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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鸦片战争后，香港与上海近百年(1843—1941)的转口贸易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各具特点：(1)“五口通商”与转口贸易初创时期。鸦片战争后，英国先在香港实施“自由港”政策，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又于1843年在上海开设领事馆，设立租界，展开对外贸易，并划定城北为泊船码头。在此大背景下，香港与上海开始了转口贸易。从香港前来上海贸易的洋行，还为上海开展外贸提供了所需的要素——买办制度、贸易商、港沪航运联系等，主要贸易品则是鸦片、丝绸。(2)“多口通商”与转口贸易兴盛时期。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末，香港与上海成为中国外贸的两个枢纽港口，由欧美等国输入的货物大多先集中于香港、上海，然后再向其他港口中转，港沪转口贸易在此期获得了长足进步。香港在上海土货出口贸易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港沪转口贸易商品种类不断增多。一批洋行在两地均设立机构，进行洋行与洋行、洋行与华商之间的合作。港沪转口贸易形成专业贸易行，并成立相关公会组织，“九八行”“南北行”相继涌现。(3)风云变幻与转口贸易衰退时期。20世纪上半叶，上海作为全国外贸转口中心的地位一度中落，在1930年退化为华中、华东的区域性外贸转口中心；前两个时期最重要的进口商品——鸦片，于1917年基本停止，棉织品进口比重也逐年下降，一些工业产品逐步取代之前的商品，其他如中药材、土布、山地货、杂粮出口大增。在香港向上海转口贸易过程中，上海南洋庄“九八行”起到了重要作用。(4)“孤岛”时期与转口贸易的起伏。上海“孤岛”时期，港沪转口贸易在上海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轻工业制品经香港的出口非常畅旺，特别是棉纱、棉布等为主体。但是，上海从香港的年进口额却远远低于出口额。在进口商品中，自香港输入的主要以米、面、小麦为主。从事上海对外贸易业务的华商与洋商的地位也出现明显变化：在华商方面，户数增加，业务比重上升；在洋商方面，除日商外，其他国籍的商户数都在减少，业务比重下降，华商开始执港沪转口贸易之牛耳。 关键词:香港 上海 百年转口贸易 在近代百年沧桑里，南海之滨的香港与浦江两岸的上海，由于相似的遭遇和经历，将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占，沿海实行五口通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上海逐渐成为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香港则因与上海存在紧密的转口贸易(下简称“港沪转口贸易”)而成为东方最大的转口港。近年来，学术界虽然对百年间的港沪转口贸易关系问题有所涉及，但却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对双方的转口贸易关系发展史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研究成果甚少；二是对两者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语焉不详，没有作系统深入的研究；三是对贸易发展过程中参与的贸易商、贩运的商品、提供的贸易服务缺乏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现存的史料，对港沪贸易的分期、港沪贸易商群体、港沪贸易货物这三个方面略陈管见。 一 “五口通商”与转口贸易的初创(1843—1860) 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割占香港后，获得了在五口通商的权利。在此大背景下，香港与上海开始了转口贸易，并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英国与香港、上海的开埠和开港 1841年1月25日，英国以武力侵占香港岛。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总监义律(C. Elliot，1801—1875)在英资洋行的支持下，将香港岛辟为商埠，并于6月7日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香港的转口贸易由此兴起，围绕转口贸易的其他行业如航运、航务、港口、码头、货仓、保险、银行、邮电通信等也应运而生。从此，转口贸易成了香港的经济支柱。 上海被《南京条约》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前，已经是国内的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英国人垂涎上海在转口贸易方面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于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十五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并依据这些条约，在上海采取了三个步骤：开设领事馆、开放港口贸易、设立租界。 11月8日，英政府任命的领事巴富尔(G. Balfour，1809—1894)与随员来到上海。先在县城内姚家巷租屋办公，之后又租定一所房屋作为英国领事馆。11月17日，经与清政府协商后，将上海变为中国第三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通过对当地地理形势的了解，泊船码头也随之选定在上海城北——黄浦江西岸与吴淞江(即苏州河)交会地带。 上海对外开港后，巴富尔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多次谈判，大致划定了英租界的范围。1845年11月，中英订立《上海租地章程》，规定了英国租界的大致区域：“前经议定，杨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 (二)港沪转口贸易 上海开港后，作为新开的口岸，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对外贸易的其他条件如贸易网络、贸易商及相关贸易制度、服务保障体制等还有欠缺。而香港在英国人占领后，原来在广州、澳门的一批英商由于对香港寄予厚望，蜂拥而至地在香港购地建楼。1841年6月14日的第一次卖地，买得者二十余人中大部分是英商。 然而，香港岛的贫瘠落后、海盗猖獗、瘟疫流行、夏季飓风肆虐、秋冬火灾为患等恶劣条件，还是让冒险家们有所忌惮。例如，1846年4月6日《泰晤士报》称：“香港的商业地位已大为降落。……已有两家老商行结束，两家决定迁出香港，又有两家考虑步其后尘，仅留下一名书记，处理货运和邮件。” 就在此时，上海的开港为香港的这些商行提供了机会。这些迁出的香港商行纷纷向上海转移。对上海来说，它们的到来，为上海的转口贸易带来急需的要素。 一是买办制度。五口通商后，上海等新开放口岸的内陆商人大多未与外商打过交道，缺乏必要的信用关系；同时，外商对中国的交易传统、货币、度量衡制度等也不熟悉；加之中国广大内陆地区尚未开放等原因，他们不得不雇用买办作为在中国的代理人，为其推销进口商品和购买土货。 香港的买办制度传承自广州、澳门。鸦片战争前，依托澳门与广州两个对外贸易中心，香山籍买办得以形成与发展。香港开埠后，这些香山籍买办亦跟随所服务的洋行来到香港，又随洋行前往上海。例如，最早到上海开设分行的怡和洋行负责人达拉斯(Alexander G. Dallas)于1844年曾向香港总部要求派遣买办。总行立即派去一位名叫亚三的广东人到上海分行担任买办。张晓辉指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外国资本势力向北扩张和上海地位的迅速上升，原在粤港地区活动的大批买办和商人赴沪发展，使沪港两地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上海早期头面买办如徐润、唐廷枢、郑观应等都是从南方北上的。”随着买办的不断发展壮大，宁波籍买办接替香山籍买办，成为上海买办的主体。 二是贸易商。鸦片战争后，以英商为主体的外商从广州、澳门涌入香港，随后又从香港来到上海，“英国侵占香港后，英商洋行把香港作为对华贸易的大本营，大大削弱了广州市场原有的重要地位。1850年，广州尚有外侨362人；到1859年，减少到172人。而大批英国商人则涌向上海和香港。到1859年，上海外籍人口已达408人，为广州的3倍”。这些洋人与洋行迁入上海，成为刚刚开始的上海转口贸易的主力军，也为港沪转口贸易发展提供了动力。最初几批到上海的洋行，大多数都是从广州、香港分设过来的，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仁记洋行、义记洋行、广源洋行等68家。 至1859年，在上海、香港均设有机构的洋行共有75家之多，其中以英资及英国管辖之下印度资本洋行为主体。这些洋商与洋行为香港与上海转口贸易提供了资金及海外网络，并通过其所雇佣的买办们，建立了两座城市所辐射腹地的贸易往来。 三是港沪航运联系。上海对外开港之后，西方国家在上海的贸易逐年增加，大批商船向上海港涌来。“上海开埠最初6个星期里，就有7艘外国商船驶入港口。1844年，共有44艘外国商船进口，载重量为8584吨。1849年，进口岸的外国船增至133艘，载重量为52574吨。其中，英国船94艘，载重量38875吨；美国船25艘，载重量10252吨；其他各国船只共有14艘，载重3447吨。1852年的最初9个月里，进口的外国船只达182艘，载重量78165吨。其中，英国船103艘，载重38420吨；美国船66艘，载重36532吨；其他各国船只共13艘，载重3213吨。” (三)转口贸易的主要商品 在上海进口的货物中，排在首位的是鸦片。洋行先是以香港代替伶仃作为走私鸦片的大本营，大部分鸦片从印度运到香港后，储存在香港的仓库里，然后随时分运到上海及中国沿海各地销售。这一时期，中国进口的鸦片都是从香港转口输入的，上海则是进口的最大口岸，也是最大的转运口岸和消费口岸。进口值从1843年的6946030两、占全国的41.6%，增加到1860年的14857440两、占全国的59.6%。所采取的手段有二：一是由大洋行控制鸦片贸易，其他洋行参与。二是使用小型快速船只飞剪船或者航运公司的班轮作为运输工具。每年鸦片从香港运往上海的主要运输工作，是大洋行的飞剪船等小型快速船只、航运公司的班轮。为防备海盗船，怡和、宝顺等洋行都尽力设法提高本行属下飞剪船的速度和火力。不惜资本购买曾在美国海军中服役的旧兵舰，改装为飞剪船，还以高工薪来招揽英、美海军的逃兵，让他们为鸦片走私贸易卖命。由于这些外国商行的快船队是从美国海军退役的旧兵舰改装而成，船员是以高薪招揽的英、美海军的逃兵，因此，他们的航海、战斗技术都相当娴熟，在鸦片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 排在第二位的是丝绸。19世纪60年代以前，各类茶叶及生丝、绸缎都是经上海口岸出口的大宗商品，其他产品的出口在这一时期尚无足轻重。生丝除了直接出口英国外，出口香港的数量也比较大。此类货物运抵香港后，再经香港转口输往英国、欧陆国家和印度等重要市场。但由于这类货物的货值高，经香港转口的数量比较小。 二 “多口通商”与转口贸易的兴盛(1861—1899)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末，是香港作为自由港确立时期。19世纪50年代，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与外贸转运中心，转运国内的洋货占比高达46%；而从1864—1895年间，上海土货转运国外占比约24%，在全国首屈一指。再从香港与上海各自的洋货进口贸易在全国贸易占比来看，两地均是中国的重要贸易港，均形成了各自的商业辐射范围。 从香港的辐射范围看，它集中于南方地区。表1是广州、汕头、福州、厦门、宁波等港口经香港输入洋货占比情况，由此反映出，越是南方的港口，所占比重越高，表明香港是南方的转口贸易枢纽。  在此时期，由欧美等国家输入的货物，大多先集中于香港、上海，然后再向其他港口中转。因此，港沪转口贸易在此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具有如下五个特点。 其一，香港在上海土货出口地位重要。香港在上海土货出口贸易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从1869年的613863海关两、占比3.37%，上升至1887年的4512853海关两、占比15.21%，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直到1900年仍为8972985海关两、占比13.25%。 其二，香港是上海进口贸易的重要来源地。1869年，香港来货额为3263599海关两，占比5.9%；到1887年，升至19431960海关两，占比30.8%；至1900年，为20082044海关两，占比15.8%。英国及其附属地的来货，也然是此时期上海进口贸易的主要来源地。香港是英国来货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英国、印度的进口货物有许多先运抵香港，再经香港转运上海。 其三，港沪转口贸易商品增多。19世纪60年代以后，虽然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全部集中于香港后再转口到上海，但随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以及受到国内土烟生产的影响，在上海进口总额中的占比逐渐下降，而棉花、棉制品则成为重要的进口商品。80年代末，华南各地采用洋纱自己织布，减少了洋布进口数量，洋布进口更集中于上海。在香港输入上海货物中，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上海对香港出口贸易方面，丝绸、茶叶、北方的土货以及上海港出口的杂货，比重逐渐扩大，成为上海和香港贸易中重要的出口商品。从丝绸来看，上海的丝绸出口大增，几乎供应了全部西方国家所需。而上海对香港的丝绸出口，则因量小价微，仅有少量经过香港绕道输往海外。 其四，中外行商设立机构相互合作。这一时期，一批洋行在两地设立机构，进行洋行与洋行、洋行与华商之间的合作。例如，自1867年始，德盛号与怡和洋行在中国沿海贸易中合作达二十年以上。又如，自1864年起，粤商怡记与怡和洋行合作，时常将棉花从上海运到香港，由香港的洋行做其代理人。此外，怡和洋行还经常向上海的中国商人放出贷款，担保是用洋船装运华商货物，这有利于吸引中国商人将生丝托运到香港。而那些新成立的洋行，则注重对华资本输出。例如，创立于1870年的平和洋行，总部设在香港，先后在沪、津、汉等地开设分支机构。创立于1879年的隆茂洋行，总部设在香港，在上海开设分行，并建有仓库打包设备。 其五，港沪转口贸易专业贸易行形成。随着香港与上海转口贸易的扩大，形成一批专业贸易行，并成立相关公会组织，如上海的南洋庄、香港的南北行公所等。上海南洋庄可分为以进口为主的“九八行”(包括侨资分号)和以出口为主的南洋办庄(包括侨资坐庄，亦称串庄)两类，再按其经营商品和所属帮口，分为各行各户。所谓九八行，即以代理南洋侨商推销南洋物产如海味、食糖，木材、胡椒等进口贸易为主，兼营代办国内土特产出口。这些行号像牙厘行一样，不自负盈亏，而是按代理进出口货值取佣2%，故通称“九八行”。他们多数是以内贸埠际贩运为主的闽粤花糖洋货商，早就与南洋华侨有贸易关系，后逐步转变为以代理南洋侨商进口贸易为主的进口行；也有南洋华侨或与华侨有联系的闽粤商人在上海新开设的同类行号。 早期上海口岸对南洋地区的出口，规模不大且多是土特产品及零星商品。19世纪60年代以后，上海南洋办庄如中药材、丝绸匹头、杂粮各专业相继形成。以药材业为例，上海对外开港后，兼营中药材的广货行纷纷从苏州迁沪，少数经营南药的药材行也从宁波迁来上海。 当时，上海对西方的贸易完全由外商洋行垄断，而“九八行”经营的领域与洋行经营的领域有很大不同。甲午战争前，上海陆续开设的九八行为数不多，著名的闽帮有福裕南、丰兴号、裕泰号，广帮有协泰和，潮帮有范德盛，本帮有同福和、鼎裕海产行等。当时，上海的海味业九八行尚无正式同业公会组织，大都参加各帮的同乡会馆，如闽帮泉漳会馆、建汀会馆，潮帮潮州会馆，广帮广肇公所等。甲午战争后，上海南洋庄的业务有所发展，九八行除代理海味进口外，又出现了一些以代理大宗食糖进口为主的九八行，如安记、炳记、聚德隆、捷裕等。 这期间，以出口为主的南洋办庄如中药材、丝绸匹头业已渐具规模，杂粮出口则有仁诚谢璧记、春华等户，仅有山地货出口仍由水果店代办，尚无专业户。如广帮的同永泰，于1895年由陈凤笙、陈文笙、陈玉笙创办，出口品种有上海、湖州、杭州、苏州等地出产的绸缎广绫，也出口各种土布及杂粮等。 香港经营转口贸易的“南北行”，第一家是1843年挂牌营业的澄海“红头船”船主、泰国潮商高元盛的“元发行”，行址设于南北行街10号，并在西环拥有可以堆放暹米和南北土产的大货仓；第二家是能平县隆都区前美乡人“船主佛”陈宣衣的“干泰隆行”，行址设于文咸西街27号，并在西环拥有大货仓。干泰隆初期的业务，主要是通过驾驶“红头船”队“采办中国土产运销南洋各地，复以暹米运销港、粤”。南北行最初只是指经营及转运国内大江以南和华北两线的货物(早年商家称之为南北货)的商行而言；其后，因为贸易扩展到南洋各地，商家们又将经营国内及南洋土特产生意的商行分别称为南北行。由于不少南北行庄也采纳九八抽佣的生意手法，“九八行”遂与南北行混成一片，难分彼此。最后，“九八行”被归入“南北行”之列，而“南北行”之称变成泛指在香港上环文咸东西街、永乐街及高升街一带经营国内外各埠来货、代客兑货及依据南北行行规做买卖的商号或公司的统称。 南北行买卖的货物种类繁多，其经营北线(华北线)业务的商家主要经营中国内陆的土产杂货、工艺品、工业品等，而经营南线(南洋线)生意的商家则主要输入南洋各地土产如白米、橡胶、椰子油、沙藤、椰子干、生油、花生等大宗商品，同时将中国国内的土特产和工业品转口输往南洋各埠。根据贸易对象国家的不同，经营南线业务的商号也有具体的分工，可以细分为：印尼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线、泰国线、越南线、菲律宾线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商行专门经营以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为对象的东线生意，但数量有限。 在当时经营南北货物的商行中，大多数商行是以经营某种特定商品为主，同时兼营其他货品。以专营进口白米业务为例，著名的有干泰隆、振盛行、巨发源、嘉元行、联益行、广新行、联丰行、广万昌、兆丰年、荣丰行、宝泰行、茂泰行等。另外，南北行商庄中存在鲜明的方言帮群团体分野，时人称之为“帮”。据统计，在全盛时期，属于广府帮的商行约有四五十家，属于潮州帮的商行约有二三十家，属于福建帮的商行约有二十家，属于山东帮的商行约有五六家，属于其他方言群体的商行另有数十家。在业务分工方面，不同的方言帮群大致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互市。大体上，广府帮商号多经营北线生意，潮帮、闽帮大多经营南线生意，而山东帮则以经营北线和东线生意为主。 19世纪50年代，经营转口贸易的南北行行商在香港崛起，渐渐形成了若干区域性商人集团，如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上海帮等，彼此对峙。1864年初，潮商元发行高满华、粤商广茂泰行招雨田等邀集同行组成同业团体，并议定《南北行规约》七条。1868年，又在本街建成南北行公所，作为集会办公场所。它的成立，是包括与上海在内的香港转口贸易兴盛的标志。 上海南洋庄“九八行”，透过香港南北行中的华北线各行进口南货；南洋办庄透过华北线，将华中、华北的中国货物、工业品等转运到南洋地区。因此，香港的南北行各行号，为香港与上海的转口贸易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 风云变幻与转口贸易的衰退(1900—1936) 踏入20世纪至1936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香港与上海的转口贸易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一)20世纪上半叶上海贸易分期与港沪转口贸易发展中落 20世纪上半叶，上海作为全国外贸转口中心的地位一度中落。在1930年，曾退化为华中、华东的区域性外贸转口中心。从洋货进口来看，以1904年为界，上海在全国进口中的地位变化大致为：1864—1904年为鼎盛期(转运国内洋货进口占比达46%，是全国洋货分发的中心)，1905—1930年为中落期(20世纪初开始，天津、汉口等口岸直接外贸发展迅速，一批独立性很强的口岸如青岛、大连等兴起，分流了全国进口量，1930年时上海占比降至15%)。从土货出口来看，以1915年为界，上海在全国出口中的地位变化大致为：1896—1915年为鼎盛期(土货外贸转运全国占比不断上升，从22%上升至37%)，1916—1930年为中落期(土货转运全国占比持续下降，到1930年时经上海转运降为17%)。 这种状况之所以出现，一是全国对香港贸易有很大部分是在华南各口岸进行的，占比达70%；二是上海与西方国家的远洋运输较为便利，除印度鸦片输沪多屯集香港转运外，其他商品多都是与西方国家直接贸易。 (二)上海自香港的洋货进口 上海洋货自香港进口方面，前两个时期最为重要的进口商品——鸦片于1917年基本停止，棉织品进口比重也逐步下降，一些工业产品逐步取代之前的商品。以1929年为例，从香港转运进口的西方商品中，数量较大的纱、布、棉毛丝麻织品、五金、化工、染料、机器、纸张、面粉等计6491万关两。南洋商品经由香港转运到上海则有较大增长，主要为糖、米、海产品等；1929年，仅这三项商品的转运货值即达8071万关两。 上海的食糖进口种类较多，主要来自香港、荷印和日本(包括中国台湾)等地区。香港是远东食糖的主要集散地，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从香港进口的各类食糖占全国进口总数量的70%左右。赤糖主要是荷印的粗砂，还有华南土糖，白糖主要是荷印产的爪哇砂，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后来班轮增加，荷印食糖直接输入上海，经香港转口的数量锐减。 (三)上海向香港的出口 中国棉纱、棉布出口始于20世纪初期。1914年，海关关册才有出口棉纱和棉布专项的统计数字。20年代，上海南洋庄出口棉纱和棉布以广帮为主，纱、布销售地区首推香港。上海市场的纱、布的涨价，有时是因广帮字号大量办货到香港而引起的。新加坡地区经营纱、布业的也以广帮侨商居多，如联益、巨安都是新加坡纱布号设在上海的办庄。在菲律宾的马尼拉，闽帮华侨主要经营纱、布。当地的最大纱布号东成、东美都是闽帮侨商开设的，上海的闽帮办庄如建东、建华都是采办纱、布对菲出口的大户。 上海对南洋各地出口土布由来已久，土布由各土布行向农民搜购，然后售予南洋办庄各行出口。起初多是华侨托亲友捎带，数量不大。由于土布质地牢，不透阳光，能吸水，为南洋的锡矿和橡胶园工人所乐用。早期出口的土布中有一种灰布又称缯布，还有蓝色土布等。土布每匹一卷，阔一尺一寸半(通称一尺二寸)。20世纪初，出现土纱和洋纱混纺的土布。1910年前后，商品土布基本上改用洋纱纺织。此期间，上海郊区布庄也兼做洋纱贩卖，农民卖了布，可顺便买回纱。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南洋办庄出口土布，计先后有同永泰、公昌和、诚昌、广记祥，福兴纶、广裕纶等户，每年平均约1.3万—1.4万件，合210万匹左右。其中，广记祥创设于19世纪末，负责人邓耀生，原专营对美国出口翡翠，玉器以及绸缎衣着等，至20世纪初，兼营土布、绸缎对新加坡出口，其后也出口睡衣、针棉织品、日用百货和杂粮等。1910年间，营业额在五六十万银两左右；1921年间，高达百万两，以土布所占比重较大。广裕纶是百年老店，总行设在广州，于1926年在上海设立分庄，专营土布、绸缎等出口，年营业额达100余万元。 中药材出口以香港为集散地，南洋各地都是向香港采购。上海南洋办庄中药材行出口品种中，以清凉剂一类的药材销路最多，大部分经由香港转口。至于成药，上海南洋办庄中药材行原不经营成药出口；约在1927年以前，上海药房如中法、中西药房等都曾自营成药出口。由于推销不得法，多种成药销路不大。其后，委托南洋办庄会丰商店经销推广，销路乃大增，于是上海各中药店和药房逐渐都与会丰有业务往来，其中丸散膏丹如童涵春的人参再造丸、姜衍泽麝香膏、宋公祠参贝陈皮等，西药如施德之痧药水、中法药房杏仁露等，闻名南洋各地。 上海中药材对南洋各地出口，除大黄、麝香、甘草等销往欧美地区，历来由外商洋行所把持外，其他药材一般由南洋办庄经营。上海的南洋办庄经营中药材出口，大都委托香港南北货行寄售。当时香港这种代理行有二三十家，资金几千港元到几十万港元不等，都设在香港文咸西街、永乐西街和机列文街，平时各自经营，不相为谋。这种寄售方式并不是先讲好货价，而是待货物运到香港后，再看货论价或定价待沽。出售后，香港的代理行九八取佣，各项费用实报实销，实际上连同保险费、栈租、上下力等，总在4%左右；且在寄售时，香港行家对有些货物故意压低价格。所以，到了后来，南洋办庄也有在港自设分庄的。 山地货对港澳及南洋地区出口占到70%强。上海口岸山地货出口值仅占全国出口总值17%。不过，上海出口的这些山地货大部分是销往港澳及南洋地区的。如以之与全国山地货对港澳及南洋地区出口值比较，上海口岸所占比重达24.2%。由于山地货品种繁多，规格复杂，而且随季节变化有进有出，因此，客户关系极为重要，双方不是联号就是往来多年的老客户。平时货运往来先记在账上，进出口相抵后再结算。其经营方式，本帮办庄最具代表性，如恒兴﹑顺康行等以经营各种蔬菜等山地货为主，水果为次。 上海向香港的杂粮出口品种，包括各种豆类、豆饼、芝麻、油脂类(植物油以及猪油)等，广帮、潮帮、闽帮各南洋办庄都有经营，主要对香港出口，也有直接销往南洋各地的。其方式由南洋办庄向上海豆市街杂粮行买进，出货后15天付款，打10天期票。当时，沪港轮船很多出货后马上打包，报关托运，货到香港出售后再汇款来也来得及。所以，香港有总店的商家，就可利用这个条件。如无总店或分支机构在港的，国内进货则先须垫款，吃20天的利息。这是对香港地区的做法。上海杂粮对南洋(包括香港)地区出口，以荷印、新马和香港地区占多数，菲律宾、暹罗(泰国)次之，安南很少。其中以绿豆数量最大，黄豆次之，花生、赤豆、芝麻、黑豆则有少量出口。绿豆是供华侨做凉饮，黄豆则制豆腐用，所以出口数量居各种杂粮之首。黄豆出口以东北产为主，也有关内产的黄豆出口。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上海南洋办庄也曾经营一部分东北黄豆(大豆)出口，一般是在上海成交后，由大连直接装船出运；其经由上海出口的大豆，则以津浦线装来的居多。绿豆产于关内，天津绿豆优于明光绿豆。上海南洋办庄所经营出口的都是这两地的产品。此外，各类豆饼、子饼对南洋也有出口，但以黄豆饼数量较大，均作肥田之用；花生以山东、河南产为主；芝麻则以河南产的品质最好。 (四)南洋庄与九八行 在香港向上海转口贸易过程中，上海南洋庄九八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时期，这些行号共有10户商号(参见表2)。  南洋办庄(山地货业)有时也兼做一些山地货进口，如南洋芒果、海味、白藤、胡椒等。广帮中的聚德泰、立大成、梁球记等，都是香港山地货行设在上海的分庄或联号。起先港商都是委托上海的山地货办庄代办，但有些年货必须在春节前赶到，有的品种季节性很强；而且山地货有俏有呆，如果大家都委托上海办庄代办，很难尽如己意，因此，香港行号后来就改在上海自设分庄或联号，只代本行办货，不与他家往来。不过，广帮中如经营云纱出口的广德隆和食油出口的广信隆等，也兼营山地货出口。 19世纪60年代，上海以内贸为主兼营南洋贸易的杂粮行，以潮州帮较早，大都是汕头行家设在上海的分庄，故也称汕头帮。其主要业务是代理汕头总号采购杂粮、豆饼兼及南北货、广绫等，由上海运经汕头出口到暹罗、新加坡等地区，回程的南洋物产再从汕头转运上海。19世纪末期，上海杂粮出口业务渐有发展，主要销往香港及南洋各地，其中一部分仍经汕头转口，潮帮杂粮行在东北营口、牛庄、大连及长江一带的芜湖、九江等处设有分支机构或联号，业务规模很大，一般只做代理，不自负盈亏。这期间，上海的潮帮杂粮办庄有仁诚、黄隆记、谢璧记等，与南洋侨商关系密切，如黄隆记是汕头合顺福的办庄，其新加坡的联号是四顺，香港联号是合顺，经营杂粮、豆饼出口。此外，广帮对香港的杂粮贸易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如广和兴、广德泰、司徒源记等几家开设较早，大都在1890年左右。在20世纪初开业的东生和号，其业主方郁生、方秩臣原是广和兴的职工，经营杂粮出口，开始亦以对香港贸易为主，兼营广州埠际贸易，1913年后，发展到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并在青岛设有分庄，在上海潭子湾设有榨油厂，年营业额达100余万元，至30年代，积有资金约60万—70万元。1932年，拆伙改组，方郁生另设裕生和号，方秩臣另设东和泰，各立门户。而东和泰因经营不善，不久即告歇业。 四 “孤岛”时期与转口贸易的旺衰(1937—1941) 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可称之为“孤岛”时期。在这一时期，港沪转口贸易呈现出从此起彼伏、衰旺不一至共同兴旺的格局。 (一)上海之衰与香港之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地位开始受到影响，也影响到香港与上海之间的转口贸易。原本经上海进出口的主要货物均集中于香港，它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中转功能，并一直与上海保持着贸易联系。 “孤岛”时期的上海对外贸易经历了三个阶段：(1)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38年10月，是上海进出口贸易的空前衰退及逐渐恢复时期。(2)贸易的发展和繁荣期。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口岸的对外贸易中心重归上海，“孤岛”进出口贸易开始复兴。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南洋市场得到拓展，上海进出口贸易出现畸形繁荣。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1940年上半年。(3)对外贸易的停滞期。1940年下半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止，由于沿海口岸逐渐被日军封锁及上海本身经济发展的减缓，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呈现停滞状态。港沪转口贸易也据此走过了相关的阶段。 (二)“孤岛”时期香港与上海贸易的荣枯对比 在上海沦陷后的一年中，上海外贸业务衰落，很多1936年的订货在1937—1938年间抵达上海，内陆交通运输断绝，实销量大减，货价暴跌。一些尚在运输途中的订货，多中途卸下，滞留在新加坡、中国香港、日本各埠，上海商人在“八一三事变”后不再向外订货，战后外货虽运沪不绝，却不是对外新贸易额。 香港进出口贸易之所以突飞猛进，主要原因是战争爆发对上海造成巨大影响，而香港贸易则不受战争的影响，因此两地的转口有了长足的进展。1937年8月，因为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的接轨以及与内陆交通网络的兴建等交通方面的影响，香港成为远东重要的中转站，商船经香港则更为繁忙。整个上海的贸易大部分转移到香港，香港取代了上海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 (三)港沪转口贸易兴衰 上海沦为“孤岛”后，香港与上海的贸易关系相当密切，香港在上海的外贸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大大地推动了港沪转口贸易的发展。 1.大量上海厂商转移到香港发展。为安全起见，在“八一三事变”前，上海一些工商行号先将其存货及生产设备运至香港，有的还在香港开设了分厂。“八一三事变”至1938年下半年，又有17家上海工厂先后将其在沪资产迁港。1938年，在迁港的上海商号中，仅绸缎业就有4—5家。在此情况下，上海对香港的输出激增。1938年1—9月，上海输往香港货值2726万银元，占上海外贸输出总额的19.22%；同期，上海自香港输入货值308万银元，只占上海外贸输入总额的1.75%。 2.上海的进出口量被转移到香港。欧洲战事发生后，由于交通不便、运输船只不足及欧美各国先后采取了贸易统制的政策，欧洲各国对上海的贸易有所收缩；与此同时，上海租界的华商乘机扩大了对香港、南洋的贸易，从而使香港、南洋地区在上海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参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上海对香港的输出贸易自1939年起有猛增趋势，主要是因为欧战爆发前后，上海对南洋的输出贸易激增，而其中大部分经香港转道进行。当时，在香港不仅有港商专门进行南洋贸易，转销国货；也有不少南洋侨商亲自到香港采办国货；甚至还有不少上海厂商先将货物出口至香港，再由香港分销东南亚各地。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输往西南的商品也经香港转运。如当时上海对香港输出的棉纱、棉布，其中就有约40%经香港转往中国后方。日本方面也认为，上海对香港输出的增加，“表示出经由此地对河内、云南贸易路线的旺盛，因此，上海租界的商势通过与香港的交易而作为重庆辖下的物资供给据点而繁盛”。此外，还有部分上海与欧洲的贸易通过香港、越南进行。 3.日军及其对港沪转口贸易的利用。香港因为一直实行自由港政策，成为了日本商品转运的中转站。日军利用“孤岛”的自然环境与中国政府对“孤岛”维持市价外汇的机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为侵略活动服务。例如，它按照军用需要，把出口物资分为三类：一是对有关军用的，由日军绝对统制，严禁商民出口；二是对易于掌握的大宗商品如蚕丝之类，给日商以特权垄断，以便集中掠取出口外汇；三是对一般与军用关系不大和非军用的物资，则允许中外商人通过让日元可以间接套换外汇的所谓“规定手续”以后，准予自由采运出口。 4.在进出口商品结构上，上海自香港输入的主要是食品。在日伪势力的封锁统制下，战时租界粮食供应一直相当紧张，上海工商界便设法从香港获取此类物品。 (四)华商及其对港沪转口贸易的掌握 “孤岛”期间，从事上海对外贸易业务的华商与洋商之间出现了明显变化：在华商方面是，户数增加，业务比重上升；在洋商方面是，除了日籍外，其他国籍的户数都在减少，业务比重下降。这情况尤以出口领域较为突出。据统计，华商进口行和出口行总户数在1937年底共311户(其中进口行98户，出口行213户)，到1941年底，除中途闭歇者外，实存数增为613户(其中进口行115户，出口行498户)。而其中，进口领域仅增17户，出口领域则增达285户。 这一时期，华商“南洋办庄”成为推广沪制轻工业品外销南洋和香港的主力军。由于轻工业产品的货源是来自上海华商工厂，输往国别又是华侨密集的地方，所以，此类轻工业产品向南洋、香港地区出口的业务多为华商经营，洋商的经营比重较小。以户数而论：上海南洋庄在战前有113户，业务较盛的1937年底约存90户。1938—1939年时，因战事关系，一度减少为60户左右。 (五）工业制成品及其他产品的出口 1.上海商品对香港的出口。上海对香港出口则主要是上海制造的轻工业品、布匹、丝织品、油脂类、杂货、蛋及蛋制品、面粉等，其中棉纺织品成为主打。(1)轻工业制品。1938—1941年间，上海的轻工业制品出口“旺势空前”，主要输往地是南洋地区(包括作为南洋跳板的香港)。当时，所有全国出口的轻工业产品几乎全由上海口岸输出；而且输往南洋地区的经营者，“十有八九是华商出口行”，租界的华商通过香港与内陆沟通贸易。1938年，上海对香港出口额为国币3934.3万元，翌年即达6076.3万元。而同期上海从香港的年进口额却只有200多万元。沪货激增的主要是生活资料及金属制品等。此外，上海运往印尼的物品中还包括大量的玻璃与玻璃器皿、搪瓷、铁器及医药品；输往泰国的物品中包括草帽、药品、电灯泡、玻璃等大宗商品；输往菲律宾的物品中包括电器用具、搪瓷器具、铁器及食物；输往香港的物品中包括大量的橡胶制品；输往新加坡的物品则以玻璃、化学品、铁器等为主。(2)中药材。香港是上海中药材出口唯一的集散地。国外购办中药材的，都是在香港向华商经营的庄口采办转运。而上海向香港出口的药材，一向由华商独占。沪药材业同业公会的会员，在战前有一百多家，“孤岛”时期逐增至五百余家。在“孤岛”期间，国外对中药材需求的长盛不衰，外汇上更有利可图，因此，原来只经营内贸的中药行号也开始做起外贸生意来，其中经营出口的由十多家增至三十多家。上海华商药材出口行的从业人员，甚至曾把“孤岛”时期视为该业的“黄金时期”。 2.棉纱、棉布的出口。1939年，上海棉纱运往香港占上海棉纱销售总量的1/4以上，平均每月达7500余件。这种出口构成，与上海的工业结构有关。长期以来，上海一直是中国轻纺工业的中心，其他重工业则相当落后，因此，“孤岛”可供输出的主要是轻纺工业产品。在1941年7月江海关明令禁止棉货出口前，上海棉纱、棉织品出口到南洋各地的价值在上海对南洋各地输出货值总额中所占比重是，越南、印尼达70%，菲律宾、马来亚为60%，泰国、香港地区在50%以上。其中，棉纱是对印尼、香港等地的主要输出品，棉布是对香港地区、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地的主要输出品。 (六)上海从香港输入的主要商品 1938—1941年，“孤岛”轻工业制品对外贸易旺势空前、畸形繁荣，上海租界的华商在香港与上海转口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上海从香港的年进口额却远远低于出口额。在进口商品当中，自香港输入的主要是粮食，以米、小麦、面粉为主。1938—1940年，粮食的进口一度达到上海进口总值的20%以上。 农、矿产品是上海自香港、南洋地区进口的主要商品，主要包括越南、泰国的稻米，印尼的汽油、煤油、糖，新加坡的橡胶、药品、香料，越南和印度的煤、麻袋，澳洲的小麦、面粉，以及印度和缅甸的棉花。另外，煤炭、石油、纸张、烟叶、化学制品等都是上海口岸主要的进口商品。据统计，1940年下半年，上海洋米进口共225万公担。其中，自越南进口169万公担，自泰国进口为50万公担，自缅甸进口也有3.6万公担。1941年1—11月，越南米运沪为266万公担，缅甸为256万公担，泰国为82万公担。同期，上海自澳洲输入小麦25万公担，面粉16万公担。此外，1941年，上海进口洋煤99万吨，其中越南输入37万吨，印度输入8万吨。同期，上海自印尼输入的食糖与石油分别占上海食糖、石油国外输入总额的73%和82%。 综上所述，考察香港与上海近百年的转口贸易历程，它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各具特点：(1)开港初期，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产地都靠近上海，且主要产区与上海间有较为发达的航运和航线，上海因此有了其他四个口岸所没有的地理上的通商便利。作为新开港的口岸，从香港迁往上海的商人，可以在上海口岸的对外贸易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了扩大市场，获取更大的利润，香港可以在条约规定的条件下自由发展。在与中国其他港口的贸易中，它也可以自由寻找合适的华商充当买办，采购所需货物。(2)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19世纪末，香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贸易中心的转口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丝绸、茶叶、北方的土货以及上海港出口的杂货，在上海出口中的比重逐渐扩大；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成为沪港贸易中重要的出口商品。(3)1900—1936年，香港与上海的转口贸易进入一个新阶段。20世纪上半叶，上海作为中国外贸转口中心的地位呈衰落态势，糖、米、海产品逐步取代之前的鸦片贸易。在香港向上海转口贸易过程中，上海南洋庄九八行起到了重要作用。(4)“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为“孤岛”，工商业遭受沉重打击，港沪转口贸易呈现出此起彼伏、衰旺不一的特点。1937—1938年，进出口业务极度衰落，上海贸易锐减，从前上海在东亚所拥有的繁荣被香港逐渐取代；广州、武汉沦陷后，上海进出口业务重新回升。1939年9月以后，上海进出口畸形旺盛，港沪转口贸易有开始畅旺。到1940年，日军封锁中国的沿海口岸，上海进出口贸易被迫停滞，自此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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