它进行训练。
孙中山采纳了巴甫洛夫的这些建议，并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其他成员有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及军队将领，以巴甫洛夫为军事顾问。 
7月15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巴甫洛夫提出的改组军队和军事防御的计划。 孙中山很倚重巴甫洛夫，他希望巴甫洛夫在建立革命军队方面大显身手。然而，十分不幸的是，7月18日，巴甫洛夫在前往广东东部地区视察时，在石龙落水遇难。 孙中山对巴甫洛夫的殉职十分惋惜和悲痛。 7月23日，广州国民政府为巴甫洛夫举行了隆重的军人葬礼。 6、苏联顾问的观感一大批苏联顾问们来到广州，确实成了一道风景。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在尽快熟悉着他们，而他们也在尽量使自己适应陌生国度之中一切陌生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同他们打交道的人，他们都怀着好奇心其进行观察、研究，并得出自己初步的印象。 一位军事顾问曾对黄埔军校几位重要人物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 蒋介石当时四十岁上下，他脑袋不大，头发稀疏，推着平头。他一对凶狠的眼睛不安地转来转去。他的举止矫揉造作，竭力保持一副军人仪表。在听取鲍罗廷谈话时，他不时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仿佛是乌鸦的叫声，以此表示他的赞许。他的笑声是虚伪的，笑的时候眼神仍然是凶狠的。 王茂如（柏龄）将军是一个十分消瘦的中年人。他的圆脑门、尖下巴，以及说起话来龇牙咧嘴，向对方伸出右手，叉开的手指半蜷着的习惯都引人注目。那样子活像一只快死的猫，惊慌地用爪子朝着它认为有危险的地方乱抓一气。 王茂如是个顽固的保守派，头脑迟钝，他总是企图对某种早已过时的、不需要的东西抱住不放。 何应钦将军像块木板似的直挺挺地坐在椅子角上，他的双手端端正正地平放在双膝上。他留着“裁绒似的”短发，眼睛近视，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微笑时咧着两片薄嘴唇，左肩微微耸起。瞧着这一切，会以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名端坐在头排的用功的小学生。 其实，这是一个奸贼，一个十足的奸贼！
苏联顾问们刚一开始工作，就遇到了许多意想得到和意想不到的困难。 
据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 最初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译员。无论是英语或是汉语我们都讲得很蹩脚，当然，也就不能检查教员的理论知识水平，或者审查他们的教案，并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改了。所以，独立主讲某一学科更是无从谈起。 由于教员本身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学生的训练极不一致。我们首先解决的第一个课题，便是多少合理地安排各门功课的教学时间。从加速培养学生（一期只有六个月)的考虑出发，我们决定以大部分时间进行实际操练。 不料，在这一点上，我们立刻遇到了王茂如将军的固执反对。为了在某件事情上说服他，得花许多时间，而且并不一定总能说服他。 对于新鲜事物，教员们也是极力加以反对的。他们都重讲授，轻示范。甚至连、排长们也犯这样的毛病。后来，他们渐渐地开始接受并采纳我们的意见。
在苏联顾问们辛勤的工作之下，军校的教学工作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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