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6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湖北大悟县一个贫苦农民 的家庭。 那个时代，人类社会 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激烈。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母腹中躁动。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终于土崩瓦解。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改国号“中华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袁世凯夺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上演称帝丑剧。军混战，民不聊生。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很快成了燎原之势，也波及到处在中国腹地的我的家乡。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参加了革命，从而影响和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儿童团长 13岁，我当上了儿童团长。 我们村叫刘家院子，当年是黄安和黄陂县交界处，后划归到礼山县。解放后，礼山改名大悟，所以今天说来，我算大悟县人。大悟位于大别山区，处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交汇点。这里山深林密，地势险要，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命时期，这里成了著名的鄂豫皖苏区。 刘家院子是一个小山村，村边有条土公路，从河南罗山过来，通向山外，车辆一过，卷起一条土龙，常常把我的视线牵向远方。村东有条清澈的小溪，夏天我常和小伙伴们跳进去打水仗。村的周围环绕着仙居顶、天台山、老君山等一些海拔800米左右的山峰，树木茂密，鸟语花香，时有野兽出没。我的家乡是非常美丽的。 我家很穷，没有水田，只有几块贫瘠的山地，便租种了一家地主的水田。我父亲叫刘顺山，共有兄弟七人。由于贫穷，七兄弟中只有我父亲和三叔成了家。三婶很快去世了。我母亲刘黄氏，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不识字，但善持家。在我记忆里，她总在忙，很少休息。她活得很苦、很累，却从没怨言，最后因劳累过度，49岁就去世了。母亲去世时，我在外革命，没能见上一面，留下了永久的遗憾。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和弟妹各一个。哥哥们稍大一点后，经常随伯伯、叔叔们出外打工。农民的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十来岁时我就参加革命活动了。1926年底和1927年初，家乡一带已经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我们村也有，负责人叫刘汉卿，是武汉铁路工人，也是我的叔伯哥哥。还有一个叫黄昭庆，是我表兄，是武汉的码头工人。他们俩受党组织派遣回乡搞农民运动。另外，村北五六里路外聂家榜村有个叫聂凤彩的党员，也在搞地下活动。他们三个好像谁也不领导谁，但经常联系，我就成了他们的交通员。一些不用写信的事，就让我口头转告，这使我多懂了一些事情。当然，涉及到党的秘密，他们就让我送信。我从未出过错，他们很相信我。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 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农民运动。形势严峻，农村的革命活动变得更隐蔽了。我有时还为刘汉卿和黄昭庆送信，不过，脑子里却有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农民运动不能搞了？为什么国民党到处抓革命者、杀革命者？ 大革命的失败，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决定以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为中心，发动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中共湖北省委也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 1927年底，黄麻起义爆发，许多乡亲参加赤卫军，拿起大刀、梭镖和锄头拥向县城。我的伯伯、叔叔和兄弟都参加了起义。农民自卫军占领了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那几天，县城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很快调集重兵，向黄安反扑，黄安失守了。 鄂东军突围后，党组织决定只留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其他人则转向黄陂北部的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不久，鄂东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并将队伍中的党团员骨干分子分批派回黄麻地区，加强地下党团活动，开展武装斗争。乡亲们见到共产党人又回来了，高兴地编出歌谣： 党员游击转回还，黄陂到黄安。先打“清乡团”，捉土豪、杀劣绅，一致要共产。 倘若谁反抗，叫他狗命完。民团把枪缴，士兵来哗变，土豪气、劣绅急，两眼朝上翻。 刘汉卿也受党的委派回到本乡。这次他的活动范围不是 一两个村子了，而是本地区好多个村子，要联系的人多，开会也多。我也更忙了，不仅送信、传递情况，开会时还给他们站岗。我年纪小，到外村不容易引起注意。有时也会遇到麻烦。 一次到黄畈村送信，刚进村，几个背枪的民团就把我拦住了，其中一个大声问：“干什么的？”我说：“走亲戚。”“哪个村的？” “王店的。”他们见我回答流利，又是小孩子，就让我走了。这样的事还遇到过几次，但都想办法应付过去了。 在参加秘密农民运动中，我也逐渐成长起来，懂得了一些穷人要革命、要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明白了穷人穷不是命里注定，而是地主老财剥削压迫的结果，应该起来斗倒地主豪绅， 穷人才能当家作主。我年纪虽小，倒是自认为懂得不少，那些年纪相仿的小伙伴们，也都愿意听我讲。 我在伙伴们中能有一定号召力，和我读过一点书有很大关系。我的六个弟兄姐妹中，我是最幸运的。七岁那年，家里尽管穷，父母还是咬牙送我上学。为了将来能生金发财，给我起了学名叫刘金发。 我读的是私塾，地点就在村里的祠堂，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等。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本村的假秀才刘厚卿。刘先生60多岁，经常用戒尺打学生，大家极怕他。教书方法也很陈旧，先由先生领读，然后学生高声背诵。能背诵下来，就算通过，背不下来，就挨戒尺。三年多的私塾，我先后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等，当时都能背，但意思不大懂，因为刘先生从不讲解内容。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写毛笔字，练的是楷书。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份打到了武汉，湖北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我们村和附近几个小村联合办起了新学堂，县里也派来了老师，叫徐月波。新学堂用新教材，学的是语文、算术、地理、历史等。后来才知道徐老师是共产党员。他除了给我们上课，还经常讲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等等。我很爱学习，无论上什么课，都认真听。徐老师很喜欢我，还特意给我改了名字，叫刘华青。我很高兴，但当时并不理解新名字的意义。这个名字，一直用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人说，“华青没水不好”，就加了三点水，沿用至今。 新学堂开始时还有一些学生，渐渐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我的待遇比现在的研究生还好。冬天到了，徐老师除了教我读书外，还要自己弄劈柴，烤火、做饭。有时忙不过来，我就帮他，慢慢我也学会了做饭炒菜。天气冷，一闲下来，我就坐在火炉旁，听徐老师讲故事。他给我讲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教我读《左传》、《史记》。我学得很认真。他告诉我，光听老师讲不行，还要靠自己多学习，养成自学的习惯。我很感谢徐老师，许多知识都是他传授给我的。这使我能较早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后来在红军队伍里，也成了能多识几个字的“知识分子”。 1928年7月，鄂豫边地区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七军根据上级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全师120人左右，分为四个大队。由于有了主力红军，鄂豫边区的革命斗争开始蓬勃发展。 1929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鄂豫边区红军的领导，派来徐向前担任红三十一师领导。这时，红三十一师已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五个大队。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三十一师在黄安、黄陂、孝感、麻城、罗山、光山等地，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会剿”。当年秋天，鄂豫边区地方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我们乡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农会、党团组织、少先队和儿童团。 我参加了儿童团，被选为团长，算是第一次当“领导”。对于一辈子受命运摆布的农民来讲，土地革命是一件从没有过的大事，人人感到新鲜，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高。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壮大革命声势，村里乡里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每逢开会，少先队和儿童团都要参加，而且我都带头喊口号。当时我嗓子都喊哑了，直到现在还是哑嗓子。 当年，我加入了共青团，被选为村团小组组长；不久，团小组改为团支部，我成了团支部书记。随后，又到乡苏维埃政府当了青年委员，兼任乡共青团支部工作。乡党支部、乡政府的各种会议、各种活动我都要参加，研究讨论的内容很多，如传达上级指示精神、有关决议、乡内的各种事务工作等，忙得很。 这些工作，虽然占用我很大精力，但对我分管的工作、特别是共青团工作，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对我个人也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尤其让我兴奋的是，1929年12月，经党支部通过，我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时叫“跨团兼党”的党员。我是党的人了。尽管年少，但心里涌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可是，在后来的“肃反”中，我被当成“反革命”抓了起来，党籍也受到影响。直到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让我又一次转党。在此后我的各种履历报表填写和报刊发表的简历中，均写为1935年10月转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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