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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秋瑾被杀。次年（1908）秋，陶成章将秋瑾案写入《浙案纪略》。十月，赴缅甸仰光，任《光华日报》主笔，将《浙案纪略》陆续登于《光华日报》。《浙案纪略》写秋瑾案，有两段文字涉及汤寿潜，内容相似，其中较为详细的一段说：“秋瑾既自沪旋绍，不知以何因缘改五月二十六日师期为六月初十日。先是，绍兴士绅既有恨于瑾，又因师期屡改，密谋尽露，于是绅士胡道南等密禀知府贵福，贵福亦已早有所闻,因未知其确,不能发难。至是，遂上省请兵，比到杭城，先见巨绅汤□□，□□素恨瑾，力怂恿贵福去之。贵福遂面禀浙抚张曾敭，曾敭使其幕友张让山询之□□，□□答曰:'是等人不杀何待?’让山以覆曾敭,已复从中下石,曾敭之意乃决,遂徇贵福之请,使贵福先归，预为措置，瑾不之觉。”文中的“巨绅汤□□”，即指汤寿潜。显然，《浙案纪略》关于汤怂恿杀秋瑾的情节来自坊间传言。陶成章将其写进书中，说明他是信以为真的。秋瑾为光复会同志，陶因此恨汤则是自然之事。有了这个背景，当浙江光复，汤、陶成为同僚后，照常理推测，两人关系应该很紧张。谢一彪、陶侃著《陶成章传》就是这样看待汤、陶关系的。宣统三年（1911）九月十五日（11月5日），杭州光复。革命党推汤寿潜为浙江军政府都督。汤是立宪派，与革命党不是同道，也没有为革命作过贡献，但在政坛和民间都有巨大影响力，将他推为都督，他就成为革命的一面旗帜，对于革命的后续推进无疑是非常有利的。革命党可谓深谋远虑。在革命党阵营内，陶成章的威望很高。如果推一名革命党人为都督，则非他莫属。革命党没有推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社会影响力远不如汤寿潜；二是他没有参与光复杭州的行动。光复杭州前夕他才回国，其时革命党已经商定推汤为都督。在汤寿潜任都督的问题上，革命党与非革命党、革命党与革命党有激烈的斗争。从杭州光复前开始斗争，到汤正式上任前夕还在斗争。杭州一光复，陶成章就回到了杭州，肯定经历了这场风波。从史料来看，他没有反对汤任都督的迹象。《陶成章传》认为陶反对汤任都督。但它没有提供直接的史料依据，看来只是猜测。光复杭州时，旗营头目贵林起初不愿投降。后来汤寿潜从上海被请回杭州，与贵林面谈。由于两人有私交，贵林才同意缴械。杭州由此避免了一场血光之灾。两天后，革命党人趁汤不在杭州，找借口杀了贵林。汤愤而去职。章天觉在《回忆辛亥》一文中，说汤“乘隙挟衣被至车站，欲潜赴上海。陶成章悉其情，派兵追踪挟回，责以大义。汤虑为贵林之续，噤不敢言，视事如故”。由于秋瑾之死，王金发对汤寿潜恨之入骨，甚至欲以枪相向。秋瑾之弟秋宗章说，开秋瑾追悼会时王金发“登坛演说，痛斥蛰仙，其辞甚激，至欲取手枪往都督府，击蛰仙以泄忿，为人劝阻而罢”。在反对汤任都督的人中，王的态度最为激烈。反对失败后，领兵回绍兴，自立政府，自封都督，截留盐茶局款，明摆着与汤作对。汤写信斥责，令其将款项交军政府。对汤、王的不和，陶成章进行了调解。张云雷《辛亥革命见闻琐谈》说：“当时杭州情况很混乱，主要是党争相当厉害。光复会的人和非光复会的人、尤其是和国民党人之间的矛盾很大......陶成章从绍兴调停王金发的事情回到杭州，对我说：'现在南京都没有打下，杭州这班人就闹得这样厉害了。咱们不要缠在里头了，到上海去安下身来。龚未生等几个朋友已经在那里联络各方面的人谋攻南京，咱们也去，现在攻南京要紧。’”革命党推汤为都督，只不过想利用其影响力，并不想他实际管事。因此，在革命党设计的军政府体制内，都督只是一个傀儡，并无实权，各部部长都由革命党担任。汤寿潜写信给张元济，抱怨说：“此间歧异，党中有党，变幻之数，巧历不能算，殆为革命时代所必经之阶级。潜一身不足惜，深恐破坏之后再加破坏，不敢一怒径去。古□云：我不地狱，谁当地狱。苦心不求人谅也，委蛇以济之。军政属之司令部，民政属之民政部，一省之内，颇似脑胸之双头政体，公亦可以鉴其进行濡滞之故矣。”革命党不仅占据了实权部门，而且设立参议会，规定重大事项须经参议会议决，举陶成章任参议会主席，以此来制衡汤。章天觉《回忆辛亥》提及陈其美在上海设中华银行，向浙江军政府借钱一事：“盖上海光复后，最严重之难关，厥为经济。决设一银行发行纸币，借以过渡......正在草拟章程，而共叹资金之不易募集，闻予言，大喜，即电汤索协饷二十万两，移充中华银行发行纸币之准备金。汤得电后，即商之陶成章参谋长，陶答'容缓商’。汤遂告高，令发电婉拒。”
但章天觉却说汤不想借款给陈，而“诿过于陶，要亦为下井之石也”，有意在陈、陶之间制造矛盾纠纷。此说实在不合情理。而《陶成章传》予以采信。虽然汤寿潜与革命党无共同语言，但当上都督后，是支持革命的，力主北伐。陈其美为设中华银行而借款，也与北伐有关。汤没有理由不支持。但他不可能自作决定，必须与陶成章商量，必须通过参议会讨论。假如他不支持，也不可能虚构说是陶成章不同意。这种谎言很容易被戳穿。至于陶以“容缓商”为词，应当基于他对陈的了解。陈爱好嫖妓，且以华侨资助革命的捐款为嫖资。吕公望回忆，陶成章说“陈英士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我五年来在新加坡等处筹来的款约一百十万元，给他作组织革命之用，现在我回来一查，都被他大嫖大赌用掉了，现在我再不与他合作了”。上海光复后，陈积习难返，以至于有“杨梅都督”之称。章炳麟谴责他“自言饷糈匮竭，日有征求，而珍翠细饰，逋负数万，斯岂军中所用”。为了攻打南京，九月下旬陶成章在上海“特召集旧部之光复义勇军急速进剿,并电饬浙属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以为后援。一面电吿外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又设立沪地机关,名曰: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沪局。札派同志朱立冈、赵汉卿、王致同、张蔚裁四君总司其事。又商同浙都督汤公，于浙属各府设立筹饷局,以便接济,誓必灭此朝食矣”。由于浙江参议会不同意，陶成章在浙江设立筹饷局的计划受阻。章炳麟当时在上海，陶知其为汤老友，于是拉上章，给汤写了一封信，目的是说服他与参议会争权。汤给两人复信，说：“人以为幸福在前，我以为大劫方始，不待汉皋之挫，已预言之。下走生平所病，在不争权利。公乃以争权利药之，如证不对何？下走不争，而不能积诚以化人之争，此则所返躬而引为大戚耳！......焕公以饷章不通行之故，微有所不慊于下走。参议处不承认，下走安能以专制行之哉？”《陶成章传》认为陶在浙江筹饷不顺利，是因为汤“以种种借口予以搪塞”。然而，陶筹饷是为了北伐，汤也力主北伐，怎么会“以种种借口予以搪塞”呢？设筹饷局这样的事，最终决定权在参议会，并不是汤所能决定的。对汤面临的困难，陶、章是了解的，所以才要汤争权。可见，汤说“参议处不承认”，是实实在在的情况，并非借口。对陶成章在上海练兵，章炳麟有说法：“初，赵伯先之死，未有疑克强者也，焕卿不能分别，并恶之。至是，日与黄、陈不合，自设光复军总司令部于上海，募兵。余告之曰：'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武昌方亟，君当就蛰仙乞千余人上援，大义所在，蛰仙不能却也。’”
可见，章认为汤对陶是支持的。《陶成章传》之所以认为汤搪塞，是因为不了解汤，且对汤、陈关系有误解。从陶、章一起给汤写信，汤给二人回信，可以看出汤、陶关系并不差，甚至有私交。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也传递出这个信息：“上海光复，陈为沪军都督,李为上海民政长，知革命计议多在惜阴堂，亦来与会。汤寿潜时长浙江铁路局，来往沪杭,因介绍浙江光复党人陶成章来会。”“惜阴堂”为赵凤昌私宅，政界名人常在此聚会，商讨大事。如果汤与陶关系不好，恐怕不会将他介绍给赵。十一月十五日（1月3日），汤寿潜被任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次日，致电浙省议会，推荐陈其美、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为继任都督候选人。如果汤寿潜与陶成章关系不好，他还会推荐陶为都督候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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