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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虽然经过漫长的岁月磨蚀和文化交融，在今天的吉林市，一些用汉语标注的“译音”类地名还很常见。其中既有单纯满语地名查里巴屯、公拉玛屯，也有满语和汉语结合的哈达湾、乌拉街。这些地名承载着吉林地方的发展历史，以及一方水土受地方文化浸润所形成的独特人文魅力。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看似纯粹为汉语标注的地名，却有着与字面意思迥异的词源，比如口前镇的“口前”，欢喜乡的“欢喜”，五里河子的“五里”，这些地名的本意竟大多有着满语源头。而今天要探讨的“骚达沟”，词源来自汉语之外，本意却不是常见的满语。
口前镇新华村原名骚达沟，刘学风拍摄 吉林市周边有许多叫“骚达沟”的地名，船营区欢喜乡有，口前镇也有——这些地名大多位于吉林市周边旧时战略、交通的险要之处。对“骚达沟”这一地名，地方史料大多认同“沟”为汉语，至于“骚达”的来源则众说纷纭。 关于“骚达”的来源，有人认为是源自满语“苏达勒”的音转，意为“地脉好”。另外一种说法，也是最普遍的说法却指向蒙古族同胞，即“达”为“鞑”的简写。比如欢喜乡的下洼子村原名骚达沟，临近的西下洼子屯原名则是达子屯。《吉林市地名词典》解释说“昔日……住蒙古人较多，后人基于民族偏见，致曲解骚达字样”。第三种说法则是认为“骚达”为外来语。
对于第一种说法，流传得并不广泛，而第二种说法则明显是后人胡乱附会。世居吉林市的蒙古族多为蒙古八旗的旗人。历史上，吉林的蒙古八旗虽有“新陈之分”，但“吉林蒙古八旗，全系巴尔虎族”（民国版《永吉县志》）。吉林市的巴尔虎人虽系蒙古族源，但在吉林城生息日久，受八旗制度节制，衣食住行很快“满族化”，进而“汉化”，甚至连庙堂的神祗也加入关帝和“娘娘”（《延安街道志》）。同时，吉林城的蒙古族很早就以屯居农耕代替了放牧牛羊，民族特征更符合《吉林外纪》中“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的民风记载，而与草原地区“食肉乳，衣裘毳，性剽悍”——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完全不同。 另外，“鞑子”一称虽由来已久，但多为关内人称呼关外的少数民族，其在国内盛行也是晚清时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口号叫响之后。身处关外边地，用旗人取代民族界限是清代吉林社会的通识，无论满洲、蒙古、汉军，吉林旗人绝不会以“鞑子”之称自贬。有清一代，作为披甲驻防旗人，巴尔虎蒙古人的社会地位较高，不在旗的汉族人也不敢以其族源随意取笑。《吉林市地名词典》中下洼子村解释更不客观：该村附近确实有巴尔虎蒙古人居住，但他们一直居住在临近不远的巴尔虎屯，从未在下洼子村居住，因此“骚达”指蒙古人之说当为无稽之谈。
清末，沙俄占领军在吉林城 那么骚达沟之称到底何源呢？我更认可第三种解释。放眼东北，骚达一词能为东北三省民众接纳乃是一个外来词汇，其专指晚清时军纪败坏的沙俄官兵。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侵略者趁火打劫，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总司令，以库罗帕特金为总参谋长，征调13.5万余官兵，进犯中国东北。当时东北地区驻军分散，且兵力总数、军需给养、战斗力水平均远不及沙俄。尤其是黑、吉、盛三位将军，或主战或主和，无法进行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因而面对强敌入寇，东北各地虽不乏悲壮之抵抗，但胜败结果早成定数。 9月，在沙俄侵略军软硬兼施下，吉林将军长顺举白旗，献城投降，沙俄侵略军兵不血刃，耀武扬威占据吉林城。尽管长官投降，下属却并非没有血性，以韩统领（韩登举）为代表的一些清军拒绝缴械。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韩统领率众在城郊欢喜岭、桦甸的蚂蚁河大岭与不可一世的俄军发生激战。虽后来抵抗失败，双方在长顺的斡旋下媾和，但俄军在通往吉林南部的险要之处，还是分驻了多处士兵把守。这些沙俄驻军军纪败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其中调戏、奸淫妇女的行径比较突出，为重视礼仪廉耻的中国人所不齿——贬其太“骚性”。加之俄语“士兵”一词（俄语солдат）发音，与骚达相近，已有大中华文化概念的吉林各族百姓，遂以俄军为北来犯境的鞑虏，结合地形地貌，称其驻军之地为骚达沟——以咒骂宣泄对侵略者的无奈和愤恨。
下洼子骚达沟墓群，取自《吉林市文物保护单位辑录》 解放后，因嫌骚达沟称谓不雅，吉林周边以此为名的地方多改换了其他地名。如欢喜乡的骚达沟改名为下洼子，口前镇的骚达沟改名为新华村。但骚达沟一称并未完全退出历史，因1941年，考古学家佟柱臣在位于今吉林市船营区欢喜乡下洼子村骚达沟北山上，发现了一处青铜时代西团山文化类型遗存，遂定名骚达沟墓群。1961年4月13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又沿用旧名，将这里批准为第一批吉林省文物保护单位，因而骚达沟得以夹在遗址名称中保留至今。 不过，骚达沟作为地名淡出历史后，在如今的吉林市，提及骚达沟，人们更多的是联想到石棺、石斧、石刀等文物遗存，而少有人去关注骚达沟这一地名给吉林城带来的历史伤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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