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耕文明与中国式同盟作者：舒升 2022年14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的文章《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主要成果及启示》，为我们认知同盟山诞生的历史作用及同盟山文化弘扬传承的时代意义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学术遵循。同时对赓续农耕文明，践行中国式同盟更加自信与自觉。文章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这里所说的“三千年王权巩固”，是从同盟山诞生开始的。同盟山诞生于公元前1046年1月26日，是毛泽东曾赞誉的“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见毛泽东著作《别了，司徒雷登》），史称“周革殷命”、武王伐纣，或牧野之战，战前在古殷商都邑与宁邑的结合部（今获嘉县域内）武王与八百诸侯及五万将士的会盟牧誓台（坛）。史料记载：诸侯兵捧土封之。曰：同盟山。武王姬发就在这里作《牧誓》。依据出土的西周利簋的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证实了古籍中所载“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从牧野之战准备到同盟山战前勒兵、牧誓，再“战一日而破纣之国”到战后设祭室、“告捷礼”、姜子牙“以人封神”等重大事件，孕育出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同盟山文化体系，即：民心天下文化、敬德感恩文化、易经智慧文化。河南省社科界首席专家李庚香指出：“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河南有3000多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历史节点是商周之变，而同盟山是中国历史商周之变时空坐标点。同盟山诞生一日间，近六百年的殷商王朝坍塌，从同盟山走出了一个大周天下。从此，“家天下”变为“家国天下”，一直延续至今。
同盟山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同盟活动史上最为成功最有影响力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同盟活动，是中华民族发展画卷上最厚重最包容最温暖的底色彰显，农耕文明所赋予的文化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而且这个文化特征一直延绵不断，一直在发展、从未衰落过。那么，世界四大文明都发源于农耕文明，都不是游牧文明或海洋文明，为什么中华文明成了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消亡的一个？因为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最彻底的农耕文明。中华传统农耕文明具有包容性、系统性、顺从性、自省性。因为包容，我们能把任何外来文化都能融合改良；因为系统，我们的农耕文化本体是有生机的并且可以有效传承；因为顺从，我们的先民接受规矩顺从规律，不好战倡导良善文化；因为自省，我们的民族就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总是能饱经沧桑依然屹立不倒。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同盟山这次同盟活动就是基于当时历史时期农耕文明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开启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探索之旅。当今世界，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在中华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兴起、信息文明来临的新时代，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耳际仍响起 “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的教诲，“如听仙乐耳暂明”。我们今天重温农耕文明与中国式同盟的历史，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我们会获得更多教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式同盟，奠基于我国百万年人类史扎实于农耕之根脉，起源于一万年文化史醇厚于农耕文化之积淀，成长于五千多年文明史赓续农耕文明之践行，成熟于王权巩固的民心天下、敬德感恩、易经智慧文化体系，进步于两次农耕文明与游牧之间的对立与融合；卓越于马克思主义同盟观传播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同盟；辉煌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华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一带一路”。
日前，陕西省考古学会发布2022年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其中洛南夜塬遗址考古发掘首次完整不晚于距今110万年前远古人类活动的轨迹。毫无悬念，人类最早的文明曙光，中国不“缺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经历了从早期猿人到晚期智人的发展过程。一部人类史，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能源、汲取能量的过程，食物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一环。中华先民们的食物是植物。在漫长的岁月里，从原始狩猎的生活到识别和驯化兽类，再从原始采集到逐渐学会辨认果实和种子，发现植物是人类最好的食物，中华先民便开始打造石器制作工具，“以垦草莽”“刀耕火种”，靠种植、耕作产出自己食物。只需要一小块土地就能自给自足，几代人都可以生活在一起，过着定居生活。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造就了中华文化以人为主体的特征，以及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依附关系。集体组织意识和集体主义，期盼风调雨顺，合作互助精神，存在于中华历史的肌肤之中，浸润于中华先民们的日常生活里，这就是中国式同盟的文化基因。一万年前中国进入新石器时期，以“南稻北粟”的二元农业结构体系的逐渐形成，从长城内外到岭南边陲，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从四川盆地到蒙古草原等出现各具特色的史前文化圈，如燕辽、海岱、江浙、两湖、中原等，他们既独立发展、齐头并进，又相互影响、不断融合。各文化圈“领袖”很重要，称之古代圣人。他们作为“有大智”的思考者和发明创造者，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他们带领圈民从家庭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到邻里间和睦互助，从部落发展的团结合作到部落联盟构建的凝聚合力，以更易适应自然、战胜自然，求得更好地生活。随着劳动工具日益改进和多样化，经济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形成宗族社会，直到王权建立。秩序管理构成最初的社会协作、社会沟通，偶尔也有王权之间的对抗，但在客观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经济、农业等方面的互通，农耕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布局和改组。布局与改组一切为了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产生一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想吃饱之外的事情。稳定的收获和财富，造就了相对富裕而安逸的定居生活，为进一步衍生出高雅的精神文化创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而言，中国万年的文化史是以农业生产和农村聚落为基础的文明系统史。绚丽多彩的农耕生活孕育出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使中国式同盟渐趋厚重成熟。 
距今5800-5300年的这段时期，黄河、长江等地已经分别形成了“谷豕是飨”“饭稻羹鱼”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社会，这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生业经济基础。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呈现出文明三个现象：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这就意味着成熟的中华文明形成。据现有考古成果实证：在江苏省张家港市的东山村遗址，一处距今约5800年的墓葬里出土了近百件随葬品，这是全国范围内最早的贫富分化悬殊的墓葬；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修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630万平方米的外城（分别相当于4个和8个北京故宫的面积）。此外，在古城以北还发现了为防止洪水而修建的长10余公里的高坝和低坝。修建古城和巨型水坝，展现了良渚王权组织开展大规模公共建设的能力；河南巩义“河洛古国”都邑遗址的发现，距今5300年前在中原“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就已经形成（见河南巩义“河洛古国”都邑遗址的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河南灵宝的铸鼎原遗址群，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急剧扩大，说明人口在当时显然是有意识地集中，趋向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形成。依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中华5000多年文明，实实在在，真真切切。不是神话。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盟活动史。从此，中国式同盟长足式地进步于中华文明进程中。中华进入文明时代，迎来了距今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这要从距今八千多年前“河出图，洛出书”说起，“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距今五千年前后，炎帝东进，黄帝出场，中华文明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盛大的炎黄两大部落联合体同盟。
这次同盟，在黄河流域升起中华大地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成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随着部落的兼并和迁徙，伏羲所创立和倡导的古代文明沿渭水到黄河流域，与其它民族相融合，形成了以炎黄部落为核心，以伏羲文化为本体的华夏民族。华夏儿女“万姓同根，万宗同源”，在意识形态统一龙图腾崇拜，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历史格局形成。那是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史书上称之五帝时代。众邦国及其联盟同样以各种文明和战争为网络纽带不断整合重组，推动着社会轰轰烈烈的变革，孕育着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如满天星斗经历兴衰变迁，那时各地并立的众邦国正处于从多元发展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黄帝分九州；颛顼创制九州；帝喾探天象、测物候，划分四时节令，华夏农业出现一次伟大的革命；尧舜登台，“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见《墨子．尚贤上》）“复九州”，那是“能者居之”的人类文明氏族公社。农耕文明这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已经成熟。有《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是反映当是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中华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交相辉映，协和万邦、大一统、天下大同的文化秘密和梦想孕育而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和延绵不断”的三大特质充分展现出来了。炎黄子孙均以“尧舜时代”为荣。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中华大地遭遇了一次大降温，气候由温暖湿润变得干冷，最终导致西部和北部日益寒冷干旱，南方和黄河中下游则洪涝频发。而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处在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地势优势加上农作物多样化等原因，降温或旱涝灾害对它的打击没那么致命。尤其黄淮海平原周围的低山丘陵及山前地带，背依山地，面向平原，可农可渔可猎，又不受洪水威胁，也为先民提供了极佳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随着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黄河流域的海岱文化等都先后出现衰落现象，向中原区域聚拢的趋势凸显。气候变化影响到了生存，带来了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同时也促进了民族与文化融合。期间，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的旱地粟作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的水田稻作农业区，又分别扩展了黄河上游及长城、燕山以北与长江上游及岭南地区，而且在黄河中游、下游形成了重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此时正值五帝时代如日中天砥砺前行在这两个区域内生存发展中。这就是黄河文明“绵延不断”、长江文明则“断而再续”的历史原因。时势造英雄。当洪水泛滥以及黄河第一次改道时，中华文明史上出现了第二次规模浩大的部落同盟。大禹以治水为契机，联络自豫南、豫东、淮北、苏北至鲁西南、鲁西北、豫东北、冀南等黄河泛滥地区的所有部落。据史料考证，大禹治水同盟了1800个大小部落。将他们团结在一起，强化了部落联盟的凝聚力，加快了国家管理结构的形成。尤其是他率领民众治水“天人合一”的智慧、凸显人民利益的核心价值以及“献身、求实、创新”的民族精神，导致治水成功，人民安居，部落稳定。这次同盟把协和万邦做到了实处，把“公天下”引入了令人神往的殿堂。正如《太史公自序》所云：“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大禹治水身先士卒，舍小家为大家，“三过家门而不入”在中华大地传颂，至今街头巷尾都妇孺皆知。《史记》载：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夏启“以承禹祀”，距今四千年王朝建立，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推动了中国帝王历史沿革发展。距今三千六百年商汤跟进，夏商地位更替，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中国有了一个伟大的商朝。从商王武丁至祖甲约百年的商代黄金岁月之后，几代统治者开始对中原农耕文明的“厌倦”，商基因渐渐“复苏”，兼容融合被商的“独大”意识淡化、泯灭，放荡了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挑战、颠覆了中原部族的“龙以建旗”传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对玄鸟的祭祀、“好祀”“重祀”之风盛行，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尤其是祭祀大量用活人做祭品，活人祭祀不仅残暴，而且违背了中原农耕文明的天理人道。商文明让“家天下”做到了巅峰。王朝贵族“析财而居”，无家；“以业为氏”，无父；“以国为姓”，无君。到了商末，商王帝辛进行了一些改革，遭到了“殷人不喜”，王室贵族内部矛盾升级。尤其帝辛到了晚年“拒谏、崇侈、嗜酒色”，没有忧患意识，刚愎自用，加速了商王朝“地动山摇”。连年征战，本来就极大消耗了国力，帝辛又是“建筑狂”，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修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使国库空虚。他的一些亲人劝谏他、启发他、感化他，结果“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见《论语·微子篇》）。商政权内部矛盾激剧频繁上升，商都兵力空虚，使其对西北的控制力下降，给了“小邦周”及武王联军以可趁之机，就有了武王姬发兴起的八百诸侯同盟。同盟山诞生，武王联军“战一日而破纣之国”成为顺应潮流的历史佳话。
同盟山这次同盟的成功，是赓续农耕文化的成功。武王联军的胜利，是弘扬传承农耕文明的胜利。一个只占据泾渭流域一片狭窄谷地的“小邦周”与一个地大物博的“大邑商”分庭抗礼几乎不可能，不可能变为有可能，并且最终代商而立。这是农耕文化的魅力，农耕文明的进程不可逆转。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本体是文化中国，历百世发展而凝然成文化的江山。无论是之前的中原崛起、夏王朝建立，还是到殷商后的中国风雅颂、中国轴心期、秦汉“大一统”等，中国的江山不仅是王朝的，更是文化的，文化比王朝更耐久，更有生命力，更有价值。同盟山这次同盟的是武王姬发兴起的，其身后站着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尧舜夏时都主管天下农事的农耕世家之后姬昌，一个是辅佐夏禹治理水土有大功之后的姜尚。当姬昌身陷七年牢狱之苦后，一直被杀父之仇、害子之恨所困扰。渭河边两位老人相遇，一个是“制立周邦”为成就灭商大业求贤若渴的明主，一个是“兼利天下”胸怀治国经武大略的雄才，伟人聚首，乾坤扭动。姜尚抒怀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这一个重要命题，提出了“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一个重要治国理念。姬昌被姜尚的高屋建瓴说辞所折服，并被其所描绘的光明前景所鼓舞，就有了之后的他与“太公望”，强强联手，凤鸣岐山，王道广播，拉开了“周克殷命”的帷帐。《史记》载：“周姬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不仅明晰了姜尚辅佐文王、武王的文韬武略的历史表述，更确立了他赓续农耕文明，创立中华民族韬略理论开山鼻祖的地位。商周的对决，其实就是一场文化的对决。周人抢占了先进文化高地，历史的天平给出了公正的结论：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往往会出现很多相似。三千多年前“小邦周”面对“大邑商”，“阴谋修德以倾商政”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姬昌、姜尚首先构建的是“以小治大”秩序的平衡，紧紧抓住“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人心向背来对抗“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君权神授。周人占据了历史的主动，为实现同盟山这场同盟做足功课赢得了时间。同时，也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贡献出最具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这就是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自古到今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三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一号强国，是肆意妄为的政治霸权、穷兵黩武的军事霸权、巧取豪夺的经济霸权、垄断打压的科技霸权、蛊惑人心的文化霸权。一场“以小博大”“以弱博强”的秩序平衡在考验中国人民的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和平发展超越冲突对抗，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防止文明冲突，以绿色发展呵护地球家园，顺应了世界大势和人心所向。乘历史大势行稳，走人间正道致远。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成果与人民共享的当代史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史观的胜利，让中国崛起不可逆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客恐惧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观、固执己见的当代史观和自恋式的未来史观的破产，“唯美独尊”的国际关系理论受到冲击，“重利薄义”的思想基础趋于瓦解。制裁成瘾、霸凌成性的美国“长臂管辖”的任性妄为，损了他人，也害了自己。《史记·周本纪》载：诸侯国虞国、芮国发生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地说：“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便相互礼让而去。诸侯口碑相传，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此时姬昌也还是一介诸侯，却已成为天下诸侯们的道德楷模。三千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这对中东地区的“宿敌”握手言和。中沙伊三方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沙伊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联合声明一发出，国际社会反响热烈，纷纷对中东地区两个大国实现和解表示欢迎，为中国积极劝和促谈的角色“点赞”。在世界风云变幻，动荡与变革交织、团结与分裂碰撞、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中，同盟山民心天下、敬德感恩、易经智慧文化体系不过时。同盟山是中华文明史一座不朽丰碑！（注：这是“同盟山之歌”之二，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舒升，本名时昌功，河南获嘉县人。中共党员，退休干部，勤奋笔耕，热爱生活，常以时政评论诗歌寄情并见诸报刊，编著有《舒升文集》《漫谈同盟山》等。一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