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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所见，我的主业是股权激励） 
学习内容：卷第十七，汉纪九 （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4年，共7年）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提出“独尊儒术” 【原文华译】 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 冬，十月，汉武帝下诏，要求各地推荐贤良、刚正和直言极谏的人，并将亲自策试他们，听取关于古今统治之道的观点。参加策问的有百余人，其中广川人董仲舒在试卷上如此回答： 道，是所依从往行的治国道路；仁、义、礼、乐，则都是实现治平的工具。圣王薨逝之后，子孙之所以还能长久安宁数百年，都是礼乐教化之功。为人君者，没有不想让国家安定存续的，但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政乱国亡呢？是因为他们用人不当，也没有遵循治国之道，所以政治就一天天走向败坏灭亡。周朝的道，是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衰微的，不是没有道，而是周幽王、周厉王不遵照道去做。后来，周宣王思慕先王的德政，兴滞补敝，阐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道又粲然复兴。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的结果。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废完全在于君王自己，而并不是说由天命来规定。政治之所以变坏变乱，都是国君自己的行为不合道，失去体统。因此，为人君者，自己要先正心，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夷狄各族也就不敢不一于正，而没有邪恶奸诈滋生其间。于是，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万物和谐，万民繁衍，所有福气之物、祥瑞之兆，全都来了，这就是王道的极致！ 孔子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孔子哀叹自己的才能可以让凤鸟至，河图出。但是，他有德无位，地位卑贱，没有机会施展啊！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于可以让王者祥瑞并致的地位，掌握可致的权势，又有能致的天资，行为高明而恩德博厚，智慧明达而意图美善，慈爱人民而喜好人才，可以说是仁义之君了。但是，天地鬼神，还是没有反应；美善的祥瑞，一个也没有出现。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教化不立，万民不正。万民之从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不修建教化的堤防，就不能制止。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南面而治天下时，没有不以教化为根本大事的。在首都设立太学，在县邑设立庠序，用仁来浸润人民，用义来砥砺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他们的刑罚很轻，禁止做的事情，没有人会侵犯，都是因为推行了教化而风俗好啊！ 圣王继承乱世，首先要扫除乱世的痕迹，全部消除，然后重修教化，崇尚美德。完成了教化，形成了风俗，子孙就依循这教化风俗，五六百年也不会败亡。秦朝呢，毁灭先王之道，为苟且之治，所以立国十四年而亡，而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让风俗薄情险恶，人民背理顽劣，触犯法令，拒绝教化，到了如此糜烂败坏的地步。臣私下做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的要解开琴弦，重新安装，才可以弹奏。为政而不行，严重的要改变风俗，施以教化，才可以重新梳理。自从汉朝得天下以来，虽然总是想要治理，却至今得不到善治，就是该更化而没有更化的缘故。 我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让人们在年少的时候就去学校读书学习，成年之后再根据他的才能，授给他官位。用官爵俸禄来滋养他的美德，用刑罚来威慑不让他做坏事，所以人们能晓于礼义，而耻于犯上。周武王奉行大义，消灭残暴的纣王。周公制作礼乐以文教天下，以至于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时期，礼义隆盛，天下无贼，监狱空虚四十年。这也是教化而非刑罚的效果。 到了秦朝就变了。秦王师从申不害、商鞅之法，实行韩非子的学说，憎恨帝王仁义之道，崇尚贪暴的狼性，坚持表面的法律条文，而不问事情的本源实质，善良的人不能免于刑罚，作恶的人反而未必受刑。所以百官都行虚礼，说虚话，而不顾事实，看上去有侍奉君王之礼，却藏着背叛皇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所以受刑者甚众，死者一个接一个，而奸恶的事情永无止息，这是风俗败坏了的缘故。 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人民没有不服从的，然而老天并没有降下祥兆，这是为什么呢？您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事吧！曾子说：“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尊奉他所听到的道理，就会变得高明；按他所知道的道理去做，就能变得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关键在于意识，在于你有没有诚意正心去做！）希望陛下遵循采用您听到的这些道理，诚意正心于内，切实笃行于外。长此以往，陛下的功德与古代三王也没有什么两样了。 平时不养士，到了要用人的时候再来求贤，这就好比一块玉石，你不去雕琢，却希望它有美丽的文采。而养士最重要的举措，莫过于设立太学。太学，就是培养贤士的地方，就是教化的本原。如今，郡或封国的人口众多，但是召他们来参加皇上的策问，却没有什么人应征，那就是因为王道已经断绝失传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之后再经常考试策问，以尽其才，使英俊之士可以为国家所用。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表率和导师，让他们承接陛下的教诲，宣扬教化。如果这些导师自己都没有贤德，那么皇上的美德就不能宣扬，皇上的恩泽就不能施布。然而，如今的官吏既不能教导百姓，又不能听从主上的法令，反而暴虐百姓，以权谋私。贫穷孤弱的人因此蒙冤受苦，流离失所，不能让陛下称心如意。于是阴阳错谬，戾气充塞，人民生活困难，得不到救济，都是因为官吏不贤明，以至于此！ 官吏的来源，一是郎（中宫廷禁卫官），二是中郎（皇家警卫官），三是俸禄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拔郎吏又以财产为标准，未必有贤德。而且，古代的有功者，则是以他任官职的能力而非年资为标准：如果他的才能小，任职时间再长，也是小官；如果他是大贤大才，就算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成为君王的辅佐。所以有关官员都竭心尽职，努力做好他的工作，争取立功。如今则不然，时间混得长就可以升职做官，所以廉耻混乱，贤人与无才之人混杂，不能体现出每个人的真才实学。 臣建议：让诸位列侯、郡守、二千石以上官员，各自选拔他的境内贤能的吏民，每年举荐二人来做宫廷宿卫。从他们举荐的人的表现，考察他们的贤能。被举荐人如果有贤能，给举荐人赏赐；被举荐人如果不好，给举荐人处罚。如此，则二千石以上官员都尽心访求人才，而天下之士也能得到官位了。如果能得到全天下的贤人，则能达到三王时期的鼎盛，甚至可以达到尧舜的名声。不以时间长短为功，而以考试贤能为上，量才以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就能将廉与耻、贤与不肖的人区分清楚了。 我听说，积少可以成多，积小可以至大，所以圣人无不是从黑暗到光明，从微末到显贵。尧本只是一个诸侯（唐侯），舜本来是深山里的农夫，都不是一步登天，而是逐渐到那个地位。自己说的话，不可能再堵塞回去；自己的行为，不可能掩藏。君王的言行，是治国的大事，也是君子之所以感动天地。所以，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能将小事做到极致，就是高大，能在细微之处谨慎，就能显著）。积善在身，就像小孩子一天天长高，却不觉得；积恶在身，就像火烧油脂（好比点蜡烛），一点点消亡，也没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尧舜得到美名，而桀纣的下场可悲。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而不厌倦的，就是道。遵循道，则万世无弊害；有弊病，那是因为失去了道。先王之道，也有偏颇的地方，所以，政治也有不明而行不通的时候。这时，就矫正纠偏，补救缺失。三王之道，源头不同，但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他们所遇到的时变不同，所以各自有增有减。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无为而治的，就是舜吧！）改变历法和服装颜色，只是顺应天命而已，其他的一概因循尧的道，没有什么改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根本的道，并没有改变。夏朝的核心价值观是忠，殷朝是敬，周朝是文，那是根据他们所继承的上一个朝代的弊病针对性地加以补救。孔子说：“殷商的礼，是在夏朝的基础上制定的，有增有减，这我们知道；周朝的礼，是在殷商的基础上制定的，有增有减，这我们也知道。以后，或许有继承周朝的，就算是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大概会怎样。”这就是说，就算是以后一百代的王者，他所用之礼，也不过是忠、敬、文，这三者而已，因循为教，立政垂则，不会离得太远。夏朝继承的是虞，但夏没有说在虞的基础上有什么增减，那是因为他们的道一样，而彼此崇尚的理念相同。道的源头是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圣相传而守同一个道，政通人和，不需要救弊，所以孔子没有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增减。由此观之，如果传下来的是治世，则道相同；如果继承的是乱世，则道要变革。 如今，汉朝继承的是乱世，所以应该变革道——稍微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古代和今日处于同一个天下，用古代的准则来衡量的话，为什么现代反而比古代差得那么远呢？为什么今天反而错谬乖戾到这个地步呢？是不是有所失于古道，或者说有所违背天理呢？ 上天赋予万物，是有所分际的：给它尖牙利齿，就不给它角；给它一对翅膀，就只给它两只脚。所以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占小的。古代给官员俸禄，他就不需要耕田，也不能从事工商业，这也是得了大的就不能占小的，和上天给动物器官的分配是一样的。如果是哪头都要占，拿了大的还要拿小的，就是上天也满足不了，更何况人呢！这就是人民嚣嚣而怨，不得满足的原因。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家庭饱暖，享受着丰厚的俸禄，还要去与民争利，百姓如何能够抵挡他们呢？于是百姓的生计一天天被侵夺，最终陷于穷困。富者骄奢淫逸，贫者穷极愁苦，民不聊生，不得不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就是刑罚越来越多，奸邪却不可抑制的原因。 天子、大夫，是下面的人民效法的榜样，是远近四方崇拜向往的对象。近处的人仰望而模仿，远方的人遥望而仿效，怎么能居于贤者之位，却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呢？迫不及待地追求财富，唯恐财物匮乏，这是老百姓的事；迫不及待地追求仁义，唯恐不能教化人民，这是士大夫该干的事。《易经》上说：“负且乘，致寇至。”乘，是乘车，是君子的事；负，是背负重物，那是老百姓的事。这就是说，你居于领导者之位，却干着老百姓的事，祸患就一定会到来。居于君子之位，就要有君子之行。就像当初公仪休做鲁国宰相，回家看见家人织布，很不高兴；又看见妻子吃自家菜园种的葵菜，更愤怒，把菜给拔了，说：“我已经有国家的俸禄，为什么还要去抢夺菜农、织女的生计呢？” 《春秋》说“大一统”（万物之统皆归于一，诸侯都归统于中央，不得独自统治），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如今各种老师太多，议论不同，百家学派，就有百家治世的处方，意旨不同，所以皇上也没有一个能形成“大一统”的理论，法制经常改变，在下位的人不知道该遵守啥。依臣愚见，所有不在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之内的各家学说，以及和孔子思想相违背的，全部应该根绝，不要让它发展起来。只有歪理邪说灭绝了，道统纲纪才能一统，法令明确，人民才知道该依从什么。 皇上非常欣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丞相。会稽人庄助也参加了这次贤良对策，被提拔为中大夫。 丞相卫绾上奏说：“各地所推举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子、苏秦、张仪之学问，用他们的言论惑乱国政的，请一概罢黜。”皇上批准。 董仲舒年少的时候就研究《春秋》，孝景帝在位时是博士，不符合礼仪的事一概不做，学者们都尊他为师。等到做了江都国丞相，侍奉江都易王。易王是皇上的哥哥，一向骄纵好勇。董仲舒用礼来匡正他，易王对他非常敬重。
【学以致用】 01，《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形式，有的年份没什么重大事件就一笔带过，有的时候把重要人物的重要行为记载下来，后来的人根据这个来推敲领悟。领悟什么呢？这就要看你从思想，政治，历史，人性，志向，规律，人生，命运，权谋等等哪个维度出发了 02，干事业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所以，汉武帝上位后，立马要求各地推举贤良 经营企业也有三大所缺：缺钱，缺资源，缺人才 人才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内部黄埔军校培养，一个就在对手那里，或者是成交你的那些公司那里。 教员曾经说过，在任何时候，人都是第一重要的。 03，孔子有王者的能力与信仰，但是，他没有这个条件来施展这一身的才华 如果你感觉自己有才能却没有机会施展，也不要太自责，即使是圣人，也有这样的境遇。 想想看，如果孔子是一国之君，有资源和条件可以让他施展，会不会更早地统一？老百姓会不会变得更好？ 我想也不一定 一个是，世界上没有“如果” 二个是，只有教员才能做到这个地步，毕竟孔子还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并不是代表天下的广大的无产阶级的人们。这个思想的沉淀，升华，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经过当年那一次三千年未有之变革的痛才行，需要无数的鲜血铭刻 04，重视教育，强调文教 西汉的文治思想，最开始是由贾谊发端，到这里就是董仲舒发展到了一个关键地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些大儒很有见地，尤其是贾谊，他除了提出裁抑诸侯国和抵制匈奴外，尤其强调的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移风易俗 强调教育太子，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这些当权者，诸王，列侯家庭已经出现堕落腐化，没有教育就维持不长久 放在现在来讲，做父母的，在事业上拼命建功的时候，子女的教育一旦缺失，谁能立业？做大了事业，没有合适的人接班，是不是很苦恼？ 教育不到位，分配的不好，子女斗争，受伤的是谁？ “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移风易俗” 这句话，既是管理公司的法则，又是教育子女，兴旺家族的法则。 理，到了一定的层面，在各行各领域都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学更多知识，是明白背后的那个“理”， 而不是成为两条腿的“图书馆” 05，贾谊虽然被周勃，灌婴等排挤，但是他的主张一一被汉廷采用。汉武帝以王臧为师，王臧是儒生，武帝即位，大兴儒术，跟他早年所受的教育有关。 所以说，小孩子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就看你在他很小的时候植入了什么基因“种子” 以我的长相，性格，同学一见我就说，我这个人是很难相处的，脾气是很暴躁的 我认可了他的说法，但是，我恰好与他说的相反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并且，爷爷与奶奶的感情很好，爷爷很有担当。 虽然他们没有语言上说什么大道理的话语，但是一言一行的画面，在无形当中教育了我 这是我从自身经历中，体验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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