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福斯特 | 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

贾米尔·乔纳，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编辑。

约翰·福斯特，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社会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兴趣聚焦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危机、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作有《赤裸的帝国主义》（Naked Imperialism，2006）、《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1999）、《垄断资本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1986）等。

摘要

工人不稳定性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但是，许多对工人不稳定性的讨论已经偏离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本文将追溯不稳定性劳动这个概念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起源，包括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他的“劳动后备军”概念。此外，本文还将讨论诸如哈里·布雷弗曼和斯蒂芬·海默等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相关著作。通过运用这些理论基础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本文将提供对当今全球劳动后备军范围的经验估计。

在过去的15年里，“（工人）不稳定性”（worker precariousness）这个概念在社会科学家中重新流行起来（Barbier，2004；Vosko，2000；Fudge and Owens，2006），这种趋势在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有增无减（Vosko，2010；Kalleberg，2011，2012；Olsthoorn，2014；Allison，2013；Fashoyin et al．，2013；Fudge and Strauss，2013）。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全球经济陷入停滞的状态中，并持续至今。大部分研究将“（工人）不稳定性”定义为工人日益缺乏免遭雇主肆意解雇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晋升、足够的安全设施、新技能的拓展、适合的收入，以及工会代表权变得遥不可及（参见 Standing，2011：10）。

“（工人）不稳定性”这个概念的起源通常可以追溯到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早期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Bourdieu，1963），但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布迪厄自己对该概念的成熟反思（Bourdieu，1999：81-87）。布迪厄将这个概念直接与马克思有关劳动后备军的分析相联系。对布迪厄来说，“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指的是这样一种现状，即“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后备军……给予那些工作中的人们可以随时被替代的感觉”（Bourdieu，1999：82）。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组成产业后备军的是流动、停滞和赤贫的人口，而布迪厄将不稳定性与他所谓的“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相勾连（Bourdieu，1999：83）。他认为，在“亚无产阶级”和被定义为拥有必然发动“革命运动”决心的“无产阶级”之间存在断裂。

“工人稳定性”作为一个概念并不新鲜，它已经在社会主义思想中拥有很长一段历史，并与劳动后备军这个概念的起源相关。它由恩格斯最先引入，以处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中的产业后备军（Engels，1993/184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同的语境中使用了这个概念（Marx and Engels，1964/1848）。之后，它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分析产业后备军的重要因素（Marx，1981/1863-1865）。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拓展了上述分析，将他们对资本的批判明确根植于“不稳定性”这个概念。因此，不稳定性概念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密不可分。这个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诸如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和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作品中格外重要。这两位学者都探索了剩余劳动与垄断资本主义状况，以及与资本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由恩格斯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在巴门写成，以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殊作用。[图源：marxists.org]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分析已经表明：与日俱增的不稳定性状况与就业、劳动人口的相对贫困相关（Marx，1976/1867：762-870）。多年来，这种洞见遭到主流社会科学家的忽视（参见 Rosldosky，1977：300-307；Foster and McChesney，2012：125；Fracchia，2008）。不过，最近几年，不稳定性作为工人阶级生活的一般状况重新被发现。但是，这个概念却通常被学者以一种折中化、简约化、去历史化的方式来使用，以此来描述当今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特征。这些方式都脱离了源于马克思的那些更加宏大的积累理论和整个社会主义传统，引发了对被视为极其杂乱无章的发展的一系列零星的观察。

一些批判社会学家，特别是曾经的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2011）使用了新词“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以指涉那些经历全面不稳定性的新（大部分是更为年轻的）工人阶级。法国社会学家贝阿特丽斯·阿佩（Béatrice Appay）阐释道：“'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术语来源于'不稳定’（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 两个词的缩写。它将那些处于失业和不稳定状态的，并在所有部门中进行抗争的（体力和脑力）工人进行了重组。”（Appay，2010：34）但“不稳定的无产者”不过是（马克思意义上）“无产阶级”自身的一种时髦却错误的替代品，因为马克思自己曾将无产阶级定义为以不稳定性为特征的阶级。否则，“不稳定的无产者”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亚类型，例如“亚无产阶级”。这与先前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理论相类似。这个理论将“下层阶级”视为与工人阶级相分离的单独实体（Wilson，1987）。在这些不同的理论构想中，“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通常与“无产阶级”的概念形成对照。后者（无产阶级）被定义为一种被雇佣的、正式而稳定的工业劳动力，他们通常被组织在工会之中（虽然，这个概念和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经典定义相去甚远）。

法国激进社会学家卢瓦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无产阶级，通过团结和普遍化自身，从而被号召起来最终废除（无产）阶级本身。与此相反，不稳定的无产者只能形成在直接瓦解自身的过程中。”（Wacquant，2007：72-73）这意味着“不稳定的无产者”要么选择加入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获得“稳定的工资”，要么选择逃离“工作的世界”。对于华康德而言，无产阶级不稳定性的增长是一种朝着“'去无产阶级化’而非无产阶级团结”迈进的运动。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状况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雇佣和存在的不稳定——我们将在下面阐明这个被大家遗忘的事实。然而，在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的宣言《再见，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中，“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正在被发展为“无产阶级”的替代物，以表明当今状况下，以工人为基础的革命是不可能之事（Gorz，2001/1980）。

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使用“不稳定的无产者”来指涉“一群人，他们不仅被认为是被剥削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力也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Butler，2013），把“不稳定性”从劳动和无产阶级中割离出来。[图源：wikipedia.org]

根据社会主义批评家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在《我们都是不稳定的》（We Are All Precarious）一文中所提到的，“不稳定的无产者”并不是一个阶级，它作为异见者的文化复制因子（cultural meme）被广泛接受。其与左翼文化没有任何关系，反而蕴含着一种民粹主义认同。这种民粹主义基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真实而重要的对抗活动而存在，这些对抗活动针对的是世界范围内灵活就业的增加，其以失业、就业不足、临时雇佣、偶然雇佣为基本特征（Seymour，2012）。

上述各种观点均发轫于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左翼思潮。与这些观点不同的是，建树颇丰的社会学家通常用更加平实的语言将工人不稳定性概念化为“好工作”与“坏工作”之间不断加深的鸿沟（Kalleberg，Reskin and Hudson，2000；Kalleberg，2011）。此外，法团主义者（corporatist）观点的影响力愈发深远，其旨在重建“组织化劳动和组织化资本之间的社会契约”（Kalleberg，2012：440）。换句话说，其强调重组工作环境，使其从非正式劳动转回正式劳动。这很自然与组织化劳动的衰退相关（参见Quinlan，2012：16）。但是这些肤浅的、改良主义的分析极少探讨与资本积累相关的历史动力问题。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资本积累已经与不稳定性休戚相关。总之，传统的社会科学家缺少分析工具来处理一个深植于资本积累内在特征的现象，这是长达一个世纪的概念难题。

上述这些观点大多数专门回应那些被视为分离的和可被分离的社会问题。为了更好地厘清这些“纷繁芜杂”的观点，我们有必要返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不稳定性”的问题最早在那里被提及，也有必要探讨不稳定性与资本主义的结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在这里，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莫里斯和之后的哈里·布雷弗曼、斯蒂芬·海默、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观点都是不容忽视的。基于这些理论家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可以考察美国和全球工人不稳定性的经验面向，从而进一步得出有关资本积累进化和我们时代的工人不稳定性，及其对当今划时代危机影响的确定结论。

一、恩格斯、马克思、莫里斯和不稳定劳动概念的起源

与产业后备军紧密相连的工人不稳定性的理论建构，来源于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恩格斯、马克思和莫里斯的论著。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写道：“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而在英国这样本来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国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说，技术不断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失业所产生的这种生活无保障的现象，对于一个生活本来就已经十分动摇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泄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Engels，1993/1845：149）因此，工人阶级的一般状况可以用不稳定来描述。这种状况只会进一步加剧被扔进失业和未充分就业“剩余人口”所面临的持续性的威胁。对于恩格斯来说，这是“失业劳动后备军”理论的重要部分，该理论奠定了整个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基础（Engels，1993/1845：96）。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沿袭了相同的思想，提出“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日益迅速的和持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Marx and Engels，1964/1848：17，72）。

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发展了劳动后备军的理论，使之成为工人阶级自身及其生活不稳定的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马克思指出：“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Marx，1976/1867：798，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3页。——译者注）他在之前几页中提到了相似的观点：“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Marx，1976/1867：793，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2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发展这些分析中提到，“相对剩余人口的存在和不同形式”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这里，他分别列出了四种不同的形式：流动的（floating）、潜在的（latent）、停滞的（stagnant）和贫困的（pauperized）人口。首先，产业后备军最混乱的一层是流动人口。其作为机器的广泛运用和劳动过程高度细化的另一面而存在。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人阶级是永恒流动的——不仅因为劳动力需求的持续性减少，也因为劳动力的快速消耗。人类只能抵抗短期内工作对于身体的折磨。因此，工厂、车间和矿山，往往寻找新鲜的，最容易被剥削的产业后备军——尤其是儿童、年轻女性和“零散的”农民工。由于现代工业混乱和充满张力的本质，这些流动人口的流动率往往非常高。工人“被排斥，也被吸引，前后摇摆；与此同时，工业所需要的不同性别、年龄和技术的劳动力一直在变化”（Marx，1976/1867：583，795，818）。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工业的显著特征是其与劳动力的关系：在经济增长的时候吸引新的劳动力，与之相应的，在下一刻经济紧缩的时候又抵制劳动力（Marx，1976/1867：794-795）。然而，流动人口包括了那些在最近的雇佣历史中，与现役的劳动后备军紧密联系的（不稳定）工人。他们构成了在经济增长中被首先雇用和重新雇用的劳动力。

其次，在马克思的描述中，产业后备军的第二类构成是“潜在的”剩余劳动力（Marx，1976/1867：795-796）。他们大部分指的是农业（或农村）人口中自给自足的那部分。这部分人口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广大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因此，是“潜在的”）。马克思指出，爱尔兰在国际上形成了广大的劳动后备军，存在人口众多的农村工人作为英国工业所需的广大潜在人口。这些情况是英国征服爱尔兰以及之后殖民历史的结果。马克思解释道：“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Marx，1976/1867：571-572，860，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69页。——译者注）所以，不稳定性是英格兰和爱尔兰农村劳动力的状况，他们“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当工业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被征召，而当资本积累觉得他们不再有直接用处的时候，他们被毫不留情地抛弃（Marx，1976/1867：796，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05页。——译者注）。

再次，“停滞的”人口是马克思对整个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特征做出的最犀利的描述。从现代工业和农业中被驱逐出去的工人是停滞人口的重要构成，且成为“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它以“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为特征。在这里，雇佣是“极度不规律的”。当成员全部获得雇佣的时候，他们被剥削的程度往往极高（Marx，1976/1867：796-798，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0页。——译者注）。这是工人阶级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同时他们被迫退回到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谋生的困境。停滞人口数量的激增要远快于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但却与工资的增长呈现出反比例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它（停滞人口中的工人）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在这里，马克思对“人口改变”这个概念做出了著名的预测。他认为随着人口增加，工资的增长率则会降低，而并非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所假设的那样会上升（Marx，1976/1867：796-797，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1页。——译者注）。在马克思看来，（尤其是爱尔兰的）日工与停滞人口息息相关，构成了“最不稳定”的工资劳动——他们通常需要长途跋涉才能获得工作，并为深渊般的薪资进行长时间的工作，完全缺乏保护，由此增加了他们的虚弱、疾病和欲望（Marx，1976/1867：865）。

管理“停滞”人口的核心结构条件是“所谓家庭劳动”或“现代家庭劳动”与“现代制造业”（工场手工业）的并行不悖（Marx，1976/1867：591）。现代家庭劳动主要在工人家中或在小型的车间里进行，例如（纺织品）的花边生产。这种形式被马克思称为“外包”（outwork）或“转包”（subcontracting），与工厂体系紧密相连。在他看来，“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具体来说：

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同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职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Marx，1976/1867：591，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2页。——译者注）。

马克思区分了现代制造业和现代家庭劳动，但在操作上，二者紧密相连。一些女性工作符合现代家庭工业生产的特征，但通常被冠以现代家庭劳动的名义。图为1912年的女性劳工。[图源：torontoist.com]

现代家庭劳动的劳动环境极其糟糕，是因为它将“停滞”的剩余人口作为它的基础——前者情况是后者情况的反映。这里有足够廉价、新鲜和可被剥削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妇女和小孩。现代家庭劳动中工人的不稳定性体现在“劳动时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现代家庭劳动中的工人（主要是妇女和小女孩），“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程度”（Marx，1976/1867：602-604，825，863，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17页。——译者注）。

在典型的现代家庭劳动中，妇女和小女孩以附属于现代制造业的“外包工”（outworkers）形式在制衣业中工作。马克思指出，伦敦德里的一个衬衣厂在厂内雇用了1000个工人，还雇用了“散布在农村地区的9000个外包工”。这些外包工更多地分布在一些较大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小作坊里，使得“工人的反抗由于分散而减弱”。这些都加强了“这种经济中吃人的面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属制衣业的“老板娘家”（mistress’s houses）。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600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军队医院里规定占1200立方英尺，而在“老板娘家”，每人只有67～100立方英尺，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在“生意好的时候”，孩子从6岁开始每天工作14小时（或更多），这种情况极为普遍（Marx，1976/1867：595-599）。

马克思所谓的“现代工业”或工厂体系是在《工厂法》（The Factory Acts）下逐渐形成的，但生产线与现代家庭劳动及现代制造业相关，其通过“法律规章”摆脱约束，使劳动力处于“无法律限制地被剥削”状态，而停滞人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处于极度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之中（Marx，1976/1867：353）。在这里，童工被要求从早上4点工作到半夜。马克思援引《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来说明在这些工厂中，甚至仍然存在为将工作缩减到一天14个小时而进行的斗争。他对诸如制陶、造纸、面包制作、花边制作等各行业进行研究，并以研究伦敦制衣工人的情况作为尾声。这与他后来对现代家庭劳动的讨论有些重叠。在那部分讨论中，他重述了当时臭名昭著的故事——在伦敦最负盛名的一家制衣厂，20岁的玛丽·安·沃克利由于在小隔间内连续经历缺觉、缺氧，并在持续工作26.5小时后死亡。沃克利被迫为制作威尔士公主舞会的裙子而长时间工作。甚至连推崇自由贸易的《晨星报》（The Morning Post）也对此事做出了回应，声称“我们的白奴累垮而进入坟墓了，无声无臭地憔悴而死了”（Marx，1976/1867：354-367，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96页。——译者注）。

最后，在马克思看来，贫困人口是产业后备军又一重要组成。正如约瑟夫·弗拉基亚（Joseph Fracchia）所述，资本主义下对劳动力的剥削将后备军作为支点，“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并不抽象，而是具体地根植于每个人的身体，'一个受苦受难的工人群体所构成的庞然大物，是资本不断变化的剥削所需要的后备军’，……资本主义通过使一代代的'贫困个体’阶层永存来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一生的贫困是对身体及处于贫困中的身体能力的一致攻击”（Fracchia，2008：47；Marx，1976/1867：618，719， 784）。资本主义下的雇佣的不稳定性往往拓展到工作条件自身，拓展到消耗人类存在的肉身基础。

对于马克思来说，相较于完全的贫困人口（如赤贫的工人），停滞人口便不值一提。马克思将赤贫的工人视为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这些赤贫的工人包括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和那些过去被完全雇佣的工人。赤贫的工人撑起了产业后备军和整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工人被囚居在“官方所统计的贫困的领域”——余下的人口由“流浪汉、罪犯、妓女，简而言之为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构成。“官方所统计的贫困者”在马克思那里包括以下一些人。首先是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每当贸易危机发生时他们的人数就陡增，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其次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大量且快速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大军的队伍中。再次是衰败的、破烂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这一类包括大部分因劳动分工而失去适应性以致被淘汰的工人，以及超过平均年龄的工人。最后是随着危险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加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者、病号、寡妇等。现役劳动力大军都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赤贫人口，后者不断沦为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dead weight）。需要救济的赤贫人口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也包含在后者的必然性中。贫困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过程的一个存在条件（Marx，1976/1867：797，807，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41～742页。——译者注；Engels，1993/1845：96-97）。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强调了工人阶级最贫穷的部分（停滞和贫穷的部分），并卷入他们可以行猎的广大领域——这是每个街角都存在的“小摊小贩”的王国。小摊贩们通过卖“鞋子、背带、带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来维持他们不稳定的生活。其他“所谓的零工”涌向街头，寻找各种各样的小工作：几个小时的工作或日工。这些都是与贫穷相关的无处不在的非正规经济（Engels，1993/1845：97，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370页。——译者注）。

图为19世纪70年代伦敦街头的擦鞋小贩，约翰·汤姆森摄。[图源：new.qq.com]

马克思使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普查来说明女性被正式雇佣的人数要高于男性。很大程度上由于家庭帮佣中85％都是女性。家庭帮佣的数字已经超越了所有纺织工人（纺织厂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小孩）和金属工人（人数会少些，且大部分是男性）的总数。不稳定性，意味着成为劳动后备军的一部分，往往成为男性的命运。当他们被雇佣的时候，他们传统上比女性获得更高的工资，但越来越被永远在寻找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工业视为无法被雇佣的人群（Marx，1976/1867：574-575）。

资本主义，不仅限于单个国家，而是一个全球的生产系统。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后备军是一个国际现象，通过殖民主义将更广阔的边陲地带囊括进来。“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Marx，1976/1867：579-580，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9～520页。——译者注）“不稳定性”自身被理解为一种影响殖民地区的全球现象。马克思指出：“利润率（在边陲地带）普遍较高，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所以往往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越高。”（Marx，1981/1863-1865：345，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64～265页。——译者注）他认为，如果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劳动力是廉价和不稳定的，那么那些作为原始积累条件的被殖民的边陲地区就更不稳定了。“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Marx，1976/1867：915）

19世纪末英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名的艺术家、作家和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拓展了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理论。他比任何一个身处1880～1890年的思想家，更倾向拓展马克思有关劳动后备军的理论来呈现工人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1883年，他在《富豪阶层下的艺术》（Art Under Plutocracy）一文中声称，资本主义下退化的劳动过程，以及那些提供或拒绝就业的条款，引发了工人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产生了绝对疏离的状况（Morris，1915：176-177）。同样，在他著名的演讲《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Useful Work Versus Useless Toil）［1883年首次演讲，此后收录于他在1888年出版的《改变的痕迹》（Signs of Change）一书］中，莫里斯提到，“贯穿工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源自“'劳动后备军’人数增加”的趋势。工人贡献给工会的钱款是他们在工资之外不得不支付的费用，以对抗只有组织化的工人才能抵御的“雇佣的不稳定性”。在定义资本主义下工人的状况时，莫里斯认识到“不稳定性”问题的重要性。他在1887年的演讲中提到“社会主义者想要什么？”并对“不稳定性”的边缘地位另有看法，认为这是应该进一步拓展的压倒一切的重大主题（Morris，1896/1888：169，187；Morris，1969：232；Salmon，1996：127；Leopold，2003：xvi）。之后，他在1894年的演讲中提到“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时说道，“更高的工资和更少的不稳定工作、更多的休闲、更多的公共福利”构成了工人主要的诉求，但是这些目标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建立”才能实现（Thompson，1976：613-614）。对于莫里斯来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他们需要不断通过抗争才能维持或获得一份工作，并且需要面对（现实中许多）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威胁、道德和肉体上极度的痛苦、堕落，甚至是具有剥削性质的工作环境所带来的死亡，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这些都构成了工人阶级生活的本质。这些不稳定、堕落和无用的辛劳损害着所有自由的人类潜能。

二、在普遍不稳定性时代的全球劳动后备军

马克思有关工人不稳定性概念的结构性基础是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杠杆支点。与当今将“不稳定性”和“不稳定”作为一种“文化的复制因子”使用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综合的理论路径和科学地看待工人阶级不安全和被剥削的未来，并将其与革命性的社会变迁结合起来的路径。在这里，无产阶级的概念并非与不稳定相对立，即形成一个新的“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而是将不稳定性作为一种工人阶级存在和抗争中的元素来进行定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紧接着的几年里，以美国、西欧、日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相对迅速的时期。这些增长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①无可置疑的美国霸权；②美国的第一次汽车浪潮；③欧洲和日本（通过发展汽车产业）的战后重建；④以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是美国广告、时尚和消费的中心。——译者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销售的增长；⑤在亚洲的两次区域战争以及与冷战相关的一般军事化。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较高的就业伴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的萧条和福利国家的兴起（尤其在欧洲——抗击以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挑战的必然产物）一同形成了垄断资本和商会之间的相对空间。在这里，商会经常将自己视为年轻的帝国主义的合作者。这个时期，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心的工人间接从这个体系中受益。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顶峰。随着那些曾经推动它前进的各种外在因素逐渐衰退，美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尤其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导致现实中经济衰退，继而转变为大规模的经济停滞。在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发起了全球经济重组的过程，减少了福利国家的开销，攻击工会，开始加强被人们周知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阶级战争”（Kolko， 1988；Magdoff and Foster，2014）。

20世纪80年代，公司和富裕的个体在过度积累和市场饱和的环境中寻找剩余资本的出口。由于饱和市场的投资不再能够继续积累，于是资本首先开始在公司兼并中进行投机，之后进入更为普遍意义上的金融系统——金融部门因此创造了“永无止境”的外来金融投资，通过不断增加的债务来降低风险。在垄断金融资本的新时代，美国和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由于获得新数字技术的支持而得到有限的扩张。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不断恶化的经济停滞。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三者的经济增长率每10年都在下降（Foster and McChesney，2012：4）。跨国公司所推动的新全球经济中，它们将生产转移到“全球南方”，利用边陲地区更低的工资来追逐全球性的劳工套利。这些地区的人口到2008年占据了世界人口的70％（1980年的时候，这些地区的人口只有世界的50％）（Foster，McChesney and Jonna，2011：4）。

这些都对“全球北方”的工人形成了压力。这些工人正在遭遇更严重的失业，以及来自“全球南方”低工资工人更激烈的竞争。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所组成的潜在劳动后备军（例如，美国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工人、德国的土耳其工人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引发了工人阶级内部在全国范围和国际上的冲突，诸如20世纪90年代至今几十年来中东地区、前南斯拉夫、北美地区的帝国战争（这可能也与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消失有关）。苏联体系陨落和中国重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将上亿的工人带入了全球的劳动后备军队伍，构成了全球化的新纪元。所有这些加速了全世界工人薪资和工作条件底线的分崩离析。总而言之，全球工人阶级及其内部各个分支都在竞劣（race to the bottom）。这种现实必然导致新的不稳定性的形成。

文章指出，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全球化及大量潜在的劳动后备军卷入生产，工人工资增长。图为90年代深圳玩具工厂车间。[图源：ishare.ifeng.com]

2007年出现的美国金融危机，2008～2009年扩展到世界经济，导致全球失业的增加和重组。兼职和临时工作的增加，以及失业及未充分就业的上升，构成了国际劳动力市场新的、更加危险的结构条件。大部分分析家，即使是左翼分析家，都没办法使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来理解这些，从而导致了极大的混乱。传统社会科学通常仅将更具有剥削性质的劳资关系视为一个与体系没有实质关系，也没有任何历史或理论基础的异常现象。许多左翼理论家只是醉心于话语的建构，而对上述问题极少有建树。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的下滑，马克思主义内部开始回归马克思有关劳动后备军的分析来理解停滞的再度出现及其对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影响。在危机被完全控制之前也是如此。这个时期，分析劳工状况及其与积累之间关系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里·布雷弗曼和斯蒂芬·海默的开创性作品。布雷弗曼最负盛名的是使用马克思的劳动过程分析来说明垄断资本主义下劳动的退化（the degradation of labour）。但他也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组成和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包括现役的劳动后备军和劳动力蓄水池（Johna and Foster，2014）。作为最早的跨国公司理论家，海默将他的分析建立在工业组织理论和垄断资本理论之上。与此同时，他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理论为基础，拓展自己的作品以探究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

1975年，布雷弗曼指出美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劳动后备军在快速地增长：“从二战到现在，美国失业率统计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官方所统计的失业人口在持续扩大……5％～6％的失业率是1949～1950年经济萧条的特征，但现在已经变成了70％的繁荣率——人们很高兴回到这个比例。”（Braverman，1975：29）然而在布雷弗曼看来，数据的缺乏，意味着它们只是粗糙地呈现现实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因为官方的失业率统计中并没有包括劳动后备军的更大部分，即需要全职工作的广大兼职工人，临时工，挫败的工人，边缘的、在经济上消极的人口等。快速增长的劳动后备军整体在本质上摧毁了待遇相对较好的工人阶级部门（甚至是中产阶级），形成了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不稳定阶级。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卷人低收入的服务和零售部门，就业不足、失业和无生产性的雇佣接踵而至。

在更细致的统计分析中，布雷弗曼指出，1970年大约美国69％的有效劳动人口（包括现役劳动后备军和一定比例的劳动力蓄水池）与六种基本的工人阶级职业相关（Braverman，1998/1974：261-262，1994：18-21）。最近的分析表明，这种情况在随后的40年间持续且显著地存在（以职业转型为目的），工人阶级在2011年构成了美国69％的有效劳动人口（Jonna and Foster，2014：5-8），随之而来的是工作质量方面的巨大转变。更多的工人在低薪的部门，从事着兼职和临时的工作。所有的这些意味着劳动人口的不稳定性和劳动力蓄水池的整体性扩张。

海默长期关注跨国公司的增长，同时发展了国际劳动分工的理论（Hymer，1979：256-272）。他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劳动剥削的两个主要因素：（使国内获得更多劳动后备军的）技术变化和农村地区对“潜在剩余人口”的吸纳。这两个因素有效地瓦解了前资本主义地区，并将其整合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根据马克思的基本命题——“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Marx，1976/1867：764，译文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09页。——译者注），资本通过这两种方式［海默（Hymer，1979：269）所谓的“产业劳动力蓄水池”和“外部劳动力蓄水池”］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供给。

在无产阶级之上，伫立着广大的管理层、技术人员和官僚，他们通过维持无产阶级分裂的状态来组织和克服无产阶级的抵抗。在无产阶级底下是一个蓄水池，囊括了失业、就业不足和低工资的阶层。技术变迁喂养着这些阶层，并开辟了新大陆来降低其地位的重要性，阻碍其向阶级意识的方向发展。劳动力蓄水池驱动着工人贵族保持工作，并维持着他们对从特权地位上掉落的恐惧，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忠诚。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自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族裔、年龄和性别。因此，工人之间相互竞争的裂痕通常表现在种族、宗教、肤色、年龄、性别和国籍方面，这使得工人的阶级意识很难形成。（Hymer，1979：263）

海默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来强调，工人的阶级意识要求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本通过他们的劳动力来获得积累，工人阶级通过产业后备军的方式，只是增强了资本而并非自己的经济能力，从而使他们自身的情况“更加不稳定”（Hymer，1979：259）。一旦回到现实，工人的革命性角色取决于他们消灭自身内部的竞争和不平等，从而达到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自由。虽然新的国际分工和各种不同的社会认同在不断分化劳动者，并将其置于日益不稳定的状况，但他仍坚持希望劳动者能够一起斗争，从而消灭他们内部的竞争，并最终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这既是一种终极目标，又是一种超越资本的世界历史的视角），虽然这个团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Hymer，1979：21）。

今天，劳动后备军遍布整个世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莫里斯等思想家在19世纪，海默在20世纪所认为的那样，工人斗争必须是国际性的。工人不稳定性随着全球劳动后备军涨落。外部劳动后备军，虽然仍在不断壮大，但并非取之不尽，且正在日渐消弭。资本积累如要继续的话，用它（资本）来取代当前的劳动力是亟须的。正如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 Magdoff，2004）在《一个不稳定的存在：百万人的命运？》（A Precarious Existence：The Fate of Billions？）一文和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2007） 在《贫民窟的星球》（Planets of Slums）一书提到的那样，10亿居民集中在“全球南方”的城市中心。在那里，这些不稳定的存在是事实，三分之一的工人一天挣的钱少于2美元（ILO，2015a：28）。除此之外，一个新的国际分工能够处理无数人的灾难性情况（伴随着世界的经济瓦解，不断出现的军国主义和战争，以及悬置的全球生态灾难）。正如海默在讨论有关当今帝国主义国家顶端秩序的发展趋势时，提到“美国帝国主义的结构，维持着某种秩序……在过去，这个结构正在消解，一个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斗争正出现在这个世界中”（Hymer，1979：270-271）。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为所有人谋求共同福祉的社会主义社会变得迫切，这不仅仅是为了（人类）更好的生活，也逐渐成为人类生命自身的需要。

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劳动力蓄水池和大多数世界人口不稳定性根源的重要性（ILO，2014）。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分类与马克思所划分的劳动后备军的不同层次紧密相连。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发布的《1991-2013年全球工人阶级分层》（The Layers of the Global Working Class from 1991 to 2013）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劳动后备军构成了世界60％的可用劳动人口，远超包括小经营者在内的现役劳动后备军（ILO，2015b）。报告还指出，2013年全球劳动后备军达到23亿人。与16.5亿现役劳动后备军相比，许多人处于不稳定的失业状态。同年，官方失业的人数为2亿（符合马克思“流动”人口的概念）。15亿的工人被认为是“容易受伤”的被雇佣者（与马克思“停滞”人口概念有关），由一些自雇职业者（非正式工人和农村生活工人）和“家庭工人”（家庭劳动者）组成。另外还有25～54岁的6亿个体被认为在经济上是消极的。虽然这类人群内部充满差异，但毫无疑问包含了大多数构成贫困人口的工人（ILO，2015b）。

但是，上述数据严重低估了（马克思意义上）全球劳动后备军的整体范围。因为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数据中所展示的兼职工和临时工都是被雇佣的有酬劳动力，它忽视了那些只是与雇佣有着部分或不稳定关系工人日益朝不保夕的状况（Foster，MeChesney and Jonna，2011：19-26）。2013 年，那些每日所得少于2美元的工人，在全球占26％，这个百分比比“全球南方”（诸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南非）要高。在这些地区，穷人在工薪阶层中占到60％（ILO，2015b）。全球范围内，大约60％的工薪阶层从事兼职和临时工作，此外，22％为自雇者（ILO，2015a：13，39）。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后备军也异常庞大，构成了2013年有效劳动人口的27％，这延续并加深了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不稳定状态；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后备军仅占有效劳动人口的64％（ILO，2015b）。

三、结论

许多学者（尤其是左翼学者）对不稳定性的重新关注反思了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来临。“不稳定”和“不稳定的无产者”等概念在描述劳动后备军的特征和在工作环境中日益贫乏的现役劳动后备军方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正如马克思强调的，这些概念有助于再现一个事实，资本对工人反复的承诺是虚假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有必要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一个世纪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批判使我们意识到，那些马克思曾经描述并关注的发生在19世纪欧洲一隅的状况，已经变成全球性的现象，一切都变得更加危险。在一个被阿明称为“一般意义上无产阶级”反对“一般意义上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面前的道路是清晰的（Amin，2013a，2013b）。

华康德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只能形成在直接瓦解自身的过程中”（Wacquant，2007：72-73）。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下的无产阶级，通过团结和普遍化自身，从而被号召起来最终废除（无产）阶级本身”相左。但事实上正相反，我们必须在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的理解范围内重新强调劳动后备军（不稳定的无产者）的重要性。在这里，历史的使命仍然和先前一样——工人阶级团结的锻造——这并不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普遍化，而是为了超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