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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撤退 五月十三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蒙城之后，主力部队继续积极的向永城攻击前进，第3师团攻占宿县之后，主力部队也积极向萧县攻击前进，而华北日军第16师团连续攻占了金乡、鱼台和沛县，并继续以装甲快速部队迅速向陇海铁路中段的黄口车站攻击，显然，国军徐州以东的十几个军如果不采取反包围式脱离包围圈的措施，就极可能被歼灭。 此时，第五战区不仅没有执行统帅部于四月二十一日下达的作战计划，反而还将应当抽调出来作为机动兵团的汤恩伯的军团和第46军投入到邳县以北地区和码头镇地区同日军陷入胶着的阵地战。当苏北的日军进攻到达陇海路东段新安镇附近和由郯城南下的日军会师，并向邳县进攻时，汤恩伯还向蒋介石建议以六个师的兵力攻击该部份日军。 蒋介石没有同意汤恩伯这个冒险的建议，而是同意刘斐等人主张的采取反包围或脱离包围圈的建议。具体是，国军乘日军分散和离开据点的好机会予以各个击破。第五战区应对鲁南之敌采取战略守势，以优势兵力先歼灭渡过淮河的日军，而第一战区（平汉路及陇海路中段属第一战区的范围）应集中精锐兵团打击侵入鲁南的日军。（刘斐认为最妥善的办法是应该早日跳出包围圈。因为国军经过几十天的战斗，伤亡很大，战斗力受到影响，兵力虽然多，但就战斗力而言，是难以完成反包围任务的。）但是，由于蒋介石积极的支持和坚持这个反包围方案，刘斐也没有办法。 根据五月十日左右的战况，统帅部军令部于十一日命令第五战区立即抽调有力的一部份兵力集结徐州以备转用，其余以一部在现地警戒外，适当变换阵地至运河之线以节约兵力。其实，这个方案仍然是统帅部在四月二十一日下达的作战方案，只是在二十天之后又重复了一次，并真正实行了，可惜，有些晚了，战机已经被第五战区和李宗仁给错过了。 同时，军令部将各指挥系统和部署作了变更。抽调汤恩伯军团及第2军和一个炮兵团为陇海兵团集结徐州以西孤山集，负责打退由淮北进攻过来的日军。鲁南地区的其余部队为鲁南兵团，统归孙连仲指挥。在鲁西方面，由第一战区的俞济时的74军，黄杰的第8军，李汉魂的第64军为鲁西攻势兵团，统由薛岳指挥，寻机将该方面的日军歼灭。原来在鲁西的部队由孙桐萱、商震指挥，迟滞该方面南下之敌的前进，以掩护鲁西攻势兵团的集中和展开。 这种布署主要是以汤恩伯和薛岳两兵团分别对南北之敌实行反包围作战，而鲁西方面仍然是阵地战，只是缩短了战线而已。 刘斐厅长当时就认为这种布署仍然是四月二十一日方案的翻版，已经难以适合目前的瞬息万变的战况了。 五月十二日下午，（卢汉的第60军正在禹王山激战，第21集团军第1033团也正在蒙城激战）蒋介石担心第五战区和统帅部的分岐，便突然约了军令部次长林蔚和刘斐厅长乘飞机到郑州。在飞机上，蒋介石承认徐州战况处在危险之中，并对李宗仁能否执行统帅部的方案感到担心。 刘斐认为，苏北之敌用在第一线的进攻兵力不过三千余人，淮北之敌不过五千余人，可是仍然能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照此下去，鲁南兵团能在运河守住吗？该兵团守不住的话，鲁西攻势兵团和陇海兵团如何取得反包围的胜利呢？而陇海兵团如果不打退淮北之敌又如何调头支援鲁南兵团呢？ 刘斐希望蒋介石作进一步的考虑和准备。 三个人到了郑州，蒋介石告诉林蔚和刘斐，如果李宗仁不立即执行统帅部的五月十一日的命令，则徐州的后方联络线就要被切断，我军就不好办了。 [ 注：显然，蒋介石想起了半年前的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 ] 之后，蒋介石郑重地说：“我自已去徐州跑一趟，要李德邻赶快行动才好，你们看怎么样？” 林蔚和刘斐表示委员长亲自去太冒险，还是他俩去好。蒋介石立刻说：“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 于是，二人拿着蒋介石的鸡毛令箭，连夜乘火车赶到徐州。拂晓，二人见到李宗仁，立即转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刘斐又埋怨李宗仁说，如果按照统帅部四月二十一日的方案行动的话，何至于现在的处境这么狼狈？ 李宗仁立刻不客气地反驳一句：“部队拉上去了，好容易能抽下来？”刘斐和林蔚并没有被李宗仁镇住，他俩再三向李宗仁强调情况的严重性并督促李宗仁赶快采取对策。 重兵在握的李宗仁不屑于聆听两个无兵无权的书呆子的教诲，便推推搡搡的把絮絮叨叨的刘斐二人按在床上睡觉了。 果然不出蒋介石和刘斐所料，在刘斐二人醒来时，情报到了第五战区指挥部，徐州以西的陇海路砀山东面的黄口车站被日军一支装甲部队占领。 这样，第五战区同后方联系的唯一的交通大动脉被神速而凌厉的日军快速部队切断──徐州被包围了。 一向自命不凡的李宗仁这才感到后脖根子嗖嗖发凉。他立即将各集团军司令和各军长召到台儿庄开会，由刘斐和林蔚传达了蒋介石的决定，然后，决定鲁南地区新阵地为右起窑湾，猫儿窝，沿运河南岸至韩庄之线，各部队相机转移了新阵地固守，但对邳县城，滩上镇，加口圩、禹王山、台儿庄等阵地不可过早放弃，并抽李延年第2军和汤恩伯军团和炮兵第四团及一部份山炮，重炮连立即到徐州集结，尔后由汤恩伯的指挥先去击破由淮北向徐州西侧进攻日军，留在鲁南地区的各部队由孙连仲指挥。 布署完后，李宗仁发表几个命令：孙连仲、于学忠为鲁南兵团总、副指挥官，汤恩伯、刘汝明为陇海兵团总、副指挥官，韩德勤为苏北兵团总指挥官，廖磊为淮北兵团总指挥官，李品仙为淮南兵团总指挥官。 最后，李宗仁告诉主要指挥官，陇海路如果有截断的可能时，鲁南兵团在陇海兵团与淮北兵团的掩护下由永城、蒙城间向太和、亳州转进。 会议之后，鲁南兵团各部队便坚守从右起窑湾，左至韩庄沿运河线的阵地，汤恩伯赴孤山集指挥陇海兵团作战。 自从北路的华北日军攻占陇海黄口车站、南路的日军攻占蒙城宿县之后，攻占沛县的日军南进猛攻徐州外围阵地，孙连仲部不支，先后失陷了楚王山、马山等阵地。徐州东面的日军从五月十七日起向运河全线发起猛烈的攻势，守军第46军、第22军与之激战。五月十八日早晨，日军先后突破运河车站，台儿庄、禹王山等阵地；永城之日军向砀山、归德突进。日军南北部队合拢在即。 五月十八日，一心想在徐州地区与日军决战的李宗仁终于发现国军已经无力回天，他不得不跑到厕所里抽了自已两个不太响亮的嘴巴之后，下令全线撤退。 五月十九日，国军被迫放弃徐州。 由于日军的主要兵力和注意力都放在了徐州以西的鲁西和陇海路中段方向，国军大多数部队和第五战区长官部在日军飞机的经常轰炸中艰难的从萧县以南西渡涡河，分别到达亳县或是阜阳、潢川等地。 只有潭道源的第22军在重兵的追击之下损失较大。部队被日军的快速装甲部队冲散，军长潭道源只身一人在杂乱的部下尸体中僵卧了一天之后方才在半夜里炸尸一般地蹦出来连滚带爬地回到后方。 五月二十日，日军占领徐州。 “徐州会战就以虎头蛇尾而结束”（刘斐语） 九、五十八年后的反思 历时五个月的徐州会战结束了，国军在这次战役中究竟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五十八年来，国民党官方以及各种历史文献和各色历史学家对此问题一直是持闪烁其词的观点或是持一种避免正面回答的态度。 请看下列的几段有关的历史史料。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20年之后的回忆录中说： 溯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时起，到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军自动放弃徐州时止，我军与南北两路双管齐下的敌军精锐，竟周旋了五个月零六天，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发挥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使我大后方有充分时间来部署次一阶段的武汉大会战。到了津浦路保卫战最高潮时，我在台儿庄还打了一个举世闻名的胜仗，把京沪战后敌军的一团骄气打得烟消火灭，同时也冲淡了我方在南京失守后的悲伤气氛。使长期抗战重露一丝曙光，也延迟了汪兆铭之流的“低调俱乐部”里汉奸们的卖国行动。 蒋介石在当时日记中这样评价徐州会战： 此次我军撤退愈迅速，敌进攻将更迟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上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国民党军政二号人物陈诚在抗战胜利后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是这样说的： 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迂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间，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讯，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当代历史学家杨树标先生在其著的《蒋介石传》中是这样看待徐州会战的： 徐州最后是失守了，但就徐州会战来说，仍有一定的意义。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起，到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在津浦线上，国民党军队同日军周旋了五个多月，使其无法打通津浦路，充分发挥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计划。 以上几个人都没有明确说明国军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的意思是，国军在徐州虽然没打胜仗，但是从长远观点看，国军仍然打胜了。因为国军以空间换时间，且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将日军拖入了我国的内陆予以磨耗。 其实，蒋介石等人说了慌话，也可以说他们又一次掩盖了历史。 真实的历史是，徐州会战，国军打了败仗。 第一，徐州失守，日军便占领了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使日军获得了将南北战场连成一片的可靠后方，为侵入我国内陆奠定了基础。 第二，日军获得了丰富了资源。 第三，日军可以利用津浦铁路随意调兵遣将地驰骋纵横，应付自如。 第四，国军虽然没有成建制的被消灭，可是仍然伤亡重大。如邓锡候的第22集团军二万人伤亡一半，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二万四千人伤亡大半。张自忠的第59军三万人伤亡一半，卢汉的第60军四万五千人伤亡一半。张轸的第110师一万余人伤亡一半。庞炳勋的第40军一万余人伤亡一半。谭道源的第20军一万余人伤亡大半。于学忠的第51军二万余人伤亡一半。樊松甫的第46军三万余人伤亡八千人。黄杰的第8军第102师一万余人伤亡六千余人。汤恩伯军团第52军三万余人伤亡近一半人。 以上的伤亡人数约十一万余人，至于其它参战部队的伤亡人数不详。但是，可以肯定，参战的每一个部队都能有伤亡。日军伤亡人数不详。（第5师团和第10师伤亡人数已经知道了） 第五，徐州会战给我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几百万人民流离失所，无处栖身。无数房屋被毁，牲畜被杀。麦田荒芜。这一切损失固然由于日本军队的野蛮侵略破坏，可是，如果国军打了胜仗，民众百姓何至于无家可归呢？ 第六，在徐州会战之后的武汉会战中，国军又先后放弃了武汉及广大地区。如果当时国军在徐州打了胜仗，守住了徐州，何至于能丢失武汉等广大内陆呢？ 从以上六个角度来讲，国军在徐州确实打了败仗。 其实，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等人心里完全清楚这一点。蒋介石和陈诚完全是为了维护当时国民党腐败政治的需要和民族自尊心的需要而掩盖历史。而李宗仁在20年之后为什么还要掩盖那段历史真象呢，我认为，他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即为了美化他自己。 至于当代历史学家杨树标先生的观点，我却认为是他始终也没研究明白这段历史。 [ 注：甚至可能根本就没研究过这段历史。他的观点几乎是一字不少的照抄了李宗仁的话。 ] 今天来看，徐州战役虽然国军打了败仗，但是和淞沪战役及南京战役相比的话，失败造成的后果要比这两个战役轻微许多。就是说，徐州会战的战略布署和计划方面，统帅部虽然犯了错误，但却在后期迅速地纠正错误，尤其是蒋介石及时地督促李宗仁立刻调整部署，才使国军在最后关头避免重蹈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的复辙而转危为安。应该说，这是蒋介石的功劳。 蒋介石之所以在会战后期如此明智，恰恰是因为在淞沪会战和南京战役中由于他的愚蠢决策和命令而导致的大失败中使他吸取了教训和经验所致。可以说，正是在成吨的将士的鲜血浇灌之下，才使蒋介石的军事指挥艺术逐渐的好象走向了成熟。 [ 注：十年之后的国共内战证明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永远也不能成熟，现在我们知道“以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句话里含了多少血腥味啊！但愿今后所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能丛“过去的战争”中学习“今后的战争”，以再也别让成百万的普通官兵为了几个决策人的愚蠢指挥而白白付出宝贵的生命了。 ] 今天来看，当年的国军在战略上如能更灵活一些，在实际作战时更坚决勇敢一些的话，徐州会战的结果可能就会更好一些。 首先，在徐州会战第一阶段，如果汤恩伯军团能果断地攻占峄县并坚决堵住日军濑谷支队的退路，则濑谷支队很可能会全军覆灭。根据则是，汤恩伯军团第110师328旅656团长廖运周在回忆文章中披露到；当时他那个旅在台儿庄十公里处的运河南岸布防，因为台儿庄战斗白热化，日军伤亡惨重，连非战斗人员都上火线了，后方无增援部队，峄县空虚。（峄县是濑空支队的中转地） 廖团长向师长张轸提出攻击峄县，张师长同意了。四月二日，他那个旅摸到峄县附近，他们发现峄县城内只有100多辆运送尸体和弹药的大车，并无多少战斗兵力。廖团长便派一个连偷袭了城内的一个汽车站，烧毁了弹药库和弹药车，一度中断了濑谷支队的弹药输送。 四月三日，他那个旅对峄县发起了攻击，刚打响，日军就从峄县城跑了。但是由于北路的日军和临城的日军数百余人向峄县增援，使廖运周那个旅担心受敌包围而没敢继续占领峄县城而退了回来。 今天看，当时廖运周那个旅如果能大胆地果断地占领峄县城并据守的话，则切断了濑谷支队的后勤供给并堵住了其退路，汤恩伯部其它主力和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再从两面一围攻，濑谷支队一垮，坂本支队跟着也会被歼。 正如刘斐厅长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 如果当时的部队在战斗和战术能力上如果能完成战略所赋予的任务，则敌人在台儿庄附近时也好，在峄县、枣庄地区也好，都有可能遭到彻底歼灭，何至于使敌人能安全退却或固守待援呢？ 一个极好的战机就这样被廖运周那个旅错过了。国军之所以没敢攻占峄县城，就是担心北路和临城的日军包围他们。其实，这几路日军并没有多少兵力，主力部队都被胶着在台儿庄，廖运周旅完全有能力坚守住峄县城，堵住日军的退路。 从这个战例中可能看出，经过淞沪战役和南京战役的失败，国军各个部队的指挥官普遍存有惧怕日军的心理和不敢打硬仗的态度（被日军吓住了）这个才是国军在台儿庄和峄县地区没能全歼日军两个支队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国军则犯下了战略性的失误。 战役之初，日军统帅部就已经制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战方案，即打通津浦线，合围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为此，增调了九个师团和部分预备役兵力约30万人，以第114师团和第5师团在徐州以东攻击中国军队的主力借以牵制之，另以主力部队从南北方向对徐州进行深远迂回，欲切断中国军队主力的退路歼灭之。 而面对这种态势，中国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却仍然从会战的第一阶段的角度来处理第二阶段的事宜，先后把六十万大军增调到徐州附近，李宗仁又加重了这个错误，将大多数部队调到徐州以东的运河一线布防，企图在徐州附近再打个大胜仗并固守徐州。其实，在第二阶段战役没打响时，在双方的图上军事作业中，国军就已经输了。 国军统帅部之所以如此布置，原因有二。第一是被台儿庄胜利冲昏头脑，想再打了大胜仗，第二是不愿意放弃徐州以免让全世界笑话。（全世界都知道国军刚刚在徐州打了“空前的”胜仗。蒋介石告诉卢汉，坚决确保台儿庄，因为台儿庄有关“国际视听”。） 今天来看，当时以刘斐为主的参谋人员主张的将大部主力控制在徐州以西以应付南北日军深远迂回的方案虽然比蒋介石和李宗仁的方案高明，但是如果真是按照这个方案行动，国军也难以打破日军的合围，因为这个大部主力仍然处于南北日军的包围之中。而只要日军的合围态势一形成，国军的各个部队从官到兵都会立刻感到忧虑和恐惧，从而便会导致无心恋战，斗志皆无的涣散结果。原因是由于在淞沪会战和南京战役中国军吃了这方面的大亏。 今天来看，当时国军应该采用这种作战方案，即在战役之初，将以汤恩伯军团为主的主要兵力（30万兵力）部署在徐州以西的砀山或是永城一带，集中兵力准备打击或是北面的日军，或是南面的日军：（只能围打其中一路）最好在永城和蒙城一带围打南路的日军。 南路的日军进攻蒙城的兵力只有不足一个师团第13师团，如果国军在蒙城能迅速围歼第13师团，之后再向宿县日军的第3师团一部和第9师团一部，如果能将日军歼灭或是击溃的话，则国军继续以重兵做左回旋至郯城、邳县一线向日军第5师团做侧背攻击。这样，就有可能打破日军的合围计划并保证徐州。 如果国军当时能按照红军在江西苏区打破蒋军四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来打徐州会战的话（以数倍兵力围歼最弱的一路之敌）则应该将主要兵力放在淮北一带围歼日军。因为这路日军（第13师团）的第一线兵力才五千余人。即使宿县的日军向蒙城靠拢以增援被包围的第13师团的话，国军或是将日军阻割开来，或是放在一起围歼。 [ 注：十几年后，解放军正是在这一地区围歼了黄维的第12兵团十万人。 ] 当时淮北两路日军加一起才二万余人。 在战争初期，日军大本营一直为中国地域广大兵力不够用而苦恼。因此，日军一直想迅速地压迫国民党妥协以结束这场战争而将主要兵力转到苏联方向。徐州会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动用了30万兵力，分六路围攻徐州，如果平均使用兵力，每路五万人。 而日军不可能平均使用兵力。事实上，日军把主要兵力放在了北面陇海路中段方向，（第14师团、第11师团、第16师团、第10师团）其次是徐州以东方向（第114师团、第5师团）最弱的兵力则是南面方向，即淮北和苏北方向（第13师团一部、第3师团一部、第10师团一部）。此次会战，作战地域广阔，如果以徐州为园心的话，则北面的作战半径为约200里，东面的作战半径约为150里，南面的作战半径为约300里至200里。 如果按照上述半径划一个弧形周长线，这条周长线为约1000里。由此可见，日军的兵力明显的不够用。在此次会战中，日军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即先头部队攻克一个要点之后，迅速地以主力继续攻击下一个要点以合围包围圈，而在攻克后的后方要点中只留有少数兵力看家和保证后勤供应。此时，如果包围圈中的国军主力不是急于的突围，而是将兵力集中攻击只有少数兵力留守的日军后方据点的话，一则可以切断日军的退路，二则破坏了日军的后勤供应线。 而日军的机械化一缺少汽油和弹药，就会失去其优势（坦克开不动，大炮拖不走）。这样，在单纯的步兵作战上，国军就拥有明显的优势，就可以轻易地采取反包围消灭日军。起码国军同日军的作战就会轻松许多。 举一个例子讲，卢汉的第60军从徐州突围时就遇到这种情况。请看卢汉在回忆文章中的有关叙述。 我军是徐州沦陷后最后撤出的部队。在距濉溪口不远途中，据报敌人侵陷濉溪口已二日，我即令前卫部队到濉溪口附近占领阵地，准备战斗。继知濉溪口之敌大部已窜萧县，仅有少数警戒部队维持其后方交通线。我军强行通过时，仅有小接触，敌即撤走，乃得顺利渡过濉河，准备突过永城继续西行。 我军在渡过濉河之后，适遇由鲁南撤退之大兵团汇集于濉溪口，其中有于学忠的东北军，张自忠的西北军，孙震的川军，李仙州的中央军，桂系的廖磊军等。至铁佛寺附近之大山头，时已深夜，我军的几辆汽车开灯行驶，途中的部队疑为敌人坦克前来袭击，发生了又一场混乱。 这时正是下弦月，大地一片漆黑，又未架设无线电，联络困难，因此我军两个梯队在这一场大混乱中失去了联系。我率领的第一梯队，5月22日晚到达铁佛寺。当地老乡说，永城的敌军人数不多。由于经过这次大混乱，其他部队大都逃散，我军可以按照原定战斗行军序列向永城前进，而不致受到牵绊。 5月23日凌晨，在永城东南约十余华里处，与敌少数警戎部队接触，被我军驱赶。我立即派侧卫部队邱秉常团向永城敌军发动猛攻，几十挺重机枪及几十门迫击炮一齐发射，城外之敌不支，窜入城内，龟缩不敢出战。我军即由永城西南郊顺利通过，最后突出了日军重围，到达皖北亳州。 从此例中可以看出，在日军合围之后，仍然有许多战机打击日军，尤其是打击和截断日军的运输线。遗憾的是，国军却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战机。可以说，国军统帅部和各级指挥官压根就没有认识到存在这种战机。在日军的合围之前，国军还有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而一旦日军的合围形成之后，国军的作战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撤退、撤退，赶紧撤退。 [ 注：在苏德战争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德军的合围圈尚未形成的时候，苏军还能顽强抵抗，可是合围圈一形成，苏军所有的部队斗志皆无，各自为战而无统一指挥地向后方突围，形成一片混乱，结果损失很大：战争结束后，苏军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员彼得洛夫大将由此总结一个宝贵的经验。他说，当初，我军不应该怕被合围，等德军的机械化主力力过去之后，包围圈里的苏军不要急于突围，而是专打德军后续部队的后勤运输部队，敌人的后勤供应一断，先头的机械化部队就会失去优势，苏军在两头一打，仗就好打多了。当初国军也应该采取这种打法。 遗憾的是，战争结束后。方才明白这个道理。59年前，当国军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和掌握现代化战争的作战方式和技巧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 ] 今天来看，如果当时的国军采用以重兵集结在淮北方向围歼日军的方案，最好的情况是国军消灭淮北日军，从而左回旋打击徐州以东的日军第5师团而保住徐州，最坏的情况则是在淮北一带吃不掉日军而形成胶着状态，这样也可掩护徐州以东的鲁南兵团迅速撤到后方，尔后，淮北的国军再从容地脱离日军，撤到后方。这样的作战方案可以始终使国军避免内线作战，免被日军做深远迂回，从而使国军处处主动，从外线来打击日军而无被合围之忧。 今天来看，国军统帅部和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布署，目地是为了固守徐州，不让日军使用津浦线。其实，在当时的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国军不应该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应该以运动战的方式捕捉日军的冒进兵力消灭之。否则，单纯地以阵地战作战必然要吃大亏，因为装备太落后。而十年之后，解放军正是应用了这个运动战的方式消灭了强大的国军。令人遗憾的是，当初的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却没有认识和掌握这个有效的战略战术。 徐州会战的失败给中国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原要地大武汉危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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