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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等报刊连续报道了日军第6师团井明敏与野田毅在中国南京的“百人斩”杀人比赛。 他们约定了，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谁就先获胜，奖品仅仅为一瓶葡萄酒。#南京玄裝寺供奉日本战犯# 日本各新闻媒体派大量记者、摄影师、评论家前往南京，对他们的恶行进行大肆的报道和吹捧。 “武勇神威”、“奋不顾身”、“爱国忠君”、“献身精神”、“赫赫战果”……这是他们用于夸赞井明敏与野田毅的词。 向井敏明杀害了106人，野田毅杀害了105人，报媒留下了一张让所有中国人看了都怒不可遏的合影——两人并肩跨立，手持军刀，脸上挂着冷血残暴的微笑。 根据当时的报道，他们当时用来杀人比赛的刀不可能用于战斗之中，他们砍杀的，只能是手无寸铁的中国人。 10年后，这两名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本以为自己能够逃避制裁，没想到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合影，被时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发现，传到了国内。 在搜捕向井明敏与野田毅的同时，国际宪兵又有了一个新的收获：侵华日军第6师团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在攻入南京后，开始了另一场“百人斩”杀人游戏。 他们从南京中华门一直杀到水西门，单单是田中军吉就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 1947年12月18日，南京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公审。 那天下着大雪，冒着雪来旁听的南京人，有三四百人，审判从上午10点到下午14点，最终判决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死刑。 1948年1月28日，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处刑。 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竞赛的凶手，却不止这几个人。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夕，南京电视台记者吴建宁在台湾采访之时，发现了一把“南京の役殺107人”的军刀。 这把凶刀不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三人的，吴建宁立刻致电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高兴祖教授，高教授深夜接到电话，用了整整一夜搜寻大量的资料，最终找到了和这把凶刀相关的零星资料。 吴建宁通过这些线索，历尽艰辛，找到了这把凶刀的主人马见塚八藏。 可惜的是，此人在战后逃脱了审判，在日本鹿儿岛得以苟且偷生。 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军人拿起军刀，砍杀一名南京老百姓，轻而易举。 而在战后这么多年，我们要去证明他们有罪，判定他们为战犯，让他们付出代价，需要很多人的一棒接一棒的求证。 也许很难让人相信，在1985年前，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了解“南京大屠杀”，高兴祖教授从1960年开始披荆斩棘，独自搜集一切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材料，默默地装订成册。 他一直坚信“仇恨可以放下，但记忆不能遗忘”，在日本国内学者否认侵略、美化侵略战争战争之时，在拓植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写下《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之时，是高兴祖在一遍一遍呐喊。 1983年，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终于被正式提上议程。 没有人能够想象，高兴祖在这几十年内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多次发表论文和出书都是阻碍重重。 他还是大屠杀死难同胞研究、慰安妇研究、荣字1644细菌部队研究等众多领域的开拓者。 南京大屠杀30万死难者的数字，也是高兴祖教授几十年发掘、考证、整理、统计之后才逐渐明确的。 2001年1月8日，高兴祖在家中病逝。 他的书桌上有一封信，里面是高教授刚刚写好还没有来得及寄出去的一篇关于日军大屠杀研究的稿件。 高兴祖的女儿将父亲所有的藏书进行了分类整理，中文书籍一共四百八十三本，日文书籍一共一百三十九本，全部无偿捐献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高教授的一生都在为30万遇难者四方奔走、大声疾呼，他是新中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拓荒者。 也许对于很多人而言，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的名字很陌生，高教授和他事业的继承者们，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去记得这段历史。 而显然，他坚持的事业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目标。 如今，南京玄奘寺内供奉“南京大屠杀”战犯至少已有3年，这是对民族感情的恣意伤害和侮辱，也是对一代又一代为南京大屠杀奔走呼号的研究者们的羞辱。 这是如此讽刺的一件事，在曾经白骨遍地的土地上，祭祀杀害他们的凶手；在本应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寺庙，供奉着杀人不眨眼的战犯；胸怀30多万冤魂，风清气正、求一个正道的中国人，却被一些精日分子视为“执着地复仇”。 今日的祖国河山不容外敌侵略分毫，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记得，那些从未见过我们、却深爱着我们、为我们献出生命的人们，高度警惕着，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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