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清末民初，神州大地迎来了万物革新、思想开化的时代。在变化伊始，中国人沿袭了千百年的衣食住行习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潮冲击下不断改变。当时的吉林城虽地处塞外，可作为吉林地区的省城都会，随着时代洪流，社会生活中也涌现出许多新生事物。例如“洋车”这种人力交通工具，保有量就不断攀升，在大街小巷与敞篷马车、玻璃马车（带玻璃窗轿厢）一起，成为市民们熟视的交通工具。进而，拉“洋车”的队伍也日益壮大，在吉林城内形成了一个新行当。
洋车也叫人力车、黄包车或东洋车，在近代由日本传进中国。全车由车把、车厢和车轮三部分组成。车把用二根铁管(长约1.3米)，前端由一铁管相连，后端与簸箕型车厢相连接。车厢为木制簸箕型，靠背后仰，行走时乘车人半仰卧，一般仅能1人乘用。下部有钢板弹簧与车轴相接，车轴为铁制，约一米长，两端为车轮。车轮较大，直径约1.1米，车轮由车鼓、辐条、车圈和充气的内外胶皮轮胎组成，车鼓内装轴承。车鼓、辐条、车圈均为铁制。因车体轻，车轮大，有轴承和充气轮胎,所以行走时非常轻快。(《吉林市城市客运志》) 据说，吉林城的洋车由闯关东的底层劳动者带来。他们借吉林城近代时经济发展的契机，靠出卖劳动力，在城里城外载客，积攒下一笔血汗钱后，从外地购入一定数量的旧洋车，在城内租用清末废弃的公产房（如巴尔虎门里的吉林北仓的门房就租给了人力车房厂，车房兼顾照看日益颓败的院落），成立人力车厂（也叫“人力车房”）。吉林城的人力车厂业主多雇佣家乡青壮年拉车跑腿（仍需缴纳押金和保条），利用车厂租下的房屋为初到吉林城的“新手”提供食宿。经过一定时间的经营，许多车厂逐步在吉林城有了稳定收入，更“站稳了脚跟”。牛马行公众运动场西侧（今北大小区）的一条小胡同，因为汇集了数家玻璃车厂和人力车厂，甚至以其中一家“亚洲车厂”为胡同命名。
苏州码 拉洋车在旧社会是一种地位低下、劳作辛苦的职业。当时的马车夫和洋车夫都要在警察厅备案，缴纳“车捐”（民国初期为永大洋2—3角，伪满时为4角——1元，《吉林市城市客运志》），领用一种叫做“号坎儿”的布坎肩。号坎儿前面印有警察厅、车夫姓名等字样，后面印有与车号相同的号码。这种号码最初是商业上常用的“苏州码儿”，后来改为“洋字码儿”（阿拉伯数字）。人力车夫只要拉车上街，无论如何都得穿着号坎儿，任何情况都不得脱下。否则就犯了所谓的“违警罪”，一旦被巡警发现，除了罚款，还会被罚跪并遭到巡警的殴打，甚至被小衙门（旧警察分所）收押。
拉洋车的车夫无论冬夏，都要拉车上街。因为即便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甚至生病歇工，都要按天向车厂业主缴纳“份子钱”。在当时，大多数人力车夫会在一些固定地点“候活儿”（候，发三声），等待客人来雇车。这些人先入为主，常常几辆车把持下好地段，不让其他同行介入。而一些没有固定顾客“包月”，也没有好地段“候活儿”的车夫，为了多拉散客，则要眼尖腿勤，不停地在城区街道上“溜儿活儿”。一旦碰上雇车的，还要嘴甜心硬，根据目的地远近、载客身材及其行囊大小讲价，不伤和气（买卖不成仁义在）着尽可能多地谈下脚钱。当时，几乎所有的车夫收入微薄，每天除去向车厂上缴份子钱，还可能遭到旧警察、地痞无赖地敲诈，最终所剩往往只够勉强维持生活。 虽然是在城里拉载客人，洋车夫们工作时并不轻松。在旧时，吉林城交通状况非常糟糕。民国初年吉林各条街道上都钉有“车马行人靠左”的木牌，但实际情况却是“车马行，人靠左”，根本没有交通规则可言。与糟糕的交通相比，解放前吉林城的路况更差。由于吉林大多数道路都是弯曲的砂石土路，民间有顺口溜说“无风三尺土，雨天一街泥”。春季冰雪开化，冻土消融，道路翻浆，泥沟纵横，脏水四溢，一整条街道常常几乎无处落脚。另外，城内大多数街道没有下水道，只用路边的阳沟排水。到了雨季，污水外溢到路面，十分泥泞难行。在这种道路上拉车，洋车夫们的工作状态与马匹无异，于是觉得老舍先生在“祥子”的名前加上“骆驼”这个修饰词，特别写实。
吉林市博物馆馆藏人力车 清末民初的状况一直延续到吉林城解放前。随着城市发展，公交车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人力车和马车、玻璃车一起逐步退出了历史。那些靠拉洋车的“骆驼祥子”们，也在新社会有了受人尊重的新职业。 本文为优雅的胡子原创文章，其他自媒体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