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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 朝鲜战争结束后，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美国政府出于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企图进一步将台湾纳入其在亚洲地区进行冷战的轨道，从原先的“台湾地位未定”，搞“国际托管”，支持台湾的“自治运动”，到军援协议等，进而开始策划协防台湾的军事盟约。1953年9月，美台签订了一个《军事协调谅解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方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军队的调动与指挥也必须取得美方同意。协防地区包括台、澎、金、马和大陈岛。1954年，正当日内瓦会议为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而努力之时，美台又加紧谈判，要搞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为了粉碎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罪恶企图，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与美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这一战略方向的军事斗争，再次摆到军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后，毛主席审时度势，对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他纯熟地运用文武两手，纵横牌阖，深谋远虑，有理有节，根据台湾海峡形势发展的需要，定下决心，指挥我军解放了上下大陈等沿海岛屿，对金门、马祖，则采取了炮击等威慑性的战略打击方式，一直未子攻占，实行“绞索”政策，使之不与大陆分离，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的阴谋，保持了台海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我从朝鲜回国后，立即参与筹划对东南沿海敌占岛屿作战行动方案的制定。首先遇到的是先打浙东的上下大陈，还是先打福建的金门、马祖，因为这都是台湾的外围屏障。华东军区对这两个方向的作战都曾做过方案。早在1952年4月来作战部报到时，我结合去东南沿海调研的情况，给毛主席、聂代总长和粟副总长写过一个报告，对这两个方向的作战问题，提出了总体意见。我感到，还是由北向南，先打上下大陈之敌为好。 并提出:“以联合作战方式聚歼之，尔后则以一个加强团控制。这样，浙东沿海兵力可节约，华东海军可向南伸到温州湾、洞头岛之线，则沪、榕交通基本打通”，“求得在这个战役中取得陆海空协同作战经验，同时也予海空部队以实战锻炼机会，由华东军区组成前指统一指挥，取得指挥经验，作为今后强攻金门基础。”华东军区于同年6月间，上报了攻打大陈岛的作战方案。彭总从战略全局考虑，决定“待朝鲜停战实现后举行为宜”。 1953年底，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华东军区提出了新的金门作战方案，军委要求作战部对这个方案进行认真研究。我通过对东南沿海敌占岛屿情况的通盘分析和认真考虑，仍认为先攻上下大陈岛，尔后再取金门，比较有利。1953年12月5日，我给彭总、聂总写信，报告了这一想法，并陈述了主要理由: (一)大小金门敌集中五个师担任守备，全岛工事坚固，且系蒋匪部队较强者。金门岛虽离大陆较近，利我渡海攻击，唯我准备工作的保密困难，战役企图易于暴露。 (二)我空军必须参战，但福建机场均系一线式而无纵深配备。如台匪空军来袭，我空军各机场互相支援，均为侧敌航行而无二线机场支援。本年度蒋匪已装备F一64喷气战斗机巧架。据息，明年度可完成75架。如我战役意图暴露，估计美帝尚可能增加。如此，我一线空军与蒋匪空军相等。 (三)运输量庞大，如依靠公路困难极大。例如朝鲜战场汽车运输虽日夜不停，仅能供应陆军。福建公路条件比朝鲜相差很远，困难不可想象。如能先攻下大陈后，可犬部利用海上运输。 (四)因上下大陈与马祖仍为蒋匪控制，我华东海军全部参战尚有困难。赶制机帆船耗费尤大，又不适宜实施两栖作战，以机帆船进攻近代化而有工事依托的敌人，困难尤多。如先攻下大陈后，我华东海军及登陆舰艇可全部参战。 (五)进攻兵力，如按主席指示原则，以三个打一个，则攻金兵力需增至5个军。....…因此、牵涉部队调动颇大。尤其在朝鲜停战尚未最后决定之时，以3个军过早控制在交通不便的福建沿海、将来机动殊感困难。 (六)福建雨季较多，敌轰炸机可利用云层轰炸我机场、油库、仓库，我无二线机场支援，因此空防困难亦多，甚而可能推延我进攻时间。 在这封信中，我还具体分析了先打上下大陈岛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上下大陈地区驻有国民党军第75军46师，还有些逃亡的地主武装，共约万余人，战斗力不强。此外，尚有海军10余艘舰艇担任海面巡逻。在指挥上，胡宗南虽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不如金门的胡琏。而且，大陈岛距离台湾弯较金门为远，敌海陆军增援困难。如先打大陈，我陆军兵力无须做大的调整，可于现地进行攻击准备;空军战机可利用上海、嘉兴、杭州及宁波机场起飞，以较大优势配合陆军作战;我华东海军则可利用舟山基地，加以全力配合。在我部队取得攻占大陈岛的经验后，再攻金门岛，华东海军就可以全部参战，对我会更加有利。当然，先打上下大陈岛，也有一些不利条件，主要是我起渡点及航程较金门为远，对我军行动会增加若干困难。 基于上述考虑，我在信中建议:在1954年秋或1955年春先攻占上下大陈，尔后再攻金门。攻金门的准备工作可同时进行，攻击时间可延至1955年秋后。 这一建议上送后，我因在朝鲜的脑震荡引起的头痛症住院治疗。在医院里，我继续深入思考打金门的问题。鉴于敌人在金门已修筑了比较坚固的地下工事，一般炮火很难摧毁。因此，想一天或一个晚上解决战斗，可能性不大。如果时间拖延较久，就须将台湾可能的增援计算在内。当战役企图暴露后，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支援下，台湾对金门的增援，较我从厦门增援为快。再有，后勤保障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所需作战物资约16万吨，运输困难;从兵力使用上看，华东海军尚不能全部参战，至少还需要南下3个军;而经费预算将近4万亿元，为数甚巨。所以我认为，不如先用此款修通江西至福建的铁路，使今后攻取金门和台湾时的运输有可靠保障。这样，也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12月16日，我再次给彭总和聂总写了信，补充说明我的想法:“金门等于下围棋的一个死子，攻击主动权在我手中，只要我准备充分，任何时候都可发起攻击，在条件尚未充分其备时，以不过急发起战斗为好。”我还建议:如军委决心攻占金门，就必须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使华东海军能够全部参战，要有二线机场配备，还须南调3个军，使海陆空军的物资运输有足够保证等。若上述条件都具备的话，攻占金门也是完全可能的。 这封信，彭总、聂总收看后，又转呈毛主席。毛主席于12月19日批示:“此意见可注意.”总参即按毛主席批示精神，重新作了部署。 首先解决浙东沿海岛屿特别是上下大陈的认识统一后，1954年3月到7月，先是利用台州湾、三门湾外猫头洋渔汛到来之际，打击国民党军队飞机、军舰及股匪的出扰，保护我渔民生产，并陆续解放一些岛屿。在此期间，军委命令华东军区部队进行“猫头洋护渔战”，井乘胜攻占了东矶列岛，夺得大陈岛及其以北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使一江山岛等进入我军炮火射程之内。这样，就为我陆海空三军继续南伸作战，解放一江山和大陈诸岛创造了条件。 根据这一有利态势，华东军区建议先轰炸大陈岛，集中力量攻占一江山岛，进而再全部解放上下大陈。我和作战部的同志研究后，也认为这样打较有把握。当时彭总正在勘察山东半岛和渤海湾的防务，于7月10日回到北京。第二天，彭总就在办公室听取粟裕和我汇报春季以来浙东前线军事斗争的情况。最后，他同意华东军区的建议，并要我立即代军委起草一个指示，交他转呈毛主席审定。毛主席马上就批示同意，军委即电示华东军区:“应以空海军轰炸上下大陈，以陆军一部攻占一江山岛，以打击美蒋协防阴谋，察明美军可能采取的行动，为解放浙东沿海岛屿创造条件。” 8月2日，彭总主持作战会议，听取华东军区参谋长兼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汇报作战方案。粟裕、王秉璋、方强、邓华、吕正操、王净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彭总原则同意这个方案，指示华东军区要充分准备，慎重初战，并拟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再研究一次。 华东军区很快拟就了作战计划，派军区作战处处长石一宸专程送到北京。8月24日，彭总在办公室听取了他的汇报，并仔细询问了一江山岛周围各岛之间的距离、火炮阵地位置和登陆部队起渡点、航线、登陆点等情况，详细了解了海空军掩护、运输登陆艇的组织协同，以及政治工作、后勤保障上作的准备情况，对战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如何对付敌人的增援，都作了具体指示。华东军区据此展开了各项战前准备工作。 9月间，陈赓同志到总参工作，分管作战，10月被正式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他虽然平时很活跃，爱开玩笑，但工作起来十分严肃认真，听取下面的建议也很虚心。在攻击大陈岛的作战方案已经毛主席批准，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许世友提出，兵力不够，时间仓促，要求推迟发起攻击的时间。我立即向陈副总长作了报告。陈赓马上表示:可以考虑许世友的意见。随后，他报告了毛上席。毛主席表示同意。事后，我问陈副总长为什么这样处理?他说，红军时期我当师长，许世友是我的团长，我了解他。这个人打仗，从来是敢负责的。如果他不同意，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考虑他的意见。 毛主席对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十分慎重，因为那时美台正商签《共同防御条约》。他几次指示我们，在确实查清没有美机、美舰时，浙东部队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1954年底，我军准备发起攻击一江山岛作战时，美军在浙东海面举行军事演习。毛主席即指示彭德怀和粟裕，对攻击时间进行反复研究，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充分准备。粟裕同志已干同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2月12日，我给粟总长和陈赓副总长写了报告，对渡海登陆作战所需船只的建造间题提出了3个方案，建议速下决心，努力解决渡海登陆作战之必需，否则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计划即须推迟，“而推迟作战计划是不利的，特别在美蒋条约签订后，明年不打二、_三个小岛显为示弱，更易助长敌人凶焰”。 解放一江山岛的作战，于1955年1月18日8时发起。在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的指挥下，华东军区以第60师为主，投入4个步兵营，9个炮兵营，137艘舰艇、船只和22个海空军航空兵大队又一个中队，各种类型飞机184架，进行了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由于参战部队贯彻了“杀鸡要用牛刀”的指导思想，仅以三个小时即攻占该岛，歼敌千余人。盘踞在北鹿山、南臾山、披山、大陈、渔山各岛的国民党军，裹胁岛上居民撤逃。 2月25日，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此时，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坐在南京军事学院的课堂上学习了。 在积极进行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同时，不断加强台湾海峡的护航斗争。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党蒋介石当局为了干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经常派遣海军部队在台湾海峡进行海盗活动，拦截、攻击大陆商船，袭扰、劫持来华外轮，涉及到的国家达10多个。如:1952年12月1日，台海军攻击一艘英国商船，将船长罗伯特·亚当斯打死;1953年10月，将波兰商船“布拉片号”劫持到台湾;!954年6月23日，又劫持了苏联油轮“图阿普斯号”。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声誉。鉴于上述情况，我外交部和外轮公司一再要求军队加强护航，确保来华商船的安全，以维护新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所以，这不仅是台湾海峡军事斗争面临的一个甭要问题，也是国家政治、外交斗争和经济发展战略利益的需要。 1954年7月13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首长召集海空军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对来华外轮的护航问题，我和作战部的有关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决定，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揭露台湾当局的海盗行径。《人民日报》行动很快，3天后即发表了题为《不能容忍美蒋匪帮的侵略罪行和海盗罪行》的社论，列举了自1950年以来，国民党海军在美国海军支持下，拦截、劫持过往商船的大量罪行，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7月13日的会议，还责成总参拟定关于护航和保卫领海领空主权的文件，由军委审定后下发。彭总把这件事也交给我来办。作战部便代军委草拟了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稿。该文件呈报毛主席后，他于7月23日亲笔修改定稿: 一、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的时候，对一切外国的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只有在经查明确认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向我护航目标(商轮或油船)有敌对行为(攻击或行劫掠)的时候，则坚决攻击之，以达到我护航之目的。除护航外，经确实查明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者，均坚决攻击之。 二、目前我护航任务仅限于防止国民党匪军抢劫行为，对其他任何外国海空军，因在和平时期不会发生抢劫行为，故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 三、望你们严格布置执行。并加反复多次教育检查将其情况上告。如有违犯此规定者，当受到应得的处分。 文中的黑体字，是毛主席亲自改定的，我看后感到很受教育。指示一经毛主席修改，涉外政策界限就更加明确了。 就在毛主席批准厂发关于护航指示的当天，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作战部收到中南军区的报告:我空军的两架拉一11战斗机，在为来华的苏联“和平号”油轮护航时，误将由新加坡飞往香港的英国C一54运输机击落坠海，多名机上人员丧生。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有外交上引起了不小的麻烦，英国驻华代办就此向我国外交部递交了照会。 毛主席对处理这一事件非常重视，他在给彭德怀、黄克城的批示中写道:明知是英国运输机，而加以攻击，给了国家以重大损失，这是犯罪行为。有关人员，宜加以处理;并须令有关领导机关，加以深刻检讨，吸取教训。他还亲笔修改了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答复英方的照会，并指示27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我外交部除向英国致歉外，还赔偿了36.7万英镑的损失费。对有关责任人，中南军区也进行了严肃处理。 鉴于台湾海峡斗争的长期性，7月13日的会议还决定，尽快修通广东湛江至广西黎塘间的铁路，以便国际航运线改道，在华南港口卸货，逐步改变我海运过多依靠华东沿海港口的状况。这一建议具有战略意义，是粟裕同志最早提出来的。此时，他正在青岛养病，7月15日又专门给我写信，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信中说:“为了使航运安全。曾商诸海军及交通部将国际航运线改道至华南港口卸货。此事，我在京时曾有专门报告给中央，并已告海司令华南海军舰艇作接应之护航准备与部署。为了更有效地接应海上航行，建议已勘察好了的广西西南宁明附近的机场，今年还是赶修起来。........这样，今后我机可以从宁明机场起飞，配合海上舰艇以接护国际航运之安全。”粟总考虑问题总是高屋建领，十分周密，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采纳。 大政方针明确后，担任保卫东南沿海和护航任务的陆海空部队、公安部队，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关于保卫领海、领空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在民兵的配合下，给国民党军的袭扰活动以重创。仅在1954年，就击落、击伤敌机100多架，击沉其“太乎号”驱逐舰及8艘其他舰艇，击伤16艘驱逐舰和9艘其他艇船，另外还缴获艇船21艘，基本上保障了商船在新中国沿海海域的安全航行，很好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 随着浙东沿海岛屿的陆续解放，台湾海峡护航斗争的顺利进行，一方面，有力地锻炼了部队。尤其是如何紧密配合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线斗争的需要，来实施军事行动，也提高了我军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台湾海峡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进行长期的、充分的准备。 面对台湾海峡愈益激烈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领导全国加紧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及时下达了关于开展解放台湾斗争的指示。1954年7月22日，彭德怀主持军委令门会议，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24日，毛主席提议召集华东军区以及福建、浙江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有关负责同志来京开会，研究东南沿海军事行动问题。 正是在7月22日的会议i.，彭总把拟制解放台湾军事斗争计划的任务交给了我。受领任务后，我立即与尚荣等同志研究。 因为有新中国建立前后在华东军区工作时的基础，也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新鲜经验，对整个敌情和地理情况都比较了解，加上中央和军委的意图十分明确，所以，作战部很快就完成了《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以下简称《对台军事斗争计划》)的草稿。 拟制这个战略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心实现祖国统一历史任务的具体体现。 计划分析了台湾海峡军事斗争的形势以及可能的发展，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的要求和步骤，明确了军事斗争各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对，当时台海军事斗争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对台军事斗争计划》上送后，彭总主持军事会议，专题研究对台军事斗争问题。张爱萍等同志也专程来京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基本上同意这个计划，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彭总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亲笔对文件作了修改，并给毛主席写了报告:“对台匪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经过各大军区及各特种兵负责同志在会议上讨论后，我又稍加修改，现印出呈上，请予批示。 其中关于行动的时间，原拟于八月十日前后开始，经讨论后，为了各地更加充分准备，便于战斗开始后进行连续打击，故将开始时间改为九月一日至九月五日。最近洪水阻碍交通，造成兵力调动的某些困难，也是推迟开始日期的原因。” 毛主席于8月8日批示:“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此件经中央各同志看过，认为可行，望照办。”之后，我按照彭总指示，代军委草拟了颁发军事计划的通知。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已讨论通过对台军事斗争计划。 与军事斗争准备紧密配合，我国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这是由彭德怀副主席审定的。8月1日，在建军27周年纪念会上，朱德总司令严正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别国来干涉。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再一次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宣布: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不容许交给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22日，全国政协和各党派团体以发表联合宣言，表明了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定决心。 但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执意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并于1954年12月3日和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使美国获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之“权利”。1955年1月下旬，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所谓“福摩萨决议”，授权美国总统可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明目张胆地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等岛屿的正义行动。正是由于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时至今日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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