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小军阀：“榆林王”井岳秀

参加反清革命

清朝光绪五年（1879年），井岳秀出生于陕西蒲城的大什字巷，因其在同族中排行第十，故又称“井十”。

井岳秀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尤其喜好武术，据称是陕西著名拳师高占魁的再传弟子，并经常与刀客往来，颇具江湖气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井岳秀考取了清朝的武庠生（相当于武生的秀才）。两年后，进入陕西武备学堂学习近代军事理论，自此走上从军之路。

井岳秀有一个胞弟井勿幕，比井岳秀小十岁，这位年轻人在辛亥革命史上有着非凡的地位，对井岳秀的人生影响很大。1905年，年仅15岁的井勿幕远渡重洋赴日本留学，同年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创建的同盟会。不久，孙中山任命井勿幕为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并派遣他回陕西发展同盟会组织，此时的井勿幕才刚刚17岁。

在井勿幕的影响下，井岳秀于1906年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陕西同盟会的核心成员，协助井勿幕在陕发展了一大批同盟会骨干。此后，井勿幕先后参与策划了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和10月的西安起义，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推动陕西脱离清廷独立。随后，作为陕西革命党的灵魂人物，井勿幕又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并在1918年11月担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作为同盟会的一员，井岳秀也参加了西安起义，起义成功后，井岳秀赴渭北督办民团，募兵三百余人，由此掌握了自己的第一支武装。

1912年春天，井勿幕成为陕西军政府的“河北安抚招讨使”（负责渭河以北地区），井岳秀在其麾下任第十六标标统（团长），下辖三个营。同年9月，井岳秀所部缩编后成为第十六标下辖的工兵第一营，井岳秀任管带（营长），驻防同州（今陕西大荔）。

民国建立初期，陕北地方动荡不安。陕西军政府下令在各地铲除罂粟烟苗，在一些地方激起民变，这给了井岳秀脱颖而出的机会。

1913年，陕西军政府派井岳秀率一个营前往榆林镇压民变。井岳秀抵达榆林后，根据当地现实情况，采取了较为缓和的解决方法：他规定，由于已过播种季节，未铲除烟苗的可以继续种植，但下一季不能再种；已铲除烟苗的，则给予免除税赋的奖励。在武力和怀柔的双重手段下，榆林地区的官民矛盾逐渐缓和，农户的情绪也得到了平息。

当井岳秀平息榆林民变的时候，位于榆林以北的内蒙古地区却又开始蠢蠢欲动。当时，沙俄已策动外蒙古独立，又暗中鼓动内蒙古各部脱离中国，其中位于黄河南岸的伊克昭盟（今天的鄂尔多斯）也处于动摇状态。当时乌审旗的大喇嘛扎木萨心向中央，听说井岳秀率兵到了榆林，就邀请他前往伊盟商讨大计。

到达伊克昭盟后，井岳秀首先会见了扎木萨，两人相见恨晚，互相结为兄弟。在扎木萨的撮合下，井岳秀结识了伊克昭盟盟长福亲王，并由盟长召集全盟七个旗的旗主、喇嘛等要人在成吉思汗陵前举行大会。在会上，井岳秀慷慨激昂，力陈分裂的危害，句句在理，现场众人无不动容。最终，伊克昭盟的七个旗统一认识，当场草拟了《答库伦檄》，表示坚决反对分裂，并发表了拥护中央的《伊盟宣言》，让沙俄试图分裂中国的阴谋破产。

在此基础上，井岳秀和伊克昭盟的王公们建立了特殊的友情，双方在此后和睦共处，互利相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操纵下的伪满和伪蒙势力又试图染指成吉思汗陵。已统治陕北的井岳秀派重兵驻防成陵，并制定了迁移成陵的方案。（抗战爆发后，由邓宝珊主持将成吉思汗陵迁移到了榆林，后来又迁移到兰州，从而保护了这份中华民族的重要遗产。）

此后三年间，井岳秀又多次到达榆林处理事务，进一步熟悉陕北民情。1916年，井岳秀升任团长，随后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任命为陕北镇守使，开始长驻榆林。次年，大总统黎元洪追认了这一任命。由此，井岳秀开始了对陕北地区长达20年的统治。

管辖陕北二十二县

井岳秀后来当上了陕北镇守使，其实并不只是因为他熟悉陕北的地方民情，这个结果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各方力量作用下的必然。

井岳秀和井勿幕兄弟，在陕西声望极高，尤其是井勿幕，几乎成了陕西革命派的领袖人物。1916年，陈树藩成为陕西督军后，对井勿幕猜忌颇深，因此委任他关中道尹的虚职，而将井岳秀派到了陕北，试图将兄弟二人分开。

但陈树藩后来促成井岳秀当上了陕北镇守使，却是一次偶然事件。当时陕北匪患深重，劫道绑票现象颇多，因此陈树藩任命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党仲昭为陕北镇守使，北上榆林剿匪。井岳秀由于熟悉榆林地理，率领一团人作为前锋先行进抵榆林。当党仲昭半路行至延安时，却因为部队内部矛盾愤而辞职，自行返回了西安。因此，进入榆林的只有井岳秀团的两千余人。陈树藩索性任命井岳秀为陕北镇守使，官邸就设在榆林，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井岳秀“困”在陕北荒凉之地，切断井勿幕的一支臂膀。

在民国初期，镇守使的职权非常重，往往以军代政，掌管一方，各省不少镇守使都发展成了地方军阀。但镇守使往往由旅长或师长兼任，井岳秀以一个团长身份充任此职，是比较罕见的。

从1916年开始到1936年，井岳秀军职多次发生变动，所部历经多次改编。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井岳秀的实力和立场的频繁转化。1918年，井岳秀所部改编为陕西陆军骑兵旅，井岳秀升任旅长。1923年，井岳秀所部由总理段祺瑞授予“陕西陆军第一师”的番号，井岳秀升任师长，同年被总统曹锟封为“岳威将军”。1924年，孙中山任命井岳秀为陕西讨賊军临时总指挥，所部改编为国民三军第三师。同年11月，井岳秀宣布组织陕北国民军响应北伐，自任总司令一职。1928年，井岳秀所部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十八师，井岳秀任师长，辖三旅六团及若干直属部队……

井岳秀在20年时间里不断投靠各大势力，所部多次被改编，但核心力量在多数时候只保持一个师的规模，大约就一两万人。这一个师的兵力，是井岳秀统治陕北地区的支柱，是他成为陕北“土皇帝”的最大资本。在这一时期，陕北各县县长均由他委派，所有税款由他制定和征收，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教育，也由他一把抓。他一直以保境为方针，积极主动与陕西、山西、绥远、宁夏、甘肃等地以及伊克昭盟维护较好的关系，军事上互相协防，基本未参与过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例如山西的阎锡山，一直是井岳秀重要的协防伙伴。由于井岳秀的存在，让阎锡山没有后顾之忧，而陕北一带的武器弹药也多从山西引进。

陕北地区，一直以来都以土地贫瘠和经济落后著称。但在井岳秀统治时期，由于陕北没有经历过较大的兵灾，相对于其他地区更为稳定，因此也有了发展工商业和建设现代教育的难得契机。

作为沟通内陆和草原的中间地带，陕北一直是两边进行商品贸易和物资交换的重要场所。此外，長城沿线的陕北各镇，西边通往宁夏，北边与伊克昭盟相邻，东边渡过黄河就是山西，可通大同、张家口、北平、天津等商埠，南边则连接关中地区，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商品集散中转站，有着得天独厚的商贸发展优势。

民国时期，陕北地区的货物贸易规模相当可观。据《榆林地区志》记载，当时“每年榆林边商从内蒙收购运回紫绒5000～6000包（每包100余斤），春毛700万～800万斤，秋毛50万～60万斤，驼毛80余万斤，山羊皮14万～15万张，绵羊皮30余万张……此外还有大量碱、麻油、酥油、药材等”。与此同时，陕北边商在收购皮毛的同时，也向内蒙输送了大量的内陆物资，包括砖茶、水烟、赤白糖、烧酒、各色棉布和绸缎、各种中西药材，还有棉花、裘制品、挽具、酒器、银器、铜器、地毯等。蒙汉贸易在陕北地区由来已久，通过贸易，双方可以交换生活中必需的商品。

伴随着商贸的发展，钱庄和银行等金融产业是必不可少的。1919年，井岳秀与榆林道尹王健联合开办了“裕惠钱庄”，并在包头、太原、天津等地开设分号，经营皮毛、布匹、棉花及金融信贷、对外汇兑等业务。裕惠钱庄因陕北镇守使作为强硬后台，从而以“私人钱庄”的身份垄断了陕北地区金融业务。

1930年，在井岳秀的倡议之下，陕北近代史上第一家金融银行正式开业。亲自掌控的钱庄和银行，使井岳秀基本垄断了当地金融业，成为他敛财的重要手段，但客观上也起到稳定陕北经济的作用。

在发展金融业的同时，井岳秀对公路交通的建设也颇有建树。1932年，井岳秀曾赴五台山会晤阎锡山，商议联合建设陕北实业，包括从榆林修筑两条可通汽车的公路，一条通往西安咸阳，一条通往太原，并借此开发延安的石油及神木的土碱等特产，获得了阎锡山的赞同。随后，井岳秀自任“陕北建筑汽车路工程委员会委员长”。在他的主持下，陕北地区最终建设完成了横贯南北的咸榆公路，并初步形成了以榆林为核心的简易公路网，进一步促进了陕北地区的对外交流和贸易。

陕北的近代工业与教育事业

陕北背靠牧区，每年都有大量皮毛、牛羊等牧区商品流入陕北各县，因此当地的纺织、皮革、制裘等传统手工业较为发达。榆林、神木有不少皮毛制裘作坊、鞋匠铺、家庭地毯作坊和工厂，但规模普遍较小，每家从业人员不过几人到十几人之间。

在井岳秀主政陕北时期，他本人对当地实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其中陕北几个重要的工厂均为井岳秀主办或参股。1920年，井岳秀出资创办了榆林惠记工厂，以织造地毯为主，由于质量较好，因此榆林毛毯远销京津及内蒙等地。此外，井岳秀还入股了神木官碱厂，重新将神木地区的制碱业振作起来。

井岳秀对陕北实业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引入了电力设施和其他一些近代工业机器。

1924年，井岳秀首先在榆林龙泉寺设立修械所，从天津购回意大利造铣床、钻床等机器，为部队修理枪械、制造弹药等。1926年，井岳秀又在延安开办了一座修械所。两家修械所技工达到了一两百人，奠定了初步的军事工业基础。

1926年，榆林修械所开始用锅炉蒸汽机带动一台直流发电机进行发电，并架设了简陋的低压供电线，供榆林城内军政机构照明使用。由此，榆林第一次用上了电。陕北职业学校实习工厂随学校一起成立于1927年，初始时主要从事手工生产。为提高生产效率，井岳秀、杨虎城等人先后从烟亩附加税中拨款3万银元，从天津购买了转鼓、打槽、打光机等制革设备及锅炉、毛纺织等机器，使得实习工厂的生产效率和工艺水平大大提高。生产的各类皮箱、皮鞋、皮腰带、皮球、枪套等皮革制品，在当时畅销各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井岳秀管辖的陕北延长县，从清代末年开始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勘探事业，设立了著名的延长石油局厂，并在清末到民国初期钻探了多个油井。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和陕西省政府联合成立了“陕北油矿探勘处”，并从德国、美国进口了三部钻探设备器材和上海定制的钻机配件近100吨，经过火车、汽车、木船和人力、畜力搬运，分别运送到延长和永坪地区。经过钻探，在延长和永坪均成功钻出了日产原油1吨以上的油井。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接收延长石油厂，并生产出了当时中国少有的汽油、煤油、蜡烛、凡士林等石油产品。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延长石油作为中国仅有的两处油田之一（另一个是玉门油田），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重要经济支柱。

不过从客观上看，井岳秀虽然振兴了地方经济，但核心目的还是为了谋求自家获利。井岳秀在主政陕北年间，建立的几个工厂都十分简陋，生产规模也不大，与真正的工业化相距甚远。此外，井岳秀时代的陕北设立了稽征局、盐务局、禁烟局、厘金局，巧立名目安排十几种苛捐杂税，例如天赋税、烟亩变价税、羊捐、驼捐、维持费、附加学款等等。最重要的是，井岳秀统治的基础在于乡村的豪绅，而不是近代工业，很多陈规陋俗依然在当地保留。据称，神木县政府早晚上下班，还像清朝一样敲击堂鼓；绥德县县长审判案件，要去城隍庙祈求神灵托梦。各种苛捐杂税和官员守旧行为，实际上严重束缚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各种“进步措施”仅仅有利于井岳秀自家产业。

井岳秀比较重视地方教育，地方人才的培养成绩相当不错。陕北处于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交界地，地广人稀，环境比较恶劣，经济不发达也致使教育落后于关中地区，从而又反过来制约了地区的发展。1916年，井岳秀为普及初等教育，将各地一些乡村义学、私塾改办成普通国民小学，榆林、米脂、延安等地还办有女子初等国民小学。但这些初等教育的普及，需要充足的师资力量，因此教育事业首先需培养师资人才。民国时期，陕北地区将师范学校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事实证明，这对于提高整体教育水平意义重大，是一个正确决策。

此外，陕北地区的中等教育在民国时期也相当有名。民国建立后，陕北地区兴建了一批高质量的中等学校，其中榆林中学的教育质量最高，成为当时陕北地区甚至陕西省的中等教育典范。

我们历数这所学校涌现的一系列著名历史人物，就能看出它的不凡：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提出“精兵简政”议案）、魏野畴（共产党早期在西北的领导人）、李子洲（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刘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谢子长（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杜聿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高吉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王子宜（新中国内务部副部长）、马师恭（国民党军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官）……

井岳秀虽然对地方教育颇有功绩，但他本人的思想却依然守旧，而且好大喜功，偏爱别人的吹捧。1923年，榆林乡绅白伯英、郭维藩在给井岳秀祝寿时，联合建议给井修建“生祠”，而井岳秀却毫不反对。结果陕北各县集资四万多元，专门从上海定制了井岳秀的铜像，在榆林城中心的明代钟楼旧址破土动工，名为“井公祠”，采用了仿西洋式的建筑设计。

北京报刊为此专门撰文讽刺，“当代生祠”成为全国人尽皆知的丑闻。在舆论压力下，“井公祠”才没有安装铜像，只能以井岳秀画像作为替换，名字也改为“长春楼”。井岳秀死后，“长春楼”重新改名为榆林钟楼，成为当地特色景观。

助杨虎城东山再起

井岳秀站稳根基后，一直保存军事实力，从未主动介入战乱，在政治上“左右逢源”。但另一方面，井岳秀主政的陕北，客观上也多次为一些国民党革命派提供“避难所”。

1918年陕西靖国军兴起，提出了“讨段（祺瑞）倒陈（树藩）”的口号，矛头直指投靠北洋皖系军阀的陕西督军陈树藩。靖国军总司令为于右任，井岳秀胞弟井勿幕后来也加入靖国军担任总指挥，但在当年11月不幸被陈树藩指使的叛徒枪杀。

于情于理，井岳秀应和井勿幕站在一条战线上。但在靖国军与陈树藩交战期间，井岳秀却未动一兵一卒，此举被外界指为“背叛革命”。

为稳住井岳秀，防止其倒向靖国军，身为总统的段祺瑞也在大力拉拢井岳秀，授予井岳秀陆军少将军衔。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阀迅速战败，段祺瑞下台，陕西督军陈树藩则转投了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为表明政治立场，井岳秀先后前往北京、洛阳拜访直系首领曹锟和吴佩孚，曹锟授予井岳秀“岳威将军”衔，吴佩孚则任命井为陕西北路联军总司令，后改任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由此，井岳秀投靠了直系军阀。

1921年，倒行逆施的陈树藩被直系政府抛弃。在北洋军和靖国军联合攻击下，陈树藩战败下野。此时，陕西靖国军也被直系的冯玉祥、刘镇华等部收编。唯独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反对收编，坚持将靖国军旗帜打到底。

1922年3月，杨虎城将于右任迎至陕西武功，并在凤翔恢复了靖国军总司令部。杨虎城改任靖国军第三路司令。但是，北洋军很快出动3万余人围攻杨虎城。双方激战20多天，杨虎城被迫败退凤翔，靖国军宣告完全瓦解。杨虎城和于右任在凤翔会面后，于右任取道甘、川赴上海，杨虎城则率部转战一千多里退至陕北，投奔井岳秀。

这时，北京政府对杨虎城的通缉令也发到了榆林，但井岳秀置之不理，并且在名义上收编了杨虎城残部，同时上报西安方面称“杨已脱离军队，在榆林闲住”。北京政府此时正在拉拢井岳秀，见杨虎城已不具威胁，对此事也草草了之。

由此，陕北成了杨虎城所部休养生息之地，井、杨二人也朝夕相处。杨虎城在榆林期间，曾经突患伤寒，高烧昏迷不醒，井岳秀派人细心护理，每日亲自探视，直至杨病愈。

扑朔迷离的死因

在杨虎城主政陕西后，作为恩人的井岳秀一度混得风生水起。但是，随着蒋介石将各路兵马调往陕西，井岳秀在陕北的统治也走向尾声。

1934年12月，陕军高桂滋第八十四师进驻陕北，绥德以南地區成为高桂滋所部驻地，井岳秀的防区被大幅压缩到了陕北北部。

高桂滋此人，与井岳秀颇有渊源，他早前曾是井部的一名连长。1921年2月，高桂滋对井岳秀在陕北横征暴敛不满，愤然发动兵变，失败后投奔胡景翼。后来的十多年里，高桂滋参加过直奉战争、讨奉战争、北伐战争、济南事变等，还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军长。1931年，高桂滋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八十四师师长，所部成为中央军旁系部队。1933年，高桂滋作为商震第32军副军长率第八十四师参加了长城抗战。

高桂滋所部身经百战，而且还属于中央军，战斗力比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强得多，井岳秀内心一度非常惶恐。八十四师驻扎陕北后，高桂滋首先前往榆林看望井岳秀，双方在表面上冰释前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20万东北军开入陕西。随后，李仙洲部也被派往陕北吴堡。井岳秀的地盘遭受全面压迫，所能掌控的只剩榆林周边。

1935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井岳秀访问西安。在张杨提出共同响应红军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主张，实现“西北大联合”时，井岳秀虚与委蛇，并没有明确表态。

当井岳秀回到榆林后，却发生了一次离奇事件。1936年1月31日夜间，井岳秀因“手枪走火”事件导致命丧黄泉。次日凌晨，井岳秀因伤重不治去世，时年57岁。井岳秀的死因扑朔迷离，至今有不同的说法。

一般的说法是，井岳秀当晚亲自巡街后，返回陕北镇守使官署。当时，井岳秀的几个姨太太（他娶了一妻九妾）正在隔壁打麻将，一位张姓姨太取来鸦片烟具，伺候井岳秀抽起了大烟。不巧的是，盘内的鸦片烟膏滚到了地上，井岳秀弯腰去捡的时候，不慎腰间手枪走火。井岳秀的配枪，是杨虎城赠送的意大利产品，威力巨大。井岳秀中枪后伤势严重，于次日凌晨毙命。

另一个说法则认为，是高桂滋派出刺客潜入了官署，趁井岳秀独自一人在屋内抽鸦片的时候，在屋外开枪射中井岳秀。各位姨太太和卫士闯入屋内时，误以为是手枪走火，但事后经过对现场的调查，才发现是刺客所为。但刺客的说法一直没能得到公认。

至此，井岳秀结束了跌宕起伏、毁誉参杂的一生，也宣告了陕北“榆林王”时代的终结。

十多年后的1949年6月1日，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也就是井岳秀的旧部，在中共党组织的积极争取下举行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宣告榆林这座陕北重镇的和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