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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真 徐向前长期以来是中国人民军队独当一面的重要领导人，在几十年波澜壮阔的戎马生涯中，他是驾驭战争的高手，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指挥靠前，从容镇定；他知己知彼，有谋有断，善于审时度势，驾驭战局，灵活制敌，显示出高明精妙、出奇制胜的高超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创造了围点打援、收紧阵地、飘忽战术、运动战法则，提出了“人山”战略思想，打赢了数不胜数的以少胜多、以少歼多的战役，从而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指挥风格和特色，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使他在为中共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事业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与发展中，始终一往无前、屡建奇功。 机动灵活进行“打活仗”的运动战 （一）以“逐步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反“围攻”取胜 徐向前认为，驾驭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中心点在于一个“活”字，即高度的灵活机动性，其中包括灵活分合兵力、调动敌人、选择战场、先机制敌、迂回包围、速战速决和乘胜追击等一系列战法。他认为，“如果说阵地防御战、城市攻坚战叫'打死仗的话，那末，运动战就叫'打活仗。离开了'活字，便不成其为运动战。”“灵活机动”是运动战的“核心”“命脉”和“奥秘”所在。 早在鄂豫皖根据地时期，徐向前就开始实行“飘忽”转战、运动歼敌的战略。认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固然是红军粉碎敌“围剿”的基本方针，但在一定条件下，以战略外线的先发制人积极进攻手段，在敌“围剿”计划付诸实施之前便加以粉碎，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主张在战争问题上，摒弃一切只知固守某一种方针的机械论。他曾于1931年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忽东忽西的外线出击，连续发起4次进攻战役，歼敌6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 川陕根据地时期，徐向前又从当地地形、敌情、兵力和民情等条件出发，创造了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反“围攻”运动作战战法。即当优势敌人几路围攻时，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战法，依托山险隘路密林，先以部分兵力节节防御逐步向心退却，待大量消耗和疲惫敌人后集中兵力实施总反攻，大纵深迂回包围全歼敌人。为此，战役上的持久与战斗上的速决相结合；以运动性的阵地防御战为逐步消耗敌人的主要手段；战役初始阶段应同时抗击多路敌人的围攻；在逐步向心退却过程中达成集中兵力；战略退却的终点和决战战场一般选在根据地的后部；大规模运动歼敌在反“围攻”的最后阶段实施；部队要掌握山地战、隘路战、阵地战、攻坚战、丛林战、追击战和认摸夜袭等多种战术手段，灵活制敌。 1933年2月，进入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遭到四川军阀田颂尧38个团6万余人的“三路围攻”，敌人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大巴山下。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徐向前摆开扇形运动防御阵势，命令部队边打边撤，逐次“收紧阵地”，最后撤到川陕根据地后部的通江空山坝西南张网以待。敌人被徐向前的战术所迷惑，以为红军不堪一击，便放心长驱直入。在敌人进退失据、疲惫沮丧而我军反攻时机成熟之机，徐向前指挥红军集中兵力实施反击，迂回包围敌人，打敌个措手不及，一举打垮敌左纵队。敌中、右纵队见左纵队溃败，也不战而逃。这时，徐向前乘机扩大战果，猛烈追击敌军，胜利打破敌人的围攻。此役历时4个月，共歼敌2. 4万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狠狠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创造了收紧阵地、集中攻击的战例。 敌军不甘心惨败，1933年底，刘湘又纠集25万余国民党军队，兵分六路“围攻”川陕根据地，扬言在3个月内肃清红军。敌军依仗着优势兵力和装备，企图以“分进合击、步步为营和稳扎稳打”的堡垒主义战法，将红军围困消灭于大巴山区。 徐向前分析敌情后，决定采用决战防御的办法，依靠地方武装和群众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寻机各个击破。具体来说，他根据敌我力量、地形特点和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仍然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以8万余红军和大量地方武装构成了宽正面、有重点、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体系。红军将士在徐向前指挥下，分东西两线布阵迎敌，徐向前坐镇的东线是主要作战方向。在收紧阵地的过程中，红军选择山险要隘构筑坚固工事，据以有利地形，发挥近战夜战、运动战等战术特长，以弱击强，以寡御众，以少胜多，一次次地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大量地杀伤其有生力量。经过4期逐次收紧阵地和运动反击，最后红军主力数万人集中收缩在纵横仅一二百里的万源地区，实行决战防御。万源保卫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险恶之战，徐向前毅然决然“聚三军之众，投于险地”，以无畏的精神，率部与敌拼杀，进行决战防御，战斗激烈时，他指挥在前，奋勇当先，反复强调“硬着头皮顶住”“坚持最后5分钟”。红军将士在粮弹无继的条件下，以革命胆略和坚韧毅力，与敌血战了20余个日日夜夜，终于击退敌军主力的疯狂进攻。后又紧紧抓住敌人屡遭打击、勇气消失、兵无斗志之机，发动反攻，突破敌防线，自东向西，横扫千军如卷席，一路收复失地，直抵嘉陵江边，战果频传。 到了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的反六路围攻战役进入最后的反攻阶段。徐向前在宣汉的马渡关地区，决定红军主力左旋，截断东面敌军的退路，打一个歼灭战。东面的阵地呈斜形，红军横插过去，越过一条小河，卡住山埡口，溃退的敌人就插翅难逃。但这时，远在通江洪口场的张国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部队西旋，攻打范绍曾第四师。徐向前认为，西面不是刘湘的主力，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你还未旋过去，敌人就会跑掉，只能打个击溃战。因此，他力主东旋，不同意西旋。但在电话里与张国焘讲来讲去硬是讲不通。这次“马拉松”式的电话竟打了五六个小时，最后，张国焘不耐烦地喝问：“你们听不听我的意见？听，就按我的意见办；不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命令部队西旋。西旋的结果，不出所料，劳而无功。范绍曾见红军西旋，慌忙带上部队逃跑，五昼夜竟南窜400余里。endprint 徐向前见兜不住敌人，令部队停止追击，回师东旋。但东边的敌3个师已经撤逃到宣汉附近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筑起防御阵地固守。至此红军的东线反攻遂告结束。徐向前随即转向西线想办法。他令东线主力红军，冒雨向通江东南的麻石场和刘坪一带集结，向西突击。从8月28日起连续突破敌两道防线，兵分三路向巴中、仪陇、营山方向追击第三、四两路的溃逃之敌。9月11日，徐向前和李先念率三十军及九十三师准备从西北的黄猫垭、旺苍坝地区对敌第一、二两路实施大纵深迂回，同西线红军合力歼敌。这一战略计划又遭到张国焘的反对。但这次徐向前和李先念来了个机断专行，徐向前更是声明：“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 徐向前的缜思断行，使红军在黄猫垭，就以大纵深迂回，痛快淋漓地打了一个大歼灭战，仅黄猫垭歼灭战，全歼川军10余个团，毙伤俘敌1.4万余人，取得反攻以来的最大胜利。 徐向前率部浴血奋战，同敌军较量10个月，最终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空前胜利。先后歼敌8万余人，其中，毙伤敌官兵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枪3万余枝、炮100余门，予四川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创造了决战防御、各个击破的光辉战例，是红军很好地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的范例，是红军战史上歼敌较多的一次大胜仗，也显示了徐向前善于指挥大规模战役的高超指挥艺术。反六路围攻战役也是运用“逐步收紧阵地，诱敌深入”战法的优秀战例，它表明：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实行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是粉碎敌人“步步为营、持久围攻”战法的有效手段。 （二）集中优势兵力以少胜多打赢晋中运动战 解放战争时期，在率部以1.8万斤炸药创解放战争坑道爆破战术之最攻克临汾后，徐向前又率领仅以地方部队为主的6万人横扫晋中，强调和运用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敌、出敌不意、预有计划地创造战场、运动神速、灵活交替变换攻防战术等作战思想，采取包抄围攻、灵活机动的战术，连续作战一个多月，把阎锡山的精锐野战兵团大部歼灭，其中包括由日本人组成的暂编第十总队（抗战结束后，阎锡山收编了不少日本军人），头目元泉馨（起中文名原泉福）少将被击毙。这些鬼子一听到徐向前的名字就胆战心惊。追击时，解放军战士冲进一间挤满日本兵的屋子，为首的日本军官问：“你的太君的徐向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本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此役历时40天，连克县城14座，歼灭阎锡山野战军10万余人，保卫了晋中麦收，为尔后夺取太原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晋中战役，堪称中国战争史上灵活用兵、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其成功之处在于：徐向前率解放军利用敌人弱点，有效地调动了敌人，取得了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战机。首先，抓住敌人粮食极端困难、必然会组织抢收麦子的弱点，先敌以一部进入汾阳、孝义、灵石产麦区，调动了介休、平遥、祁县敌主力向西，然后声东击西，以我之主力突然进击介、平、祁，歼灭了一部分回援之敌，开局一着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战役主动权。接着，我军利用赵承绶惧怕后路被切断而无法北返太原老巢的心理，采取前牵后逼的办法，以一部兵力切断了太谷敌北撤榆次通路，迫敌主力北撤，并在敌北撤途中迅速包围和各个歼灭了赵部主力。 此役中徐向前率部一举歼灭国民党精锐10万，实乃用兵奇略，深得毛泽东的赞赏。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到徐向前汇报晋中战役情况时插话说：“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话语中充满对徐向前指挥才能的赞扬。 创造性地开展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游击战 （一）因地制宜采用“围点打援”连战连捷 1929年6月，徐向前来到鄂东北地区，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此时师长已牺牲。该师编制为4个团，但实际上兵力不足一个营，即仅有黄麻起义后留下的300多名农民战士。徐向前到部队之后，就赶上了反动军队的频繁进攻。但由于他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的艰苦战斗中已锻炼出非凡的勇气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头一次带队上阵时，敌人的机枪扫过来，没经验的战士都趴在地上不敢抬头，而徐向前却站在那里岿然不动，就此在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此后，哪里战斗激烈，他就拿着驳壳枪出现在哪里。徐向前在率领这支不足一个营兵力队伍的时间里，不仅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影响，而且壮大了队伍。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回忆说：“向前具有惊人的军事胆略，从不知恐惧为何物。越是大仗、硬仗、恶仗来临，他越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因此，红四方面军善打硬仗、恶仗，是与他特有的指挥风格分不开的。 在鄂豫皖地区，徐向前担任的是军事主官，负责军事指挥，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打赢战争的基础上，利用当教员养成的善于总结经验的良好习惯，于1929年末和其他同志一起总结多年作战经验，提出了游击战术7条原则：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敌情不明不与作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加以扰乱，然后采取突击的方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游击战术原则与毛泽东等在井冈山斗争中创造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徐向前等率领鄂东北根據地的红军面对强大敌人，不断取得胜利，红军队伍也不断壮大。 1929年6月，蒋介石派独立第四师和河南的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开始对鄂东红军“会剿”，当时根据地内只有红三十一师的两个队100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巨大的情况下，徐向前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策略，在根据地群众配合下，连续五战五胜，粉碎了这次“罗李会剿”。八九月间，又采用同样策略粉碎“鄂豫会剿”和“徐夏会剿”。这三次“会剿”敌人都派出了绝对优势兵力，但都被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巧妙击败，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endprint 更为典型的战例即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数次战斗中，徐向前灵活机动运用这些游击战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1930年，鄂豫皖地区的三个红军师合编为红一军，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后，徐向前任参谋长。他不喜欢出头露面，更不愿张扬自己，从来都是扎扎实实地做事，而且尽一切可能把事情做好。对每一件复杂的事情，他经过反复琢磨，总要想出两三种解决办法，当一种办法行不通时，立即改用另一种办法，这样，他处理问题总是显得从容不迫，井井有条。 1931年11月7日，鄂豫皖红军扩编为红四方面军，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6个师共3万余人及地方赤卫军约两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其时，国民党军开始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面对强大的敌人，徐向前深思熟虑，灵活应用“围点打援”等战术，连打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大捷和潢光战役。11月10日晚，他率部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部队按预定计划展开后，徐向前亲自到最前线指挥作战。当时的手枪连连长秦基伟在《故乡的战斗》一文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作战和徐向前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情景：“我军经过了10多天的穿插、分割的外围战斗。敌人城外的整个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乱。”“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全连刚跑出村庄，便远远地看到徐向前总指挥带着几位参谋和警卫人员，骑着马，向着枪声最密的一个山头飞跑。我们二连经常跟随徐总指挥活动，因此不论干部和战士，都非常熟悉总指挥。特别在战斗中，我们都摸到了一个规律：哪里的战斗任务最艰巨，哪里的情况最危急，徐总指挥就出现在哪里”，“我们一口气赶到打援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峰背后……惟有徐总指挥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几棵马尾松下，用望远镜向前瞭望。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地叫，打在马尾松上，飞到他的脚边掀起一股股尘土。总指挥这种在紧急情况下仍从容不迫地进行指挥的情形，我们看到过无数次了。”“忽然，总指挥身子向右一侧，右胳膊上流出了鲜血。我马上跑过去。总指挥看我想去照顾他，左手向山下指，高声向我喊着：'坚决把敌人压下去！总指挥负伤，更激起了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各路红军都向敌人猛扑。就这样，徐向前以从容不迫的风度、灵活多变的战术，指挥红军围困黄安43天，最后一举将其攻破。此役共歼敌1.5万余人，俘敌师长赵冠英以下近万人，缴枪7000余枝、迫击炮10余门、电台一部。” 黄安战役后，1932年1月中旬，他又乘胜组织商（城）潢（川）战役。他再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在豆腐店地区以10个团的兵力，击溃敌19个团的兵力，使刚刚投入鄂豫皖战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一出马就大败而归。敌第二师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师长汤恩伯也被撤了职。商城守敌五十八师惧怕重蹈黄安覆辙，也弃城南逃。红军不战而克商城。此役歼敌5000余人，缴枪千余枝。随后，红军乘胜北上，围固始，克三河尖。敌军闻风丧胆，纷纷退守光山、罗山、潢川、麻城、宋埠等地，依托工事坚守。 4月下旬，蒋介石命令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率3个师共15个团两万多人，从合肥等地出动分两路增援苏家埠方向。深夜，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会议上，徐向前坚决主张一鼓作气打下去。在《历史的回顾》中他忆道：“敌人来了那么多，打不打，是个难下决心的事。如果打不垮他们，附近只有韩摆渡一个渡口，又逢河水猛涨，我军没有退路，弄不好要被压下淠河'放鸭子……敌众我寡，背水作战，决心不大好下。这个时候，张国焘不想打了。陈昌浩支持我的意见，打！”徐向前指挥红军经过两天的激战，将敌分割包围并捣毁了敌指挥机关。5月8日，困守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突围无望的处境下被迫全部投降。历时48天的苏家埠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灭敌3万余人，缴步枪1.2万余枝、机枪171挺、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机一架。这是鄂豫皖红军在他指挥下取得的一次空前胜利。5月23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来贺电说，这次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无限的兴奋，更加强了苏维埃红军对于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 1932年6月，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第四军第十、第十一师和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及少共国际团从皖西回师豫东南，于商城地区与红十二师会合，当即决定发起潢（川）光（山）战役，打击张钫的第二十路军。6月12日，潢光战役打响。徐向前采取分割包围、多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历时5天，共歼敌正规部队8个团和反动民团一部，毙伤俘敌近万人，缴枪7000多枝。此役收复并进一步扩大了潢、光南部根据地。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中旬，徐向前组织指挥的这四次战役，四战四捷，共歼灭国民党军6万余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在作战中发展到4.5万多人，根据地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50万。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到极盛时期，也是徐向前军事指挥艺术发展的一个高峰。 （二）变换攻略反“扫荡”积小胜为大胜 抗日战争开始后，徐向前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根据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正太线上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力量。在领导开展晋东南根据地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实行了以下作战的基本原则：小打而不能大打，即量力而行，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活打而不能死打，即战术灵活多样，采取侧击、伏击、尾击、吸敌打援等战术手段，多打运动之敌；快打而不能慢打，即保持战役战斗的突然性，速战速决，打完就走；稳打而不能蛮打，即每战周密计划，细致偵察，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不打无把握之仗。运用这些原则，参与指挥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响堂铺战斗和反九路围攻等战斗的胜利。 1937年10月，徐向前参与指挥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焚毁敌机24架，歼敌百余人。接着，在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指导下，他又同刘伯承师长默契配合，成功地指挥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不断获胜，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2月，徐向前参与指挥部队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与敌周旋，抓住小股敌人，予以伏击围歼，先后毙敌600余人，击退了敌人2000余名的六路围攻。endprint 1938年2月中旬，日军集中万余人对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徐向前与刘伯承等为迟滞向晋南攻击的日军，再次以伏击战法，进行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战斗。特别是2月22日的长生口战斗，以吸打援敌的战法，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以两个团的主力于2月21日夜在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设伏，并以其第七六九团一部于2月22日拂晓袭击旧关，诱井陉敌人出援。八路军攻击旧关的战斗打响后，井陉日军出动200余人乘车驰援，当行至长生口时，遭八路军设伏部队的攻击，经5个小时的激战，八路军共击毙日军官兵130余人，包括日军驻井陉南关警备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也被击毙，炸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两门、九二式重机枪两挺、其他各类枪百余支及一大批弹药、军用物资。徐向前等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长生口两战两胜（第一次伏击战发生于1937 年10月22 日），尤其是1938年这第二次伏击战的胜利，迫使日军不得不调集更多的兵力来对付八路军，从而钳制了日军向晋南的进攻。徐向前与刘伯承还特意把几次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的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卫立煌敬佩不已，对身边的将领说：“还是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多胜仗。” 3月中旬，徐向前指挥的神头岭战斗，以围点打援战法，诱敌出动，相机打援，在神头岭伏击成功，毙伤俘敌1500余人，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缴获各种枪支550余枝，击毁敌汽车百余辆。我伤亡240余人；同月下旬，他直接指挥的响堂铺战斗，则以伏擊手段，一举消灭敌辎重部队两个中队400余人，焚毁汽车180余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4月初，日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自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和邯（郸）长（治）、临（汾）屯（留）公路，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之八路军进行围攻。徐向前等率部避其锋芒，以游击袭扰之，待机击敌。长乐村战斗就是抓住有利战机，连夜出动，猛烈追击歼敌，毙伤俘敌2200余人，打得敌人心惊胆寒，纷纷回窜。八路军乘胜追击，打破了敌人的九路围攻，从此，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形成。 徐向前经过这些战斗，也摸索到了一整套小而活、快而稳的作战原则，即：小打而不能大打（量力而行，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活打而不能死打（战术灵活多样，采取侧击、伏击、尾击、吸敌打援等战术手段，多打运动之敌）；快打而不慢打（保持战斗的突然性，速战速决，打完就走）；稳打而不能蛮打（每战周密计划，细致侦察，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不打无把握之仗）。 奉命转战到冀南平原地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冀南根据地后，徐向前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关于发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总结出一套十分经典的平原地带游击作战战法，即（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六）无固定后方作战。（七）开展麻雀战。（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这些原则，不是机械地照搬山地游击战战法，也完全有别于其他平原地游击战战法，而是完全符合冀南这一特定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战法。所以，运用这些战法，徐向前领导冀南的游击战争搞得轰轰烈烈，指挥取得了数百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打得敌人寸步难行，连连败退，使冀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发展。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向着山地，而且也开始向着平原蓬勃发展。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根据这一指示，朱德、彭德怀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第三三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挺进冀南。 徐向前在分析抗日战争第二年的形势时，曾预言日军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将愈演愈烈，提醒军民早做准备。他指出，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新“扫荡”。为此，徐向前分析新“扫荡”的新特点，研究找出行之有效的反“扫荡”新办法。于是，在部队进至冀南后，他要求各部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一定要保卫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处于暂时劣势的情况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他提出了如下具体的反“扫荡”措施：（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二）采用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 1938年11月15日，日军对冀南开始了第一次“扫荡”：来势汹汹，又占据着交通要道。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第一一四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冀南根据地心腹地带南宫合围。 八路军按照徐向前确定的作战指导方针，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躲过敌人的进攻锐气。同时，坚壁清野，把粮食都藏起来，让“扫荡”的敌人既打不着我，又得不到补给。紧接着，化整为零的八路军，又利用广大的平原乡村，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游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军民配合，同仇敌忾，作战28次，毙俘敌伪军600多人。敌人不但找不着、也打不着八路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反而还一次次地遭到八路军的袭击，饱尝了深入我根据地的苦头，“扫荡”被迫终止，主动撤出了冀南中心区。endprint 然而，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仍未改变，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守住已占区域。为此，向华北大量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地，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已由13个半师团增至22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八路军冀晋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11个师团约20万人。日军虽撤出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仍被其占领，而且这种态势已构成对冀南中心区三面包围之势。徐向前估计到，这种局面预示着日军很快将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 果然，1939年1月日军再次纠集3万多人兵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击，向我冀南中心区合围过来，开始了大“扫荡”行动，并且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战法。企图消灭或驱逐冀南八路军，控制冀南枢纽地带，摧毁抗日根据地。 在南宫，徐向前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致认为，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严重关头。他们分析研究后还是决定采取基本的游击战，具体战法是“先溃后收拾”，即先主动放弃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使敌人疲惫或兵力分散之后，再转入反攻，以游击战的形式，到处去打击分散之敌，给敌以重创。具体部署是：将冀南和进入山东的部队区分为5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态势，分区活动，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 进攻的日军一开始就以咄咄逼人之势逐步侵占冀南主要县城，并进一步控制乡村要点，企图压缩八路军回旋余地。 八路军且退且战，寻机打击敌人，使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由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中途不斷受到阻击，140华里的路程3天才能达到，而且还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半月没能达到目的。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儿寨，全被消灭。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八路军夜袭，200余人全部被歼。在香城固地方日军步骑200余、汽车9辆，全部被歼灭。从德州往临清沿河行驶的日军汽船9只，被击沉1只，30多人毙命。 被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军，还不死心，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 徐向前指挥军民坚持游击战，不以敌小而不战，不以人少而不打，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至1939年5月间，前后大小战斗达400多次，杀伤日伪军5000多人，有效地实施了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有效地坚守了冀南平原根据地。一年前，毛泽东还曾说：“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5个月的反“扫荡”证明，八路军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打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望而却步。 徐向前这种积小胜为大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作战指导思想，充分反映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客观实际，也完全适用于游击战的战法。正如他对冀南平原地作战利弊条件分析的那样：“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然而，“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战，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 重视发挥“群众战争”的威力 （一）实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红军作战要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徐向前从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时起，就强调红军作战要依托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实行“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红军作战要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主张在发展红军力量的同时，配合地方党组织扩大人民武装，发展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位一体的革命战争。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地方武装曾分别发展到20余万人和9万余人。其中，注重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他到鄂豫皖仅两年多就把300多人的农民武装带成有4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指挥的历次重大战役战斗，他都重视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同红军一道作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总结临汾战役胜利经验时指出，胜利“主要是由于人民的支援”；假如是人民军队孤军作战，就不会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伊始，久病不起的徐向前向中央请缨到太行前线参战。他是在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进攻之际抱病出征、挂帅挥麾的。1947年6月，徐向前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已率主力南下挺进中原）。他以病弱的身体挑起了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内线作战部队积极配合中原及全国各个战场我军作战的重担。他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和部署将指挥作战的重点选定在山西战场上。继1947年秋冬指挥攻打运城之战而练成了数个专长攻坚作战的“铁拳”旅后，1948年3月他指挥发动了临汾战役。 古城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它内高外低，城墙坚厚，且依自然地形砌成，远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条黄牛，易守难攻。1948年初的晋南是全国重点战场之一，临汾则是这一战场中的重要战略据点。蒋介石力保这座孤城，企图以此牵制我军对西北战场的支援，除了命令胡宗南的第三十旅固守临汾并不断派发飞机前往助战之外，又命令阎锡山在晋中的第六十六师增援，阎锡山也视临汾为其老巢太原的南部屏障，于是苦心经营，拼命坚工筑垒，重点防御。 徐向前以军事家的目光，预见了临汾战役的重要性，他指出：“夺取临汾，不仅可使晋南全获解放，也可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联成一片，并为下一步北上晋中、解放太原，全歼阎锡山胡宗南守敌，解放华北扫清障碍。”随即，3月，为配合西北、中原我军进行春季攻势，并为解放晋中、攻克太原创造有利条件，徐向前胸怀全局，知难而进，毅然组织发起了临汾战役。首先是外围据点的争夺，这是关系战役成败的关键。临汾守敌极其重视外围防御，采取的是“外强中干”的防御战法。徐向前就指挥部队针锋相对地实行攻防结合、稳扎稳打、灵活机动的战术，力求在外围战斗中歼敌主力，最终成功取得外围争夺战的胜利。接下来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突破敌人据守之城垣，敌人凭借着高大的城墙、宽深的壕沟，密集的碉堡群，构成了坚固的城防体系。我军从临汾的地势、敌人工事构筑、兵力部署和我军缺少强大炮兵等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地面作战和坑道爆破相结合，以“土行孙战法”破垒攻城，克敌制胜，攻克临汾。endprint 此役历时72天，解放军在直接参加战勤的民工、民兵两万人和晋南地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共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其中俘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等，拔除了国民党军在晋南地区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解放区完全联成一片，有力地配合了中原和西北战场我军的作战，并为进军晋中消灭阎锡山部主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临汾战役，是在晋南地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下进行的。直接参加战勤的民兵、民工，达134个连，共2万余人；支援的作业器材，仅门板、木檩条即达14万余件，麻袋6万条，从而保障了作战的需要。这个战役的主要特点和经验之一，是我军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段进行夺关攻城。因而，保证大量土工作业的完成，成为临汾之战战役保障的中心任务，其中包括大量土工作业的组织实施，有效地抗击敌人飞机、火炮对坑道的破坏，反击敌人的袭击、骚扰、挖洞、施放毒气、放水，等等，从而保证了坑道爆破的成功。 临汾攻坚战，是我军在火炮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坑道爆破的方法，攻破号称“铜墙铁壁”的临汾城，创造了攻打坚固设防城池的战斗范例。为此，1948年6月4日，第八纵队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因战功卓著，被中央军委授予“光荣的临汾旅”荣誉称号，其也成为当时我军惟一一个被授予荣誉称号建制最高的單位。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和中央军委批准，由徐向前亲自授旗。1948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这种战法：“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9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2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约7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二）创造性地提出“人山”战略思想 1938年5月，徐向前奉命率部分八路军赴冀南地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这里地处京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无山可依，无林可躲。对于打惯了山地游击战争的我军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必须根据环境特点，发挥创造力，才能找到生存的办法。 为此，37岁的徐向前，不负党中央的厚望，因地制宜开拓性地创造出依靠人民作掩护、开展游击战争的新思想，即平原虽然没有山区那样的地形条件，但可以动员人民群众使之成为游击队的“人山”。成功地开创了冀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徐向前指出：“人民的力量是最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最伟大无比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他认为：“游击队的依托，一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过去宝贵的经验，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徐向前的这些话，形象地说明了人民战争的本质。他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首要条件，是符合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的理论的。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思想，徐向前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术要求和详尽的组织计划，其要点是：一、利用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不能作为固守的据点。二、组织骑兵支队，但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三、一般游击队的组织也不应过大，但在许多游击队中必须要有基干游击队，其周围组成若干小游击队，配合基干部队作战。四、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其根据地或休整场所应多取几个。五、组成小的脚踏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的行程上活动。 根据这一原则，徐向前指导部队，打日本和清除汉奸同时并举，争取立场不坚定的杂牌军和收编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进行。不仅如此，徐向前还依靠群众挖地道长达万里以上，极大地限制了日军机动作战的能力。 由于思想明确，方法得当，在徐向前创造平原“人山”思想的指导下，河北各地游击战争很快燃烧起熊熊火焰。经过5个多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徐向前领导人民军队解放县城20座，消灭日伪军近万人，在51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出东起运河、西至平汉、北到滹沱河、南至河南北部的一大片平原抗日根据地。 实践证明，徐向前提出的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人民战争思想在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它对于坚持发展冀南平原的武装斗争起了重要指导作用，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徐向前关于游击战、运动战和群众战争等的战略战术原则，来自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又用之于实践，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编 孟红）end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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