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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金瓶梅》，总离不开那一段「烟云模糊」处，作者、成书、版本、文体诸问 题均隐约其间，纠结牵缠，环环相套。以此来研究该书的审美取向， 见其文学精神，亦一切入点。 《金瓶梅》的最早版本是文人创作的「词话本」，即《金瓶梅词话》。其为什么要写 作一部长篇词话？这词话与通行坊间的英雄演义故事会有何叙事方式 上的不同？作者以何来挽结故事和抓住阅者和听众？这些都是应予思考的。 本章将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开始，梳理前人观点，以探讨该书的审美取向。 词话是中国小说史中的一种文体，其脱胎于话本小说，在元、明间盛行一时。 孙楷 第先生《词话考》认为： 「元、明间所谓『词话』，其『词』字以文章家及说唱人所云『词』者考之，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 所论极是。然愈发展到后来，情况愈复杂，《金瓶梅词话》即集中显现了这一复杂性。
今日可得见的有关《金瓶梅》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明万历间。这些记述虽多简略， 毕竟涉及到该书的许多方面，曩为学界所重视。 有关作者的命笔大旨及价值取向的讨论亦蕴涵其间，却很少涉及到文体，是评者有意的忽略回避吗？兹略论之。
检阅明万历间对《金瓶梅》的记载，除载之词话本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 外，并无一例谈到该书为「词话」的事，留给今人很多疑虑。如袁宏道 〈与董思白书〉： 《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1] 除了获读奇书的欣喜，欲亟得全书的渴思，作书者并未说到这是一部「词话」。而后来 袁中道对此事的追记，则点明得之董其昌者为「小说」：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 极佳。」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2] 所谓「小说」，当时仍是一种包容甚广的大概念，词话亦在其内。但袁小修毕竟没有说 明《金瓶梅》是哪一类的小说，更未说明他们看到的即词话本。因 此有的研究者认为即是后来的绣像本，亦自有其立论的根据。 与二人同时或稍后的，还有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的追忆：「往在都门，友人关 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 有谢肇淛、沈德符、李日华、屠本畯、秣陵陈氏尺蠖斋〈绣像东西晋演义序〉[3]诸文，均作《金瓶梅》，故鲁歌、马征《金瓶梅书名辨识》认为「《金瓶 梅》这一书名是作者所定的，后人将它改为《金瓶梅词话》，绝不能符合作者原意」。 我以为，上引诸家记载中虽不言及「词话」，却还不宜遽下结论，论定其所指必非 词话本。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将《金瓶梅》条径入「词曲」 类目下，亦不应简单否弃。 检其细目，除戏曲、乐舞外，仅录《金瓶梅》一种。故徐朔方先生所言「如果原本没有词话二字，那它就和词曲没有关联，作者是不会这样随意编排的」 [4]，笔者深有同感。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类乎「词话」「诗话」「话本」「志传」「演义」之类名称， 常只是一种体裁的标志，并无揭示作品内容的功能。 此种例子在古代小说戏曲中所见甚伙。如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后世常作《王西厢》《北西厢记》或径称《西厢》，名虽异，其指则一也。 再如金圣叹序《水浒传》，每以《水浒》《水浒传》《忠义水浒》相混称，所指都是自己的删定本。而明僧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以《水浒传》与 《西厢曲》相对举，笔下「传」与「曲」二字，为体裁之标志甚明。 再征诸《三国志演义》，其全称当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或《三国志通俗演义》， 又称《三国志》《三国志传》《三国英雄志传》《三国全传》等， 简称《三国演义》，在明、清两代文人笔下更常简为《三国》。 例推绎，明万历间诸家记载《金瓶梅》时不提「词话」二字，即可证「词话」为后人所加吗？怕不能。 我以为：这些记载中之所以不言《金瓶梅词话》而仅说《金瓶梅》，并不意味着其所指即后来的《新刻绣像金瓶梅》，而多数仍是指《金瓶梅词话》。 其在短短的跋文或书信中略去「词话」二字，而仅以「《金瓶梅》」三字称之，也是古代文人述引从简的惯例，并无深曲的奥义。 若不信，我们可再引几例：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然《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 清谢颐〈金瓶梅序〉：「《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 清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皆以《金瓶》替代《金瓶梅》，亦舍繁从简之意，我们当不会就以为又有了一 个新的汰去了春梅的版本吧。
《金瓶梅》的版本问题远不如后来的《红楼梦》那样复杂，但也有着与其近似的纠葛。 现存的早期《金瓶梅》版本，可清清爽爽地划分为两个系统，即《金瓶梅词话》系统（常 简称「词话本」或「万历本」「十卷本」系统）与《新刻绣像批 评金瓶梅》系统（亦简作「绣像本」「崇祯本」或「二十卷本」系统），但两者之关系又很难确定： 是「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中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探讨，仍说法各异。 争论是由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的〈金瓶梅跋〉引发的，录其要者如下：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氏。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 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此书向无镂板，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 所未备，以俟他日。 跋文提到的一个重要情况便是「为卷二十」。美国蒲安迪教授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今所存词话本都是「每卷十回装订成十卷」，因此，「谢跋所 指的实乃崇祯系统的刻本」。[5] 据笔者所知，持同样意见的还有台湾魏子云先生等。蒲安迪教授还由谢肇淛曾向袁 宏道借抄《金瓶梅》，而袁氏又得自董其昌，认为「这将把出现某种类似崇祯本小说时 间提前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去，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 作年代」。[6] 据谢氏跋文中有关丘志充的记载，可确知此跋必写于万历四十一年丘氏成进士之 后。 此时袁小修早已「携有其书」[7]，沈德符也已「借抄挈归」，冯梦龙、马仲良等辈，均「见之惊喜」，力劝书坊梓行。 唯偏居闽境的谢肇淛仍抱憾于未睹全帙，「阙所未备，以俟他日」。再征诸谢跋中「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一语，「数百万言」属明显错误，则「为 卷二十」的可信性也就打了折扣。 毕竟谢氏这时尚未拥有全书，跋语中所言之数，亦具有推测成分。且前人对于数字并不太注意其确切性，单纯以数字去考证事物，或难免上当。 众所周知，《金瓶梅》有一个相当长的抄本流传的时期。传抄的过程必然也是添加 和删削的过程，可能有小的文句改动，可能有大的段落的遗失和补写，也 可能有整体框架的更变。 后世事件或人物的掺入，也不可绝对避免。譬如现存十二种脂砚斋评本《石头记》汇校所呈现出的异同[8]，很能说明这种抄本流传中的演变。 更何况明人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9]，更何况谢肇淛本人在跋中也分明写有「稍为厘正」的字句呢。 谢氏〈金瓶梅跋〉所指即是后来的绣像本吗？现在尚不能确定。 首先他的藏本是由 两种抄本凑来的，得自袁宏道的当是词话本（详后），得自丘志充的亦可能是词话本（详后）； 其次，谢藏本亦非全帙，据其跋语可知尚有大约十分之二的篇幅在其作跋时仍付阙如； 其三，此时距谢氏卒年尚有十载左右，距《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初版行世也有三五年，在冯梦龙、沈德符辈商议刊刻词话本的同时，谢肇淛也有可能搜集 到全帙，并以己意厘定删润，形成一新的版本─绣像本。此事牵涉亦多，笔者拟另文探讨。 但无论如何，谢跋尚不足以否定词话本作为一种早期版本在明万历文人间的流传， 亦不足以证实崇祯本（即二十卷本）早于词话本而存在。
自1933 年在我国山西省首先发现《金瓶梅词话》，载于该书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 词话序〉也公诸于世，该序提供了许多前此未知的情况，其开篇即曰：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全序的点睛之笔正在此处： 第一，提出一个素未有人说过的作者署号─兰陵笑笑生； 第二，征之后文的「吾友笑笑生」云云，序者显然与作者颇相知； 第三，欣欣子为作序 的《金瓶梅词话》，文中又称为《金瓶梅传》； 第四，指出该书是一部针砭时政和世俗的寄意遥深的「有谓」之作。 此四条中，第三、第四自无可怀疑，唯关于作者和序主是否实有其人，是伪托还是 后出，引出了许多议论。如孙逊、陈诏〈《金瓶梅》非「大名士」说〉 [10] 就认为欣欣子序「很可能是刊刻词话时加上去的」。 刘辉先生较早也对欣欣子序提出质疑，其通过对万历间诸家记述的细细比勘，得出此序为万历四十七年后翻刻时加进的推论。[11] 综合各种疑说，可概括为以下几条： 明万历间各家记载均未提及此署号； 看过《金瓶梅》刻本的沈德符、薛冈并未提到欣欣子序，薛言「序隐姓名」，指的是东吴弄珠客序； 现传世本《金瓶梅词话》，标明「新刻」字样，当是后来翻刻本，这时才有此欣欣 子序的补入。 欣欣子序的真伪和出现先后的确是一个难以定谳的问题。但我们应看到，此序附于 今日可见的该书最早版本《金瓶梅词话》卷首，其数据价值便不容忽视， 轻易推翻它亦是不慎重的。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说明《金瓶梅词话》从传抄到刊行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无法确定其依据的是谁家藏本，主持刊刻者是谁，也未见有任何一位 明代人说到原来并无欣欣子序，因而也不必急于作出结论。 现在再回到本题的探讨：《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传》是怎样一种关系？ 如前所引，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作《金瓶梅词话》，文中又作《金瓶梅 传》，其后亦不言「词话」二字，每以「传」称之─「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着斯传，凡一百回」，「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笑笑生作 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紧接此序后的廿公〈跋〉，亦曰：《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 又是称「传」。有的学者以为这是《金瓶梅》一书屡易其名的证明，并判为「笑笑生即 廿公拟将书名改为《金瓶梅传》」[12]，似有失于求之过深。 实则这明摆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在欣欣子和廿公笔下，「传」与「词话」为同一物，《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传》。 序文中每每称「传」而不曰「词话」，更无它义，一则当时读者均知所指称为一事，一则避免文字上的拗口。 试想，若说「着斯词话」「此一词话者」，文句便觉有些赘累了。对此，徐朔方先生曾引过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评论家根据欣欣子序和廿公跋都称《金瓶梅》为《金瓶梅传》，断言词话二字是 后人随意所加。他没有看到《大唐秦王词话》编次者友人写的序就称它为 《唐秦王本传》，词话二字同样被省略。[13] 此类例证尚有。由是可知：传、志传、词话、话本、演义、小说等体裁名称虽各有意涵， 所指毕竟均是流行于元明间的古典小说，今人多严格划分其概念 上的差异，而当是时，人们用以互指或替代，则是司空见惯的。 以词话本卷首三序跋为例：欣欣子序以《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传》相混同，廿公跋径称之为《金瓶梅传》，弄珠客序更干脆作《金瓶梅》，其所指， 当然又只能是这部其为之书序作跋的《金瓶梅词话》。名虽异而实相同，不是明摆着的吗？ 汤显祖与《金瓶梅》的关系，历来为中外学人所注意。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教授 〈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14]、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和《金瓶梅》〉 [15]，都集中论述了汤氏与《金瓶梅》的关系，很有价值。
然二文的推论虽都很有说服力，却都未提出凿然可据的外证。笔者愿以一则新获见的资料为二文作补充，进而论证词话本在抄本流传中的一些问题。
春日往北京图书馆古籍部查书，见《幽怪诗谭》一部，卷首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 引〉中，赫然有「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字样，让人欣喜，序不甚 长，现选录如下： 尝读《袁石公集》，于吴门诗艺一概抹杀，独谓【挂枝儿】可传不朽。 夫【挂枝 儿】俚语也，石公曷取焉？彼见世之为诗者，碎采成句，迭缀成篇，譬玉玉相接，本非一玉，珠珠相累，原为万珠。 不若【打草竿】等曲极近极远，愈浅愈深，率口数语，即镂肝刻髓亦寻访（彷）不到。 作诗如是，乃为真诗。 俗儒不察，遂谓辽豕白头，可掩虎豹之文；楚鸡丹质，堪傲鸾鷟之彩。而小说一途，瞥与金版秘文，瑶毡怪牒，共尊于世，讹传讹幻，解自陈氏之颖， 为之尽秃；剡州之藤，因以一空。 不独冤煞古人心声，抑且乱尽今人肺肠。若风一行，几如败箨。此《幽怪诗谭》所以破枕而出也。曷言幽？蝉噪深林，鸥眠古涧，各各带有生意，不似古 木寒鸦。曷言怪？白狼衔钩，黄鳞出玉，每现在人间，非同龟毛兔角。 以此谭诗，真堪提麈耳。诗自晋魏以至唐宋，号称巨匠七十余家：或开旺气于先，或维颓风于后，雅韵深情，谭何容易！ 然披览一过，觉集中绛云在空，舒卷如意者，则诗中之陶彭泽也；有斜簪插髫，风流自喜者，则诗中之陈思王也； 有东海扬波，风日流丽者，则诗中之谢康乐也；有秋水芙蓉，嫣然独笑者，则诗中之王右丞也； 有凤笙龙管，汉宫秦塞者，则诗中之杜工部也；有百宝流苏，千丝铁网者，则诗中之李义山也； 有海外三山，奇峰陡峙者，则诗中之李长吉也；有高秋独眺，霁晚孤吹者，则诗中之柳子厚也； 有狂呼醉傲俱成律吕，姗笑怒骂无非文章者，则诗中之李谪仙、苏学士也。其余或仙或禅，或茗或酒，或美人或剑客，以幽怪之致与诸家相掩映者不可殚 述，而总之以百回小说作七十余家之语。 不观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记》，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 说》也。然则此集邮传于世，即谓晋魏来一部诗谭亦可。 时崇祯己巳阳生日听石居士题于绿窗 「崇祯己巳」即崇祯二年（1629），「听石居士」不知何许人，其真名实姓待查。 然从其 所撰小引，可见出此人的诗文功底和文学观念均非庸泛之辈，其讥刺时人诗作中「玉玉相接、珠珠相累」的剽古与堆垛之病，拈出俗曲民歌中「极近 极远、愈浅愈深」的美学意韵，更可视为袁宏道、冯梦龙诸家的同道。要之，这是一个值得寻觅的人物。
《幽怪诗谭》全六卷，清抄本，下侧面有「景钞明刊孤本小说幽怪诗谭」字样，书中 有朱笔校改和添补的少量眉批。卷目下题：「西湖碧山卧樵纂辑栩庵 居士评阅」。 卷三尾处有「以下原阙」数字。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还看到该书明刻本残卷一册：卷首残缺，未见听石居士「小引」，总目亦残，有卷之一目录，凡 十二目，后有图十二帧，卷二首行，亦题：「西湖碧山卧樵纂辑栩庵居士评阅」。该刊本仅残存卷一、卷二，有眉批。 清抄本由此刊本影写过录，经比较无可疑。 此书未见著录，碧山卧樵、栩庵居士、听石居士亦不见于辞书。明隆万间华亭莫是 龙（字云卿，亦字廷韩）曾有署号碧山樵，其父莫如忠又曾任浙江布政 使，似颇契合。是龙与董其昌同里，其昌年十六时随莫如忠学书法，对莫是龙亦甚为敬重。 唯据冯梦祯《快雪堂集》，莫是龙卒于万历十五年（1586），而《幽怪诗谭》卷六〈太真辨诬〉有「万历戊申」年事，同卷〈废宅联诗〉又有「万历壬子 秋日」字样，均远在莫是龙卒后。因之，此碧山卧樵究竟是否莫氏，尚待考证。
听石居士的这篇小引尽管有关《金瓶梅》的文字不甚多，却透露了很重要的信息。 它的发现使许多迷雾涣然澄清，对研究该书的流传史和研究史均有帮助。 第一次正式披露了汤显祖对《金瓶梅》的赞赏态度。 对明代第一奇书，笔者曾以之与第一名剧《牡丹亭》进行比较，以见出两书在精神 上的相通，以及在关注生活上的相近。此处又可知汤翁与《金瓶梅》的关 联。 活跃于万历文坛的汤显祖，与《金瓶梅》的早期持有者多有交往，有的过从甚密，如董其昌、袁宏道、刘承禧、沈德符等，这就说明汤氏极有可能是《金 瓶梅》的早期读者或持有人之一。 芮效卫先生〈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记述了汤氏与袁家三兄弟的密切交往：万历二十三年袁宏道赴吴县任，汤显祖即「同行的旅伴之一」，而袁氏就 是在这时读到了《金瓶梅》。 应该说，《金瓶梅》早期抄本是在一帮情趣相投的文人圈子中秘密流传的，汤显祖正是他们中受人尊敬的一个。 从另一条线索研究，汤显祖与麻城梅国桢、刘守有表兄弟是同年进士且交往甚密切。 刘守有之子承禧为早期《金瓶梅》抄本的少数「有全本」者之一。 据臧懋循《负苞堂集· 文选·与谢在杭书》，知臧氏为编《元曲选》从刘承禧家借得「抄本杂剧三百余种」，「其去取出汤义仍乎」[16]，是刘氏所藏《金瓶 梅》全本，汤显祖也极有可能看到。 唯徐朔方先生认为汤显祖读到刘承禧家藏全本的时间「应在万历初年，而不迟于汤氏中进士任官南京时」，尚需有材料支持。 不管怎样，汤显祖读了《金瓶梅》，而且对其亟加赞赏─此从〈幽怪诗谭小引〉 中以之与李贽「赏《水浒》」相对举可见出，当是凿凿然无疑的了。
这使有关汤氏与《金瓶梅》关系的推论有了实证，更重要的是它以最明确的记载宣示了一代大戏剧家汤显祖对这部奇书的肯定和褒奖。 汤显祖卒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夏六月，据弄珠客序，《金瓶梅词话》的刊刻是在 次年冬月，是汤氏所见，只能是抄本。 汤显祖所欣赏的《金瓶梅》是词话本，这是除欣欣子序外唯一提到《金瓶梅词话》 的记载。 由于缺少其他实证，置于《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序又有「伪托」和「后出」 之嫌，词话本的传播乃至词话本与绣像本孰早孰迟的问题亦说法各异。 〈幽怪诗谭小引〉的出现，明白地记载了《金瓶梅词话》在万历年间的存在及其受当时著名文人汤显祖重视的情况，对于向来非议甚多的欣欣子〈金瓶梅 词话序〉，是一个极有力的支持。 这样我们便很难对欣欣子序的客观存在视为「伪托」。一些文献材料如《天爵堂笔 余》《小草斋文集》《味水轩日记》没提到「词话」，而词话本却是一种 历史的存在。 其未言欣欣子序，同样也不能作为这篇序是「伪托」的证明。 我们再检阅序中文字，亦 不必过甚严苛地去挑剔字里话外的所谓纰谬，而应当体悟序主与作者那种情致的仿佛和心智的沟通，体悟序主在流畅跳脱的文字 间对作品的充满人生哲理的阐释。 这样我们也很难视欣欣子序为「后出」。如果说《金瓶梅词话》原刻本无此一序， 而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添加的，则我们要问，刊刻者究竟想干 什么？是为了供出一个「兰陵笑笑生」么？可这位笑笑生又是谁呢？ 汤显祖自己的文集中未留下半点有关《金瓶梅词话》的记录，或有此类记述，而身 后被他的宝贝儿子汤开远在编纂全集时删除了。[17] 但其在世时文名甚远，交游亦广，其对《金瓶梅词话》的赞赏已与李贽欣赏《水浒传》同样成为世间美谈。 联想到李卓吾对《水浒传》的倾集心血的抄录和评点，我们对汤显祖「赏《金瓶梅词话》」的情形亦可约略测知，唯缺少翔实的记载，让人遗憾！今后若 能发现这方面的材料，实乃中国小说批评史的一桩大事。 从汤氏所欣赏的本子为词话本，可证明《金瓶梅》的早期传抄本当是词话系统的版 本无疑。 由前文可知，汤氏读本与董其昌、袁宏道、袁小修，与麻城刘承禧家藏之全本，应为同一版本。从袁小修处抄得全本带回苏州的沈德符，把此书归入「词 曲」类，也证明了这一点。 听石居士〈小引〉中把《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相并称，是二者所指为一的明 证。 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引〉中先说「李温陵赏《水浒》《西游》」，后又言《水浒 传》《西游记》云云，则《水浒传》即《水浒》，《西游记》即《西 游》，自不待言。 〈小引〉又先说「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后言《金瓶梅》云云，则《金瓶梅》即《金 瓶梅词话》，应毋需再辩。 由是联想到《金瓶梅词话》卷首三篇序跋：欣欣子作〈金瓶梅词话序〉，文中则屡 出现《金瓶梅传》、「着斯传」「此一传」的异称；廿公〈跋〉开首便有 《金瓶梅传》一称，并不提及「词话」二字；弄珠客则作〈金瓶梅序〉，文中亦每称《金瓶梅》，莫说「词话」，连「传」字也无有。 此中果有什么改名或改编的蛛丝马迹吗？答案应是否定的。他们都是在为《金瓶梅词话》作序，只不过每人习惯不同，对书名的称引稍有差异罢了。
再联想到万历间诸家记载，袁宏道、沈德符诸家未言及「词话」，唯以《金瓶梅》 名之，所指，当还是《金瓶梅词话》。 大约在明代崇祯年间，《金瓶梅》就有了不同版本的流行。这一现象与该书的辗转 传抄相关，传抄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改写添减。 但应该说：《金瓶梅词话》仍是流行最广、最受读者喜爱的版本。
作为一部词话体小说，《金瓶梅词话》当然应是可供说唱的。万历间诸家记载中虽 不及这一点，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以该书入「词曲」的归类，即可作 参证。 张岱《陶庵梦忆》中有关记载，恰为此作了重要补充，其卷四〈不系园〉： 甲戌十月，携楚生往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市曾波臣， 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 伶陈素芝。 余留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 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 人绝倒。 揣测文意，这里所说的绝非戏剧演出，而是说唱。艺人杨与民的「出寸许界尺，据小梧」， 俨然一副说书人家范。 所谓「北调」，当是指北方语音或即山东话，故而杭州人听来大 觉滑稽，捧腹叫绝。 他说唱的底本，也应是《金瓶梅词话》。 据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可知彭天锡、朱楚生、杨与民皆当时杭州著名演员。 杨与民以戏曲演员兼能说唱，亦一手绝活。他当不会是第一次说《金瓶梅词话》，且从 张文中语气，众人似也不是第一次得知该书的名字（文中并无惊奇 之意）。 此甲戌为崇祯 七年（1634），上距《金瓶梅词话》的刊刻已十有余年，其已经流布甚广了。
继词话本之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刊刻印行，形成一个新的《金瓶梅》的版本系统。 先是郑振铎先生根据绣像本插图均明末新安名手所作，论其当 刊行于崇祯年间。[18] 魏子云先生查出该版本因避崇祯皇帝朱由检名讳而把「检」字换成「简」字的内证[19]， 问题的关键在于： 「绣像本」早于「词话本」吗？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很多，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未见到绣像本可追溯到早期抄本的 该版本刊于崇祯间，应属无疑。 确证。反求诸作品本身，我们可看到许多词话本早出的内证。 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对绣像本「删削与刊落」「修改与增饰」词话本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论列；日本学者亦早就指出词话本第三十五回第十一 页、第六十五回第六页、第七十九回第三页均有整行文 字在绣像本中脱漏，不管是疏忽还是「有意识的删节」，绣像本由词话本而来则于此处大着痕迹。[20] 黄霖先生〈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21摘录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绣像本 （文中称「上图甲本」）卷名，是： 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之六 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 新刻绣像评点金瓶梅卷之八 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九（卷十题） 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之十四 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卷之十五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十（卷十六题） 这种卷名的错讹驳杂真令人吃惊！黄霖还指出其他的一些绣像系统不同刻本亦与之 相去不远。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形？ 我们虽尚不得知绣像本的改定者和刊刻情况，该版 本在卷目和内容上也有不少纰谬，却还不能说该本是「临时仓促编排而成」 的。 两种版 本原书均在，相与比勘，就会发现其改动工程甚大，绝非仓促可成。加之以评点，亦说明绣像本在付刻时已有了一个完整的二十卷本─此即第三 十回眉批所言之「元本」。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这一所谓「元本」与词话本的关系。由该书卷目中竟两次出现「词话」和「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字样，则知此「元本」当出之词话 本。 某人对《金瓶梅词话》大加改删，使之更加小说化，便形成了这一新的版本系统，唯其删除未尽，刊印又有些匆忙，便令留下一些由母体承继来的印迹。 说绣像本另有一个「经过辗转传抄的 原来的二十卷本」，则余不敢信。 若此，第三十回眉批所云「不得此元本，几失本来面 目」，岂不成了一句谎言？词话本与绣像本是「父子关系」，应是可以承认的。 不独词话本抄本与「二十卷本」 抄本是「父子关系」，且词话本刻本与「二十卷本」刻本即绣像本也是这样一种关系，这样其卷目中才可能出现「新刻 金瓶梅词话卷之七」的字样。
清顺治十七年（1660）丁耀亢在赴福建惠安知县任的途中，滞居杭州，写成《续金瓶 梅》一书，西湖钓叟（查继佐）为撰写了〈续金瓶梅集序〉，次年 春，该书于苏州付梓。 丁氏在卷首〈凡例〉和书中称《金瓶梅》为「前集」，其所指的版本可确信为词话本 ─ 小说类有诗词。 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参入正论，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直腐鄙俚之病。 前集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 前言孝哥年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顾小失也。 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错说，观者谅之。 丁野鹤明言自己续的原作是《金瓶梅词话》。又据「客中并无前集」语，可知其诸城家 中当有词话本在焉。 且其撰写续书一事必也在乡居时已告开始，否 则青囊羁旅，难以撰 此一部大书。又卷首所列五十九种引用书目，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亦非客中光景。 我意 丁氏在赴任前即可能有了初稿或至少有了周密的写作框架，这才使在旅途润色或撰作成 为现实。 丁耀亢所读《金瓶梅词话》从何而来？他当然可得到刻本，因为此时间已有词话本 刊刻行世。 但他亦极为可能早于刊刻而读到抄本。 我们由谢肇淛〈金瓶梅跋〉可知诸城 丘志充曾有抄本并借给谢氏半部供其转录，志充之子丘石常与丁耀亢相交颇深，子读父 书，耀亢或可得共读之快。 尤其在崇祯五年（1632）丘志充以罪弃市后，其藏书均归石常[ 22] ，丁耀亢读到丘志充家藏的《金瓶梅》抄本是很自然的。 也许丁氏在此时即开始了续 丘石常《楚村诗集》23中多有与丁耀亢相赠答的诗，其卷四有〈送鹤公令惠安〉〈至 书的构思，果如是，则丘志充藏本亦 词话本。
日送鹤公令惠安〉两七律，卷六又有〈答丁野鹤先生〉，中「传来新墨未堪论」句，不知是指《续金瓶梅》否？ 值得进一步探求的是：当丁耀亢完成《续金瓶梅》的清顺治十七年，绣像本亦行世已久，何丁氏仍以《金瓶梅词话》为前集，而全不提及绣像本之事？ 一种可能是：丁耀亢较早即据丘志充家藏抄本《金瓶本词话》开始了续书的撰写， 其时绣像本或尚未刊刻，或刊刻后丁氏未见，因此他只能以词话本为前 集。 考虑到续书 毕竟完成于顺治末年，故此说理由不足。 另一种可能是：明清易代之际虽已有了绣像本刊行，但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仍是 词话本，故丁氏选择了词话本为前集。 这当是一种较大的可能性。 词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文体。这一文体在元明间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作 品，《金瓶梅词话》正是其代表作。 「词话本」《金瓶梅》为该书祖本，后来的绣像本 与张竹坡批评本均从这一祖本中脱胎而出。
由于名称的不同，许多古典小说都一身而幻变量种，让人难辨端绪，《金瓶梅》亦 然。 然由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引〉中明确称「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可知早期 的《金瓶梅》抄本为词话本，这个版本又被称为「《金瓶梅传》」， 更多的时候则被称 为《金瓶梅》。 董其昌、刘承禧所藏抄本即词话本，袁宏道、袁小修、沈德符等人所说 《金瓶梅》即《金瓶梅词话》。
这一版本是在词话本抄本流传时经人删削和增饰前者而形成的，它的改定应在《金瓶梅词话》刻本流传之后，故卷目中有「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字样。 它与「词话本」 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是「词话本」的第二代版本，其特征是进一步淡化说唱色彩。
不论抄本和刻本，《金瓶梅词话》都是晚明最流行的版本。 「绣像本」印行后，短时间内并未能取代「词话本」而居主流地位，故丁耀亢在顺治末年续写此书，仍以「词 话本」为前集。
听石居士〈幽怪诗谭小引〉的发现还证实了早期流传的《金瓶梅》抄本即是《金瓶梅词话》。 征之当时收藏、阅读者的记述，可见出这部词话本小说的流传，是在一意气趣味较相投的文人圈子里进行的。 设若它是一部由民间说唱话本「累积」而来的改定本，董其昌等人便不会如此珍秘，袁宏道、袁小修也不会如此渴求，它在流传中那一层神秘 的面纱 就显得滑稽，而深谙俗文学之昧、见多知广的冯梦龙在二十年后的「一见惊喜」便更显得荒唐。 这一切迹象都说明：早期抄本是作为秘本和珍本在朋友间交流的。试想，一部历代累积而成的词话作品能造成类此的震撼吗？ 在万历间这些幸运的藏、阅者之前有过关于《金瓶梅词话》的消息吗？至今我们尚未见到过哪怕一点点。 万历间所有有关记载中谈到过该书是由民间词说渐冉而成的事情 吗？ 就现有资料来说还没有。 我们可以看到的则是这些文献对该书作者的猜度─「嘉 靖间大名士」「兰陵笑笑生」「绍兴老儒」，这些说法不管差异有多大，却都是说该书 有一个文人作者。 我们还看到：就在《金瓶梅词话》刊行之后，有关此书在民间流传的记载便纷纭而至： 张岱在杭州所见的「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各种说唱本如《东调古本金瓶梅》 （《富贵国》）[24]、《雅调南词秘本绣像金瓶梅》[25]，还有大量 的弹词、子弟书、俗曲等，都证明了《金瓶梅》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与这之前形成了鲜明对比。 《金瓶梅词话》是文人创作的作品，我们还可以以该书与其同时代小说作品比较，并找到论据。 对此，笔者拟专文讨论。
肇始于宋金而盛兴于元明的词话，早期是作为一种纯说唱艺术存在的。 然明钱希言 《桐薪》所称《灯花婆婆词话 》[26]、《狯园》所称《紫罗盖头词话》[27]，其底本已和明代 拟话本小说很相像。[28] 胡士莹先生把早期词话分为「乐曲系」与「诗赞系」两类[29]，而 其上承「说话」伎艺，仍属说唱文学，则又一致。 入明以后，词话呈分流之势：一脉保 持其原有特征，以唱为主，渐而发展成后世的弹词，七十年代在我国上海发现的《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应是其 衍变过程中的代表； 另一脉则大量增加了叙述性文字，减少了韵 文的比重，渐渐形成长篇小说的模式，《金瓶梅词话》《大唐秦王词话》都可作这方面 的代表。 研究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体制形成，绝不应忽略其漫漫长途中的「词话」阶段。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小说体式发展的一个范本，它最自然地呈现着一个小说模式大 变迁时期的艺术总貌。 书中不时可见主人公唾口而出的小曲，不时可见作者杂拾而来的 其他作品的片断，宋元说话人的「肖声口」在书中还甚受青睐，大段大段的诗赞使今天 的读者厌倦，却分明能映照出说讲词话者生动的脸孔。 同样，《金瓶梅词话》在写作框架和创作意识上又几乎具备了一切后世小说的特点。 将之与《红楼梦》相比较，除却行文间粗疏和精细的悬殊，其在小说模式和创作主旨上都显得很近似。 应该说，《金瓶梅词话》在杂糅交错中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规范的形成。 词话本自具其美学特色。施蛰存先生曾以「词话本」与后出的「绣像本」相比较，说：「所有人情礼俗，方言小唱，《词话》所载，处处都活现出一个明 朝末年浇漓衰落的社会来，若再翻看旧本《金瓶梅》，便觉得有点像雾里看花了。」[30] 这并非因为它是 词话，而是因为它有一个超俗拔尘的作者。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卜键<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本文所有注释部分请参看出版文本。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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