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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报纸  漫谈记之三  作者：万辉华
因我办报30多年，读晚清民国日记时，也留意关于对当时报纸的记述与评价，这里搜集在一起，也可以提供给研究传媒史的人作为资料，同时，也通过对报纸的介绍一窥当时办报启民智的状况。 《江标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光绪二十年时，他所了解的全球办报的概况。我作了一个关于西欧与日本的数据摘抄：“二十年前，日本尚无新闻片纸，而今且有二百家矣。天下各国日报之数，约计之共有四万四千种，欧洲居其大半，美有二万四千种。欧洲中，又以德国为最多，可以首屈一指，盖有五千五百种；次则法国有四千一百种；再次英国，有四千种；……亚细亚洲共有三百种，而日本居其二百”。中国那时候上海有《申报》，北京只有清廷的朝报，也就是关于官员任免的简报。 过了几年，也就是到了戊戌变法的时期，湖南、广东得时代之先风，竞相办报。江标给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的信中，力促开设电报、通小轮船，快速与上海、武汉大都市在资讯、交通上接轨，并自告奋勇提出，“侄明年回省，亦拟兴《湘学报》于校经书院，将来印字机可并用之。”为了助推变法，便从北京把梁启超引到湖南，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首席讲席，熊希龄、谭嗣同、陈三立等维新人士一下子都集笼在长沙的巡抚大院，加上学政江标、潘司黄遵宪的鼎力相助，《湘学报》办起来了，书院变更为学堂，还聘来讲西学的老师，一下子，湖南的新政成为全国引人注目的舆论焦点。然而，湖南的守旧派也是很顽固的，如叶德辉、王益吾之流，极力反对，以至张之洞对于《湘学报》所刊发的梁启超的评论常常提出警戒，甚至要求关闭《湘学报》馆为要吓。 在京师部里任职的孙宝瑄在日记里，对这种各地兴办报纸开启民智之举，是持支持态度的。他写道，“览《知新报》，粤东所出，论笔固佳，选译亦精，尤胜《时务报》”。后来，又比较几种在京师也能看到的新报，“览《湘学报》，报粗浅而有用，诣《时务报》馆，见《农学报》，有图说，沿译西图要法。报馆大兴，或者民智渐开乎？” 其实，还有一些报纸不是为了维新启民智而办，纯是文娱性质，也就是供人们消闲的。《郭曾炘日记》里记载了关于我们岳阳文人李洞庭的文坛动态，姑且抄上一段供李家后人留存吧。“去岁《津报》载湘人李洞庭诗甚多，皆有杜意。李不知名，励平并姓名皆不知，君坦云，励平，渠识之，两家即真姓名，号半园。《黄报》常登半圆诗。” 再回到梁启超作为一匹报界的黑马，一位意见领袖，在当时京师的中级官僚的眼里是何等的风光。孙宝瑄认为，“梁卓如以《时务报》震天下，使士大夫议论一变，卓如之功”。不久，他在另一则日记里，又这么评论梁氏的办报之功劳，“梁卓如改《清议报》为《新民丛报》，议论较前尤持平。盖年来学识进步也。其《新民说》谓：国家之日就衰弱，由明德民智民力之未充，不得专责一二君相，可称至言。” 在这种办报风习的裹袭下，即使山西这么内陆的省份，也是有所触动，虽然晚了几年，但是也是遍地开花。举人刘大鹏在1908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去年秋，晋报馆闭默，今年孟夏又开，名曰并卅官报，仍系照晋报旧例，晋邑领一百份，勒逼各村领阅，每年库平银二两八钱，脚力在外。吾省又有晋阳公报，系去年冬十二月所开，其报由人买，尚非借官势强迫买阅，名为开通风气，其实皆由牟民间之利起见也，此亦新政之一端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办报成了一股潮流势不可挡。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的文风，影响了同时代，甚至民国初的许多知识分子与进步学子，故有“新民体”的文体一说。毛润之年轻时对梁氏文章也是追捧的。
作者简介 图片：网络征稿说明 《潇湘原创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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