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笠和蒋介石 蒋介石、戴笠之间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捡、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不仅在国内各界令人闻虎色变，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 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由军统掌握的武装有几十万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装备。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其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除重武器外)之强，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 戴笠在国民党中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还要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其次才是军事和财政，但后者他还能轮流交给别人掌管。但对于特工，他从来不交给别人，从不交给别人过问，只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见他对特工的控制。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现问题。 一是从思想灌输忠诚思想。他后来极力学习德国纳粹、意大利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特别对领袖忠诚的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之能事。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特务头目酆悌、唐纵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 但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又位高权大，蒋介石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以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从而威胁自己。而且，特工的一切重要事情、任命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定，以防止擅权坐大。以戴笠而论，干了10年军统头目，论职不过副局长，论衔不过少将，而且始终是内部任命，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可见蒋介石的工于心计。 军统部门的军衔在戴笠统治时期，未有超过少将者。且因为军统编制太多，少将超过编制数额，故戴笠只得自行授衔，领章、肩章均自行制作，这由此也可能看出戴笠的威势。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有关部门对军统军衔的控制。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住。10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而言，靠蒋介石发家，报蒋介石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要派宋美龄去看望，表明蒋介石对戴笠的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另外，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资历、水平、能力，绝对斗不过蒋介石，一是没有这样的胆量，二也跳不出蒋介石的手心。戴笠曾经看过多少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还不是一个个败在蒋介石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也还是被蒋介石一一击破。所以，戴笠早就看透了，他唯一的出路只能必须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否则没有出路。 戴笠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思想、行动、心理、好恶、性格等无不研究透彻，揣摩迎合，所以一直得到蒋介石的欣赏，也在所有的特务组织中，最得蒋介石的信任。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也是无可挑剔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可否认。 戴笠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曾与胡宗南计划，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介石去发展势力。但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 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的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借口抗战胜利，撤去戴笠的兼职，如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继续渗透。 在军统与中统和其它派系的斗争中也稍稍抑制一下军统，对戴笠加以警告，杀鸡儆猴，如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赵理君、在福建与陈仪作对的张超等。戴笠曾下跪求蒋介石赦免张超，但最终仍被处决。这件事曾被戴笠视为“奇耻大辱”之一。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和猜忌，不由得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以求醒悟。每有余暇，便让秘书、他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 周念行在讲史过程，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尤其讲到武则天时代有名的酷吏、特务首脑周兴、来俊臣，为武则天忠诚效力、杀戮异己，终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隐私，而被武氏所杀的这一段历史时，戴笠更有毛骨悚然之感。以古鉴今，他更加惶恐和惧怕，他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笠已明白看出蒋介石对他猜忌的后果和下场。 当然，蒋介石现在还并不想除掉戴笠，他只是有所猜忌和戒备，只是先从抑制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也开始防患于未然。对蒋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极力与宋美龄、宋子文进一步密切关系，与胡宗南、顾祝同等实力派将领盟誓以为后盾，同时挟洋人以自重，向海军发展，免得被蒋介石借口只是个特务而被铲除。拉拢与蒋介石周围各色人等包括唐纵的关系，使他们为自己说好话，继续巩固军统局内部，培养毛人凤，以为退路。戴笠也开始整肃内部，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 蒋介石因在抗战时期，抗日是头等大事，防范共产党坐大更是心腹之患，多有用戴笠之处，故一直没有大动作。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国民党迅速结束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束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明确规定“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的处罚人民之权”，并指出应“释放政治犯”。这些条款主要是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中统等提出来的。 作为蒋介石来说，他是靠特务起家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决不会放弃特务统治这一宝贝。从内心来说，签订纪要，只是虚伪应付，他还是从骨子里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和谈只不过缓兵之计。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应付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同时他觉得正好赶上时机有了借口，就是可以抑制一下戴笠和他的军统，使其不能在再继续膨胀发展。 蒋介石随即向戴笠秘密发出指示，要求他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攻击的口实。 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很高明。一、撤销军统，使他有履行“双十协定”的信誉，应付了舆论。二、抑制了戴笠，使军统再也不能构成对自己的潜在威胁。三、化整为零，并不是取消，等于加强，将来可以东山再起。四、打着履行“双十协定”的旗号，戴笠无话可说。五、将戴笠捏在手里，将来撤销军统局，对戴笠用与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蒋介石的这一步确实非常高明。但戴笠看到蒋介石的命令，心情却极为恐慌。戴笠心里很清楚，他不可能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终于要开始动手了。戴笠也明白，如果真的化整为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本钱了。戴笠考虑，先将军令部二厅、内政部警政司掌握起来，将军统控制的军事情报、稽查和国民党军队各级谍报参谋长人员划归进二厅，将特工警察划归进警政司。 另外，加快成立交警总局，将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军统特务团、军委会别动军、交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及税警部队，加上接受的汪伪税警团和汉奸部队共7个多师，全部编成18个交警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和4个教导总队，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程度也很高。戴笠极重视这些军统掌握的武装部队，认为是最重要的本钱。 1946年3月1日，交警总局正式成立。另外，戴笠计划将军统局本部及外勤机关划拨到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调查室。 但是，尽管化整为零保住了大部份实力，但军统局一旦撤销，尽被分割，自己将无处可去。关键还是要夺得海军司令的职位，这只能依靠美国人。于是，戴笠以视察为名飞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加紧联系，并达成他为戴笠活动的许诺。随后，戴笠又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登陆事宜。戴笠立即与美驻津司令、海军陆战第3师师长拉上关系，并设立机构居间联系。 这使得蒋介石有些犹豫，因为蒋介石极重视美国在华军事部队，蒋介石要打内战，一再请求美国部队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至1946年，美军在天津登陆就近5万人。蒋介石明白戴笠与美国人的关系与能量，所以还觉得戴笠留有作用。 戴笠也抓紧时间，加紧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部门合法安置军统特务，仅军统办的全国各期警班毕业生就达15万人。这都让戴笠绞尽脑汁。所以，戴笠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来回奔走，研讨对策。戴笠还认为，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军统才有出路。他也认为军统的牌子由于反共太臭名昭著，但他心里也明白：蒋介石决不会真正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否由他来继续执掌而已。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各党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正在筹备的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国共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力的议案。戴笠的对立面和政敌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忽然有人喊出“打到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 这一口号和质问得到大多数出于不同目的会议代表赞成，这是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其实，这是很多人对蒋介石特务统治的不满。因为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案要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 至于其它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等，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耻。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令人耐人寻味的是，特务统治的始作佣、集大成和保护者蒋介石居然并不反对，甚至也持赞成态度。其实，这不奇怪。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查处汉奸、接收伪产，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介石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他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宣铁吾、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有监视戴笠的使命。钱大钧是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与戴笠为密友，但蒋介石正为了分化戴笠与胡宗南，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胡宗南衡量他与戴笠与蒋介石之关系厉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5人小组的成立，是蒋介石自以为可控制和削弱戴笠，并对他全面监视，准备彻底解决对自己的威胁。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在会议中，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 8人小组虽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7人却排斥戴笠，另外秘密搞成了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亲自数次电谕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赶回重庆，参加准备向他发难的8人小组会议。 而且，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戴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觉到了。 1946年2月，蒋介石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纵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了戴笠，而蒋介石的真正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之。蒋介石指定的对付戴笠的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它人分别是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陈焯、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长和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4人代表了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特工警察化。宣、李等人均与戴笠有矛盾。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但早被蒋介石笼络，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蒋介石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毛人凤等已获得这些人的捣鬼计划，在蒋介石通过军统发给戴笠的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蒋介石的电渝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笠也明白，宣、李、黄3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蒋介石在利用他们整掉自己。戴笠逐回复了一封有愤激之词的电报。但毛人凤认为用词不妥，压下未回复，来电请示修改。戴笠尚未收到，已经飞机失事了。 戴笠经过考虑，与蒋介石对着干不是上案，开始考虑“以进为退”，始有出国避风的打算。就在蒋介石、戴笠之间斗法的关键时刻，一宗暗杀使戴笠突然死亡，蒋介石、戴笠之间的矛盾自然化解。 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激烈厮杀，刹那间云消雾散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