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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哲学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正是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视野，打开既定的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让我们从一种教条的沉闷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当中解放出来，重新用一种充满怀疑的、审视的、好奇的眼光去打量和追问这个世界。 正文字数丨3000 字 预计阅读丨 5 分钟 INSPIRE THE BEST 01 哲学是什么？ 所谓哲学，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就是爱智慧之学。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他说哲学始于惊奇。后来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德重复了这个说法。他说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们都是因为惊奇才开始。 哲学思考的起初是对身边不懂的事惊奇，继而逐步前进，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哲学首先惊奇于外部世界是否真的存在。除此之外，还惊奇于他人的心灵这个问题。哲学还惊奇于语词的意义问题、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对和错的标准、公正问题、死亡问题以及生活的意义等等问题。 总之就像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从不终止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这个人就是哲学家。 哲学问题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正是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视野，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既定的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让我们从一种教条的沉闷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当中解放出来，重新用一种充满怀疑的、审视的、好奇的眼光去打量和追问这个世界。 INSPIRE THE BEST 02 幸福是什么？ 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善有等级，最低级的善是“因它物之故而选择的”；中间的善是“因它们自身之故而选择它们，同时也为幸福之故而选择它们”，比如荣誉，快乐和各种德性；如此逐级而上，追问到最后，我们会遇到所谓的最高善（the highest good），亚里士多德说，关于最高善，人们会在名词上达成一致意见，称之为eudaimonia，通译“幸福”（happiness），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自足，也就是“始终因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 幸福是人生在世所追求的终极目的，所谓幸福就是你所能设想的最高善。 比方说，普通人把幸福等同于快乐和财富这些明显可见的东西，他们认为享乐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有些人把政治的生活等同于幸福的生活，他们追求荣誉，把荣誉等同于幸福。而哲学家则认为沉思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如何翻译eudaimonia，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一般而言有幸福（happiness）,快乐（pleasure），繁荣（flourishing），福祉（well-being）以及成功（success）这些译名。其中最为流行的是happiness，但是晚近三十年来，这个译名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比如约翰·库柏（John Cooper）认为英文里的happiness通常指称主观的心理状态，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立场是矛盾的，库柏认为更好的翻译应该是human flourishing（人类繁荣）。 亚里士多德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家，他虽然主张“沉思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可是他也承认只有哲学家才能过上沉思的生活。对普通人来说，幸福生活必须既有“外在善”也要有“内在善”，内在善指的是心灵的宁静、身体的健康，外在善指的是外部环境的确定和安全。 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许多高尚[高贵]的活动都需要有朋友、财富或权力这些手段。还有些东西，如高贵出身、可爱的子女和健美，缺少了它们福祉就会暗淡无光。一个身材丑陋或出身卑贱、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不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人。幸福还需要外在的运气为其补充。这就是人们把它等同于好运的原因。” 这段话告诉我们，普通人要想获得幸福，除了有“外在善”的保障，还特别需要有好运气。  现在的问题在于，当我们遭遇不幸的时候，到底是把它归因于命运多舛，还是社会不公？玛莎·努斯鲍姆说：“一旦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改变它，那么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把自己交给那个世界了。然而，如果我们认为邪恶、无知和冷漠都可能隐藏在我们目睹的苦难背后，那么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消息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意味着变化的希望。” 有人会问：那么“变化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引入“正义”的概念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追求社会正义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运气对于人生的任意影响。 INSPIRE THE BEST 03 正义社会： 制度上尊重每个人的社会 变化的希望不仅在于个人的努力奋斗，同时也在于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 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之所以将正义之剑指向社会制度，是因为社会制度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深刻、广泛以及自始至终”的影响。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如果时光倒流三百年，那么这个国家有将进一半的人将不得不从小裹足，过上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人生，如果乔丹生活在两百年前的美国，那么他就不会是光芒万丈的NBA巨星而是南方种植园里的一个黑奴。 罗尔斯指出在划分社会合作的利益时，如果有些社会结构从起点处就对某些人更为有利，对另一些更为不利，那就需要通过正义二原则去纠正这些不平等。你要注意的是，罗尔斯并没有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而是主张“减轻”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带来的任意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界定最少受益者呢？对此罗尔斯有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判断标准，他说在一个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中，当所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公正的机会都得到保证之后，那么最不利者就是指那些拥有最低期望（the least expectation）的收入阶层。 在一个正义的社会中，一个自尊的人就是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保障、因此具有最低程度同时也是最基本的自我价值感的人。一个拥有自尊的人也许资质平平，也许终其一生没有引以为豪的成就，但他并不因此丧失自尊。 与此相应，一个自重的人是因其自身独有的能力、天赋或者成就而感到骄傲的人。当我们说一个人值得敬重（esteem）时，是因为这个人所拥有的能力、天赋或者成就值得钦佩。 总结来说，罗尔斯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制度上确保所有人拥有 '自尊的社会基础’”的正义社会。他的正义二原则主要被用来在社会基本结构的层面上分配所谓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包括权利、自由、机会、收入、财富和自尊的社会基础，其中“自尊的社会基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基本善。按照定义，基本善乃是“每一个理性人都被推定想要的东西。无论一个人的理性生活计划是什么这些善通常都是有用的。” 以色列的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表示这个理想还是太过崇高了，他针锋相对的提出了“正派社会”这个概念，认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就是社会成员相互不羞辱的社会，而一个正派的社会就是“制度上不羞辱人”的社会。 然而，无论是正义社会还是正派社会都只是成就了“一半的社会”，它解决了“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也就是正义的问题，但没有彻底回答“我如何能够过上美好人生”的问题，也就是幸福的问题。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个主题。 INSPIRE THE BEST 04 正义与幸福 如何实现个体的幸福？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至少存在两个备选答案。 一个是所谓的“人类繁荣二原则”：“内在价值原则”：“主张每个人的生活都拥有某种特殊的客观价值。这是作为潜能（potentiality）的价值；一旦一个人的生活开始了，它将如何进行就是至关重要的。当生活获得繁荣并且其潜能得到实现那就是好的，当生活未能展开且潜能被浪费了那就是坏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事情，不仅仅是主观的价值。同时人类繁荣也是个体化的和多样化的，它取决于这个人是谁以及是什么。” “个人责任原则”：“人类繁荣是与行动者相关的，它是自我引导的，每个人都对实现其自身生活的繁荣（flourishing）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实践他关于什么样的生活对于他来说是繁荣的判断。” 另外一个备选答案是：在伦理层面上建立多元的共同体，把幸福生活（至善生活）这样的积极价值和终极目标托付给各个不同的小共同体去实现。  在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现代世界，如果我们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与平等，那么就应该努力营建一个在制度上不羞辱任何人的正派社会，或者在制度上保障每个人的自尊的社会基础的正义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才有机会去充分地发展和实现自己的潜能，从而获得繁荣意义上的幸福，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体才有自由去加入大大小小的复合多元的共同体，在共同生活中体验到确定性、归属感和幸福。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无从选择的幸福生活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只是“被幸福”。一个正义的社会也许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作者：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著名学者，思想者 来源：“看理想”APP 排编：潘欣怡 责编：陆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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