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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穷困农村的多口之家,我的——平凡家世 || 作者 冯琯

 天南地北会宁人 2023-04-10 发布于上海

一个穷困农村的多口之家

我的——平凡家世

作者  ‖  冯琯

冯姓,在中国是个大姓,《百家姓》中列第9位,现在按人口算排第27位,遍及全国各地及海外。

唐代人林宝所纂写的《元和姓纂》中说冯姓是“周文王第15子毕公高之后。毕万封魏,支孙食采于冯(城),遂氏焉”。在此后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其后裔或因避乱逃荒,或因职任宦游,或因买卖经商等各种原由而分散各地。

据家谱籍考,我们这一支冯姓祖先在山西,于元末明初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移到甘肃会宁,传衍至今,大约600年左右。

我生于1922年农历2月初5,家住会宁县会师镇的北教场。因为这个地方是科举时代考取武秀才和聚集武人操练点兵的地方,故名叫教场(又名校场)。记得我上小学时,那里还残留着一个丈许宽高的四方形土墩,可能是供监考官观察瞭望点将之用。

说起我的家世,首先得从我的曾祖母说起。我的曾祖母王氏,是一位品德高尚、慈祥善良和勤劳朴实的老人。我小时常常听曾祖母讲述她的身世。曾祖母生于清朝咸丰晚年(约公元1848-1850年),自小因饥荒战乱而父母离散,五六岁时作为童养媳收留在我家,那时曾祖父也是六七岁。曾祖父的母亲因回汉反目而遭杀害,家有继母杨氏。同治7年(1868年),陕甘回民把我曾祖父抓走,当时我家住在会宁县城北关,一起抓走的还有家住北关的另外11个男孩,后来生还者只有曾祖父1人。他在回民家中服劳役,干苦差,整整11个年头,与家中隔绝音讯。那时我曾祖母已长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后来左宗棠带兵入甘,平定了战乱,沿西安到兰州一带都驻有他的兵马。会宁的驻军头目名叫周绍连,是个总兵官,人称“周军门”。周绍连要讨个小老婆,住在会宁北门的武大师为了讨好周军门,变着法子要把曾祖母卖给有钱有势的周军门。我高曾祖父为人忠厚老实,急切盼望儿子回来结婚,可儿子杳无音讯。外有武大师辱骂高祖父,内有杨氏见钱眼黑,逼曾祖母改嫁,逼高祖父卖掉儿媳,高祖父每日只能以泪洗面,度日如年。而我曾祖母不为金钱富贵所诱,更不怕权势所逼,手持菜刀正气凛然地对高曾祖父说:“爸爸,你不要为难,我给你不丢脸,我们再等上两年,如果他(指曾祖父)不来,你把我一锨抄远。如若有人来抢我,我就一把菜刀一条命,豁出去和他拼了,要让我出这个门槛,除非我死了抬出去,活着我是不会出去的!”这几句斩钉截铁的话才使年迈的高祖父内心踏实了,思想也坚定了。他说:“孩子,你既然有这话,我们就再等两年。”从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我的曾祖母是一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好女子。

当时农民的生活很困难,我常听曾祖母这样说“兵灾之年,必有荒年”。那时因逃避回乱许多耕地都荒芜了,同治7年又遭了大灾,人们每天挖野菜充饥,因为实在太饿了,没有力气,挖野菜之前,人们先找榆树叶子吃,填一下肚子。一年后,我曾祖父果然奇迹般地回来了,从唯心的角度来说,这是赤诚善良的人心感动了苍天。他回来后,即与曾祖母举行了婚礼,婚后共生育6男3女,我祖父最大,除四祖父少亡外,其余皆享有高寿。我曾祖父活了50多岁去世了,他一生家境穷困,一家人种着十几亩瘠薄的山地,千辛万苦总算抚育成了我们一家人。曾祖母活了81岁,在80岁大寿时,我们家五世同堂,我父亲专门为她老人家祝寿庆贺。城乡儿孙近百口聚集一堂,并且请会宁的进士刘庆笃写了“瑞启萱堂”4个大字的匾额,请会宁的举人张济川写了“耄耋庆遐龄共祝三秋逢悦;曾玄环绕膝群夸五世集同堂”的贺联。

听祖父讲,他小时候因家境贫寒未能上学,后来家里请人给他抄写他会背的小曲子、顺口溜,还请人给他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他一有闲暇时间就背诵识字,所以祖父虽不会写字,但认识的字却很多。我在未上学前,跟祖父劳动或放牧牛羊时,祖父教会我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我的祖父是一位正直、勤劳、善良、肯学的人。他一辈子辛勤劳作,70多岁还常去田间干活,干锄地拔庄稼等农活一些年轻人还赶不上他。我小时候有一次跟祖父到城里赶集,一个中年人辱斥祖父说:“你把羊不卖给我,我还照样开着羊肉馆子”。当时我祖父很坦然,装作没听见。我虽然很小,但很气愤,内心埋怨祖父为什么不还击那人,为祖父受辱鸣不平。后来我渐渐懂事了,才知道那人是会宁县城里有名的流氓无赖。我常想祖父的涵养高、性子好、讲道理。他明知那是一个无赖,没必要和他较劲。那个中年人为什么辱斥祖父呢?原因是当时我家养的羊多,喂得好,羊很肥,凡开羊肉馆子的都乐意买我家的羊,有一次那个无赖来我家买羯羊,因给的价钱太低,祖父没卖给他,故在大街上以不净之言相讥。

我的祖父很爱学习,他一有空就背诵年轻时所读过的书,那时我常跟祖父放牧牛羊,他坐在草地上念书,我在周围看牛羊。每遇天阴下雨时,他坐在热炕上念书,尤其最爱背诵《千家诗》,并且拉着长长的调子俨然一副老学究的样子。他一方面喜爱读书,另一方面还教育儿孙们好好学习,不要当“睁眼的瞎子”。当时我家有20多口人,连一个小学毕业生都没有,基本上属于文盲家庭,祖父非常忧心,他经常以陆游教育子孙的“天下事必经艰辛,才能磨砺成才人”的名言教导我们。从祖父识的字念的书来看,他是一个很聪慧的人。在当时识字人少,家庭生计又很困难的情况下,他能识得那么多字,实在是一个奇迹,尤其是经常督导儿孙们识字,更是难能可贵。由于生活的困难和家事的操劳,我的祖母柳氏只活了51岁就去世了,生有3男4女,我父亲最大。祖父高寿82岁,生前在孙辈中最疼爱我,我小时和祖父一起吃住,因没被子盖就一直睡在祖父的被窝里。

我母亲生我们兄弟姐妹共6人,兄名珍,排行老大,我排行老二,三弟名理,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多,加之家境困难,母亲为抚育我们兄妹成人,节衣缩食,忍饥受寒,吃了一辈子苦。她冬春四季都穿着一条单裤子,数九寒天,大雪纷扬,滴水成冰,她仍旧穿着那条单裤子忙里忙外。我10岁前,不要说穿鞋穿袜子,就连一条单裤子也穿不上,三九寒天仍然衣不遮体,一有太阳就出来蹲在朝阳的墙角晒暖暖,没太阳时就到火炕上取暖。炕上没有被子盖,只有羊毛做的毡,铺在土炕上,盖的也是羊毛毡,硬翘翘地不贴身,天冷时晚上四面漏风,冻得不能入睡。

后来母亲因贫困交加,操劳过度,体弱多病,活了73岁就离开了我们。父亲享年77岁,他为人正直,性格爽朗,小时候上过一两年私塾,念过《三字经》《四书》等。父亲天资聪慧,勤劳能干,对我们儿孙辈要求严格,他遇事善于分析,论述言之有理,因而在邻里亲友中颇有名望,受人尊敬。邻里或亲友家中有什么纠葛矛盾,总爱请他老人家去分析曲直,评判是非,和谐调解;由于他秉性刚直,故见弱者必助,遇不平必鸣,逢善事必夸,闻丑事必骂。我在父亲的言传身教和不断熏陶下,青壮年时就形成了见义勇为、刚直不阿、敢说敢为、抱打不平的性格。

当时家里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祖父留下来的30来亩贫瘠山地,靠耕种这些地实难维持一大家口人的生活。所以,不得不另租种别人的10来亩川地,再加上我大哥赶着两个牲口跑脚,这样才勉勉强强维持一家人的清贫生活。大哥跑脚,牲口比务庄稼的要喂得强壮些,这就引起了官府的注意,经常派人拉我家的牲口支差。记得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爱人、孩子和两头牲口同室共眠,守护着那两头能为家里带来生计的牲灵。

我的祖父和父辈盖不起房子,就选了一个洪水冲刷的崖湾,周围挖了些窑洞居住。后来有些窑洞因年久不坚固了,就在窑洞前盖间小房子,我住的那间小房子后边连着一孔窑,窑内还有牲口槽。那时国民党的军队过境时,经常拉农民的牲口支差。为了避免牲口被拉,无奈将牲口拴在我住房的后窑里,人在前边住,牲口在后窑卧,真还顶点事。记得有一次枝阳镇的马副镇长(是我小学的同学)半夜来我家拉牲口,他以为很有把握一定能拉到手,在院子里乱找,我在房子里打了个招呼,他们就不好意思地走了。县衙公差们为拉我家的牲口支差,我的父亲和大哥还多次挨过他们的毒打。我们夫妇和牲口同室度夜时,不但牲口的尿臊气味难闻,且有时夜深人静,牲口脱缰,出来啃人的头和身子,常常使人从梦中惊醒。

在旧社会,穷人的日子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过活的,就这样的家境,还免不了要受地方豪绅的压迫和剥削,真是“阎王不嫌鬼瘦”。民国22年(1933年)的农历腊月底,豪绅给我家摊公派粮8石,约合1200斤。可想而知,当时连肚子都吃不饱的人家,哪里有这么多的粮缴公派粮。那年腊月三十,正当别人家办年货,贴年画,高高兴兴团聚过除夕的时候,因交不起公派粮,我的父亲被国民党抓去坐了班房,在爆竹声中的除夕夜晚,我们全家老小都眼泪汪汪地盼望父亲早日回来过个团圆年。父亲坐了牢,大家还有什么心思过年,后经多方奔波,直到正月初三,由一位亲戚担保父亲才出狱,一家大小这才用荞麦面包着吃了一顿饺子,就算是过了个年。

那时我们家虽然也种小麦,但舍不得自家吃,一则缴公派粮,二则粜卖后作为家中零用和穿衣服。我们每年只有过春节、二月二、五月端阳、中秋节才能吃上白面饭,其余时节都是用糜谷和洋芋充饥。当时祖父年事已高,加之我的父亲很孝敬祖父,故只给他老人家做些麦面饭和麦面馍馍。由于祖父在孙辈中最疼爱我,他总是有意留点给我吃。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那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尤饿死”。这是当时贫苦农民生活境遇的真实写照。正因为父亲受国民党及劣绅的欺压,所以经常念叨“当今世道,门上没有铁人很难生存”。意思是家中没有当硬的人就要受别人的欺压蹂躏,没法生存下去。我大哥是我们兄弟姊妹中最能干的一个,他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一字不识,但秉性聪慧,有胆有识,待人宽宏大量,言之有信,善于结交人,所以会宁的许多商号和殷实之家都喜欢和他来往。1947年到1949年临近解放时,我家遭遇了极大的不幸,大哥的两个男孩身患恶疾,因无钱治疗先后夭折,肩承理家重担的大哥精神受到沉重打击,思想低沉,萎靡不振,无力打点生计。加之给孩子治病债台高筑,月息15-20分的高利贷,“黑驴打滚”的诈元帐,当时国民党的纸币又贬值,物价飞涨,我的家真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大哥精神不好,我得替他跑路和承担一部分料理家务的担子。当时我在会宁中学当教员,应当说待遇还算可以,每月发给600斤小麦,可这点收入和我家所需相比,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们全家盼望能过上一个好日子,真是望眼欲穿,度日如年。庆幸1949年8月12日会宁解放了,盼来了亲人共产党,可谓救生灵于涂炭,解人民于倒悬。不难设想,如果迟解放一两年,家破人亡者,岂止我们一家,那将是千家万户,万户千家了。

和千千万万个旧中国的普通家庭一样,这就是我的家世。而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家庭和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喝着祖厉河苦涩的咸水,踏着砚台山下炽热的黄土,度过了童年、少年,进入了青年。

正是这个家庭,不仅给了我健壮的血肉之躯,更赋予我见不得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秉性和吃苦耐劳,勤奋努力,坚韧不屈的精神。

作于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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