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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寿山 回望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许，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这一庄严的时刻起，饱受战火纷扰磨难的四万万同胞，当家做主站起来了。  干部、职工的收入分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城市里干部、职工的工资收入分配，实行“供给制”和“薪金制”两大板块。 “供给制”是建政初期，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的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 享受“供给制”的对象，主要为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的人员，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各类革命武装或组织。这部分人员（地司级以下）原则上不分职位高低，按家庭人口数量，不论大人小孩，每月每人发给一定数额津贴费（当做日常零星开销及零花钱），而食物、房租、水电、学费、托幼费、医疗费等均由国家全包。 国家机关食堂的工作用餐，按照干部职级分为小灶、中灶、大灶。不同灶别的餐食标准和用餐方式不尽相同，小灶为单双人席，中灶为8人桌，大灶为大食堂。（注：司局级小灶、处科级中灶、科办员大灶） 所以“供给制”之后又叫做“包干制”（略加调整)，它沿袭了延安时期浓厚的战争年代共产主义性质分配制度色彩。   享有“薪金制”的对象，基本上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还包括虽然在此前参加革命工作（因北方一些省份先于10月1日解放），但没有在当地战时加入革命队伍的工人、干部。对所有这部分人员，一般按照其工作职位岗位、技术技能、文化程度等，核定相应的工资待遇。 “薪金制”又称为“工资制”，他们的家庭成员，不具有“供给制”家庭成员那样“全包干”的优渥待遇。 单从表象来看，“薪金制”每月到手的钱似乎高于“供给制”，但所有的日常生活支出全得从薪水开销，实际上“供给制”的隐性收入与福利待遇远高于“薪金制”。 至1955年，国家取消了“供给制”，全面实行统一规范的干部、职工工资制度。具体是：行政干部1—26级，技术干部1—17级，技术工人1—8级；教师、医生护士、文艺界另有行业部门的工资级别。  1956年《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 行政干部和技术干部的级别，数字越小级别越高；技术工人数字越小级别越低，称为“倒级差”。这三种工资级别在一定的级别段，又形成较为复杂的对应关系，例如：行干25级对应技干16级对应技工2级、行干19级对应技干10级对应技工8级…… 相同级别之下的工资标准，“技工”高于“技干”高于“行干”，拿行干22级、技干13级、技工5级为例，月工资分别为56元、58元、60.8元（各地区各行业有差异）。再往上走，技工比同一级别技干、行干的工资高出一两个级别，那时在单位上一个7级工、8级工，受人尊崇的程度不逊于领导。 行政级别除了对应自身的职务，亦对应着部队军官级别，如：行干21级（科员）对应正排级、行干17级（正科）对应正营级、行干14级（正处）对应正团级、行干11级（正厅）对应正师级……（注：15级副团、16级准团；12级副师、13级准师） “中干”（中级干部）系行干的14—17级；“高干”（高级干部）分为10—13级、6—9级、5级以上、1—3级几个层次。  那时，大学本科毕业，转正定级的工资技干13级，相当于技工的5级，很是耀眼，但大学生毕竟不多。大学专科毕业则相当于技工4级。 青年中小学生伢子进工厂企业当工人，视具体工种有两年三年不等的学徒期，月工资16—20元，期满转正为1级工，次年定级为2级工，月工资三十五元上下，像1958年以后至6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人，因受“文革”经济停滞的影响不调整工资，2级工一当就十多年，到1977年末才晋升为3级工。 至于读了中等技术专业学校（中专)，毕业转正后的技干16级，也仅是对应2级工，与技工彼此彼此。 另外，由于革命老干部当年都还年轻，四十来岁而已，他们身居各级领导岗位，普通民众缺乏晋升空间，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也就是后来这许多年，一些人对过往浑然不知，一味留恋过去所谓“贫富差距不大”的缘由啰。  普通市民真实生活水平 由上推见，这些四五十年代出生，如今年龄七十上下的普通民众，“改开”前的月工资，大抵为：少则三四十元，多则五六十元。 以夫妻双职工、月收入八十余元、三个孩子，这种处于中游偏上的家庭为例，每月伙食费60元，水电煤房租10元，还有茶叶、牙膏、肥皂等零星开销，以及分摊到月的学费、衣物添置费等等，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月光族”，只求不欠债，不寅吃卯粮就谢天谢地了。遇到家中锅烂了，热水瓶胆炸了，灯泡烧了、小病买药等这类“额外开销”，尤其是凑到了一起，那就捉襟见肘（长沙叫做“打背弓”），此刻或许就背上债了。  除了未婚阶段的单身职工，极少有人在银行有存款。单位工会的困难补助，条件十分严苛，非天灾人祸，一般的难处申请不上；单位办的“储金会”（也叫“互助会”），由职工按月自行存入两三元不等，供急用时支取，不超出十来元的上限。收入少、人口多的单职工特困家庭，主妇就给人家倒马桶、洗床单被套衣服，学生伢妹子就去工地挑土、河边挑砂、码头扛活、推板车，挣点辛苦钱贴补家用。  如此收入，使之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维持在贫困线，处在那种以求温饱的状态。平民百姓的日常消费，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勤俭节省，避免欠债。” 物价高低系一种相对值，低收入下它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及生活水平状态呈正相关。这很多年，一些年长的“过来人”，罔顾事实，不负责任地向年轻人夸大与曲解，说那时候物价如何的低、贫富差距如何的小，避而不谈收入低、购买力低、生活质量低，缺衣少食的困苦，不经意间传递着虚假信息。 以致后来许多年轻人，以讹传讹、偏听偏信，认为“物价好便宜”“一分钱可以买好多东西”“你们那时候存了好多钱吧”……这种误传误导，客观上让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产生盲目追高、困惑与不满。 我们这一两代人不会忘记，尤其在三年困难时期，人们食不果腹，饥饿难忍，吃了上顿愁下顿。但整个社会不允许老百姓有任何的经营活动，否则视为“扰乱市场，投机倒把”，予以处罚甚至追究行政或刑事责任。 我家虽然收入高于好于一般家庭，但“自由市场”三元一斤的大米、十元一斤的菜油，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只能从“黑市”高价购买，弄得还是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只得把家里暂且“多余”的物品，拿到街边摆地摊变卖几个钱。  一天夜晚，继母和我拿着家中一个旧铝制品水壶和几样小物件，放在火车站旁边的马路边，被市场管理人员弄去他们办公室，要没收这些东西。我继母欲去夺回，被几个人推搡倒地。 还有一个星期日，继母让我拿着老外婆两件旧斜襟上衣卖掉，我刚在坡子街湖南湘剧院附近路边摆放好，走来两个警察，问我怎么是女人衣服。我说是家中老外婆的，还主动掏出《学生证》以证清白，他俩看看也不像脏物，就呵斥我快走，不然就要抓去坡子横街的派出所。 前不久一位作家写旧时的坡子街，我不无感慨的留言道：记得那时坡子街派出所在坡子横街吧……不然，无此经历，我是不知道的。  被制约下的衣食住行 改革开放前，社会物资匮乏，市场零售商品短缺，人们经济收入和购买力水平低下，直接制约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票证制度之下，一人一年布票一丈二尺，仅够做一套布便装外衣裤的布料。家庭里年岁大的老人，多半执意不肯添置衣服，省下布票给子女孙子女用。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的，总是给老大购置新衣，老二、老三穿旧的，搞“接力赛”。 布票不够怎么办？答案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工人们常年穿着工厂里发的工作服，把布票节约下来给家人。工厂里发的劳保用品，节省下来纱手套拆成线，用毛线针编织背心、围巾、风帽、内衣裤，有的还买回染料染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劳保用品的口罩，拼接成一床薄被子，既能盖又能垫，因为床单和棉花都要凭票。 百货商店还售出一种“假衣领”，免布票且便宜，穿在外衣里衬托出来，给人的直观似一件衬衣。 有些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会把磨烂磨毛了的上衣领子、袖口、下摆，缝制包卷出齐整的“镶边”，把孩子穿短了的衣袖、长裤“艺术处理”，接上一截不同颜色的布料，酷似少数民族的服饰。 “越穷越光荣”的年代，穿旧衣服、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是一种常态。 除了补缀旧衣裤，主妇们还会制作全家大小的布鞋，打衬壳子做鞋面，用密密麻麻的针线纳布鞋底。穿破了的袜子也是需要缝补的，袜子的脚趾和脚后跟处容易磨破顶烂，常常就把新袜子这两个部位，先用比较结实的小块碎布缝在上面，延长袜子的使用寿命。 床单、被套、蚊帐、帽子、围巾、布鞋、布袋、书包、毛巾甚至洗碗布，都在“缝补”的范围。而补塑料凉鞋，得先准备好一块大小适合的塑料，用一条废钢锯片烧红，掌握火候，把断裂处粘连起来。这属于“技术活”，一般由男人承担。 那时男女青年谈恋爱，男孩的妈妈常会询问这个女孩编织毛线的水平技巧，会不会针线活，也算是婚前期的一项“面试”吧。 几十年间，服装的款式趋于简约单一，其流行色几乎都是蓝灰黑，除了与人们的低收入和凭票证有关，还受制于把讲求穿着归咎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种社会大环境。 七十年代中后期，的确良、的确卡、锦纶、尼龙等化纤织品进入市场，人们在“穿”的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宽松纾解。通常而言，每个家庭成员，春夏秋冬四季，里里外外的服装就那么几套，鞋子就那么两三双。这些年，我爱人晚上在贺龙体育馆东广场跳广场舞，几位女舞友家里，各有一百多条连衣裙、短裙和几十双鞋子。 那时，商店服务行业大都是女营业员，曾经流行这么一句顺口溜：“百货公司妹子一枝花，蔬菜公司妹子豆腐渣，肉食公司妹子凶巴巴。”虽说是调侃，但这个顺口溜还是有它的来由，例如：百货商店棉布柜的营业员，可以免票买到紧俏花布的“布尾子”；肉店的营业员能够买到几乎不上柜的排骨、筒子骨；菜店的营业员可以预留紧俏的蔬菜小品种，如红椒、茄子……她（他）们在贫困之下能够惠及自己和亲友，后来才被视为微不足道的“特权”，却正是普通民众中“开后门、走后门”的早期版本。 
我十三四岁时从北京到长沙定居。解放初期北京民众的贫富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食”的方面，家境差的终年吃棒子面、杂合面做的窝头或烙饼就咸菜疙瘩，喝碗小米粥算改善生活了，盼到过年才能吃上一顿饺子。家中经济条件好的，自然是大米、白面，面粉是“富强粉”（高于“标准粉”），大米是天津小站稻（每斤0.19元）、越南的“齐眉米”（每斤0.23元）等优质大米，包子、饺子、馅饼是家常便饭，早餐是牛奶、面包、鸡蛋或豆浆、油条、烧饼。 到了长沙后，发现这个“鱼米之乡”的地方，大米比北京便宜多了：“特一米”0.135元/斤，“特二米”0.125/斤，“标一米”0.115元/斤，“标二米”0.105元/斤。还有一种“九八米”，0.098/斤，一到货就被家庭贫困的市民抢光了。大多数市民购买“标二米”，家境好的购买往上两个等级的大米。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包括粮油、肉类、蔬菜在内的食品，全都短缺，越是缺油少盐，人就越饿。粮食定量不够吃，吃了上顿愁下顿，常常夜晚一家人煮一锅清水老蕹菜杆子充饥，否则会饿得肚子咕咕叫，通宵无法入睡。而高价的老蕹菜杆子也不是容易买到的。 凡是能充饥的副食品一律凭粮票。最经济合算的，就是花几角钱买一小包糖精，能够泡十多杯“糖水”喝，既解馋又刺激味蕾。国产白糖、红糖均要凭票，不久幸有进口古巴砂糖免票供应，每斤0.76元。 一天我和一个小伙伴在西湖桥码头传送带端头卸大米包，每人挣了1.4元，两人好生高兴，跑到南一门市部一人买了一斤古巴糖，坐在南门口街边观街景，把糖吃个精光。之后听说好些人吃古巴糖传染了肝炎，我们没染上病，倒是“吃出”了哈瓦那、卡斯特罗、加勒比海危机（导弹）等这些“知识”。 三年困难时期，普通民众处于同一条贫困线上，贫富差距似乎可以忽略不计，倒是蛮“公平”的咯。 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升斗小民开始勉强吃上饱饭。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十余年，经济面临崩溃。 直至改革开放后，人们才逐渐走向富裕，食物不断丰富起来。丰衣足食的日子，让老百姓注重饮食营养的同时，还辅以服用各类保健品，什么深海鱼油、辅酶Q10、蜂胶、石斛、驴胶、人参……购买保健品动辙“一掷千金”，不少人还几千几万地购买家庭保健仪器。
改革开放前，百分之九十几的市民没有私人住房房产，而那百分之几拥有私人住房房产的人，系解放前的资本家，以及属于“小康之家”，但按照政策不划归资本家一类的小手工业者小商户。市民们一般租住市房产局的公房，其房源多为政府所没收的旧官员、资本家的房屋和无主房屋（房主临解放逃往港澳台和国外）。 不过“没收”也有政策界限，资本家的房屋只没收“自住多余”的部分，旧官员不包括“起义投诚”人员。我的一位同学文立平，他的父亲文于一在陈明仁手下任参谋长，是湖南“和平起义”的有功人员，他家在古稻田堂皇里的公馆，就不在没收之列。 我继母前夫原是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幕僚，跟随其“和平起义”，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次日，他就把自家在中心点附近桐荫里处，有围墙庭院的私房和一辆雪佛兰小轿车，主动交给军管会。虽一再被告知不属没收对象，可他执意交出，连收条也谢绝不要。 上面说的“公房”也就是公有住房，隶属长沙市房地产局管理，局下面又分设区一级的房管站，一个房管员负责管理若干条街巷的“公房”。 那些年，公房分成甲级、乙级、丙级等级别。“甲级”多是官员资本家的公馆房，“乙级”是砖木结构的住房，“丙级”和“等外级”是土木结构、木板墙体、竹片抹灰墙体的房屋。 我家起先住在东鱼塘街28号的公房，有院子、走廊、堂屋、厨房；后来住进游击坪3号公馆，前后小院、阳台、厨房、屋内红木地板。这两处都是甲级公房，每月租金十元左右。而面积相当的乙级、丙级公房，月租两三元、四五元的样子。 房管员的权力切不可小觑，谁家的房子需要维修，就得先报请房管员查看，由其做出决定后带一位泥木工上门，此时的租户早已摆好香烟、油炸花生米和几两小酒“恭候”…… 乙级、丙级住房的地面有的是方砖、混凝土，有的就是泥土，每年春季就冒水爆浆；屋内墙壁一般是糊着废旧报纸，无从谈及什么采光通透。普通市民家里的全部家用电器，就是一盏15瓦的电灯，有前后两个小房间的，就把隔墙上部凿个洞，挂上灯泡两房共用。那时的住房通常都没有厨房、卫生间等配套设施。 甲、乙、丙三级住房之外，市民还有两类住房：一是土砖、干打垒、竹篾墙，稻草、树皮屋顶的简陋房屋，多建在铁路边和城郊结合部，住户系社会底层赤贫人口；二是单位住房和为解决住房难而规划建设的城市居民点。 在我所知的印象中：五十年代的工农桥居民点，六十年代末的臬后街居民点、解放四村扫把塘居民点，七十年代的人民新村、朝阳村居民点，改革开放初期的红旗区居民点（规模之大有四十几栋）和被冠以“河西开发前奏曲”的望月湖居民点。 归纳言之，人们几十年间，均有着住公管房或私房、单位集体宿舍或成套宿舍、单位房改房及集资建房、市场商品房的不同经历，房子越住越大、越住越好。长沙这个地方冬冷夏热，富起来的市民，还采用一种所谓“候鸟迁徙”的居住形式，盛夏酷暑入住贵州大山里的乡间民宿，严寒冬日住进自家在海南岛购买的或租住的海景房。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安步当车”，意思就是“权把走路当成坐车吧”。全民贫困年代的一般民众，吃和穿是头等大事；“住”，有个栖身之所则行。对于“行”，别说有何需求，恐怕连概念都不甚清楚。 居住在长沙闹市区的市民，日常生活活动半径不大，出门上街全靠双腿步行，除了去伍家岭、雨花亭、树木岭、新开铺这些较远的地方搭乘公交车，余下是舍不得花费那几分钱车票的。上班一族，如果工厂离住处超出规定的距离，单位会给办理“公交月票”，让职工享受免费乘车的优待。公交月票不限车次、距离，但只能持票人使用。 50年代长沙街头 70年代长沙街头 很多市民没有乘坐过火车，更别说乘坐飞机了。有自行车的家庭少之又少，谁家有辆自行车，那附近几十户邻居都知道。如果谁能从同事、朋友那里借上自行车骑一骑，那可就有天大的情面。 “改开”后的四十年间，许多家庭从开始有钱购买一百多元的自行车，到买回几千上万元的摩托车，再到拥有几十万、百余万的小轿车，这种巨大的变化，当初的人们是无从奢想的。 长沙的民众在闲暇假日，火车、飞机、轮船，境内游西藏、新疆、海南……境外游东南亚、欧美、大洋洲……真正是达到了“行万里路”的境界。 如今，长沙市地铁“米字型构架、双十字拓展”已经形成，人们的出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捷。 改革开放是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也是社会的自我完善，它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我并未在改革开放中赚钱发财，也不曾官运亨通，我获得的是十四亿人都享受到了的普惠。回望改革开放之前的岁月，是为着更加深情地拥抱伟大的改革开放。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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