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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稿人语 戴维 功勋 很多人知道可可托海，是因为春晚上的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但可可托海，不仅有牧羊人和爱情，更有为国防工业做出特殊贡献的“英雄矿”。 为了共和国从百废待兴到走向富强，那里洒落着几万名建设者的青春热血，埋葬了700多位建设者的忠骨。在很长时期里，可可托海是保密单位，连名字都不能对外公布，可可托海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无人知晓。 本文口述者杨炳滨，一个广东青年扎根新疆几十年，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他用滚烫的回忆带我们重回历史现场。 曾经火热的场景远去了，激扬的青春老去了。但可可托海人经历的苦与累、血与泪，乃至生与死，所提炼的价值、精神、信念，仍旧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我在“可可托海” 口述 杨炳滨 整理 林鲁伊 现在，我在广东湛江，说着新疆的可可托海。 它叫“海”，但不是海。它是一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矿区。那五光十色的矿石，与上九天揽月的卫星有关，与下五洋捉鳖的深海潜艇有关，与捍卫国土的高科技尖端武器有关。 我今年88岁，离开可可托海快30年了。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它。 我是广东湛江人。1943年，日寇侵占了我的家乡。国土沦丧的痛苦让幼小的我刻骨铭心，那都是因为当时我们太落后了。 湛江一中毕业后，我考入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探矿工程专业，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亲自找到矿产，制造更多的大炮、坦克、军舰，保卫祖国。 1956年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大城市天津。但我“咽不下”这口气，向团中央和全国学联写信，坚决要求去新疆找矿。
1956年大学毕业照 我的要求被批准了。连老家都没回，我就直接去了新疆。当时兰州到乌鲁木齐还没有铁路，只能坐敞篷卡车，和牛车马车骆驼一道走土路。 走了7天，才到乌鲁木齐。我去新疆地质勘探公司报到后，第二天就去参加由冶金部高级技术顾问、苏联专家卡泽成办的岩矿训练班。 岩矿鉴定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鉴定人员在实验室里，对采集来的矿石和岩石进行分析鉴定，判断其价值，可以为矿产前景作出正确预判。
1957年，杨炳滨（二排右一）和苏联卡泽成教授（前左一）合影 第二年3月，我被分到阿勒泰地区的可可托海701地质大队。 此时的湛江已是百花盛开，乌鲁木齐还有残雪，但可可托海仍是冰天雪地，去那里的路有700多公里，被冰雪阻隔。 为安全起见，同批人员分坐6辆卡车，还带上了钢丝绳、木棒、铁锹。我们头戴羊皮帽，身穿羊毛裤，脚穿毡筒，食物只有馕和水。 在风雨交加里，足足走了6天6夜。 可可托海，哈萨克语的意思为“绿色的丛林”。 我所在的701地质大队，主要任务是对三号矿脉的深部及其外围和周边进行勘探。 三号矿，是可可托海蕴藏最丰富的矿。这里蕴藏着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80种左右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铍资源量居世界首位，铯、锂、钽资源量分别居全国前列。其规模之大，矿种之多，品位之高，成带性之分明，为国内外罕见，有“世界天然地质博物馆”之称。
岩矿室有7人，唯独我兼任二职：既在实验室从事岩矿鉴定，同时和地质人员一起出野外。 无论是野外作业还是实验室，三号矿脉都是完美的“无言教师”。学矿产的到了这里，就像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这样一个知识和实践的大宝库，够我学习一辈子的。 但可可托海的冬天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积雪三四米深。稍远一点的矿区，人们还住着“地窝子”，春季雪化后顶部松软，今天有人踩下一堆泥，明天一脚踏破“天窗”玻璃。
我们南方来的人，冻疮满身，刺痒难忍。但一出家门，大家都夜以继日地工作。选矿工戴着厚厚的口罩，哈气在口罩四周结成白霜，眉毛都是白花花的。夏季火辣辣的日头下，男人光着膀子干活，晒得一层又一层地脱皮。 为了新中国的有色金属事业，条件再艰苦，大家也没怨言。 在漫长的岁月里，可可托海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1950年，中苏双方决定在新疆创办多家合营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批中苏合营公司。其中，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在北疆有两个矿场，可可托海是其中之一。 1955年起，矿场的经营管理权逐步移交中方。1958年改名为可可托海矿务局，属于一级“保密单位”，对外代号“111”，信箱是“53”。
1955年，可可托海的经营权移交给中方 直到1980年，“可可托海”4个字才又重新出现在地图上。 可可托海矿务局在当时属于高科技生产，不是一般人就能干的。这里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万余人, 有像我这样有文化、有专业背景的，还有许多其他人员，每个人都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审查，保密程度到连家人都不能知晓。 因为神秘，使得这里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长期无人知晓。但我要说的是，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知道，五光十色的矿石更知道。
这里发现过10多公斤重的海蓝宝石和黄玉，60多公斤高含量的钽铌单晶矿，12吨重的石榴石，30吨重的绿柱石晶体。 我经手的这些东西，是制作许多尖端设备的重要原料—— 你看，铍在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中被大量使用。钽电容在智能手机中是不可缺的，铌在高温超导中起到重要作用，锂在锂离子电池和制作氢弹中都起到特殊作用。 这里是国内有色金属领域最大的“实习基地”和“陈列馆”。我记不清陪同多少人参观过。
“额尔齐斯石” 1985年，美国矿业代表团来访后大呼“不虚此行”。作为翻译的我很自豪，也与其中一位专家结下友情。临走时，他提出要点矿物标本，被我婉拒。 回国后，那位专家又多次给我来信，提出能否寄一些标本——论感情我可以给，但论纪律和规则，我不能给，这是中国的机密和宝物，我没有这个权利！ 当然，保密不是永远的。1985年后，可可托海的地质资料开始零星见于报刊。 1999年，三号矿脉的开采全部结束后，被开辟为国家地质公园，其面纱才被完全揭开。现在的可可托海，已经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景点。 如果说，三号矿是可可托海矿的皇冠，那么蕴藏几十种有色金属的阿依果孜矿洞，就是皇冠上的明珠！
当年的阿依果孜洞口 它是矿工阿依果孜在1949年发现的，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当时他正在休息，无意中看到脚底下有绿柱石的矿脉，一直蜿蜒至三号矿坑南面的山丘上。 阿依果孜矿洞内有绿柱石、铌钽锰矿及锂辉石、云母、石英石等矿物，蕴藏量极其丰富。但洞内只有一米多高，为了完成每天400公斤的开采量，手工挑选的矿石要靠人工半爬着背出，还得时时提防塌落的石块。 第一个殉职的矿工姓汪，山东人，大高个。他不幸被塌落下来的大石头砸到胸口。 人抬下来时，周围的山满是白雪，躺着的人面色惨白，抬的人步履缓重，经过的人站立不动，周遭一切都静静的。 那场景我至今记得。
工人们在矿山工作 胡久孝是我中南矿冶学院的校友，1961年毕业就来了，直到1980年12月2日。那天，气温零下30摄氏度，需要在3号矿坑最低处打一口水文观察测水孔。 在安装三角架钻塔时，顶端主铀突然断裂，一根金属部件重重砸向他的前额。胡久孝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3岁，他最小的孩子才7岁。 坑道中，二氧化硅粉尘含量较高，当时防护条件又不具备。从1959年到1985年，可可托海有几百人查出了矽肺病，甚至包括食堂烧菜的师傅，有的人三四十岁就英年早逝了。
实验室里的杨炳滨 我们在实验室，一样要接触大量放射性样品，且在显微镜下操作，时刻处于危险中。 但即便如此，我们照样干。 1957年夏，因为要加紧生产，为国家多出稀有金属，三号矿脉完成了“大揭盖”，也就是用炸药把表层炸开，再向下采掘。 这是新中国首次进行大规模的爆破，被称为“惊天一爆开新天”。矿脉由原先高出地表200多米的山峦，变成了长宽各250米左右、垂直深度超过140米的巨大深坑。 之后，随着越掘越深，不时还有小规模的爆破。
开发前的三号矿
开发初期的三号矿
开发中的三号矿
如今的三号矿遗址 1961年7月的一天，一次爆破正在紧张有序地准备。 十几响过后，硝烟尚未散尽，人员就进入施工。 突然，一个之前哑火的炸点爆炸，大家瞬间趴下。几十秒后，连忙清点人数，除了几位不太严重的伤员，有一人居然不见了。扒开碎石找，车里找，都没有。 这时，有位工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在那里！在那里！
当年使用过的机械、挖掘机、装载车 大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惊呆了。十几米开外，高度约七八米的坑壁上，一个人被“钉”在那里———这位工人，是被气浪狠狠抛过去的。汩汩的血道子，沿着坑壁，缓慢向下蜿蜒。 还有一位工人，手拉着运载车朝外运矿石。车很重，地面铺上了钢轨，这样效率高。夏天还好，但冬天，车在结冰的钢轨上滑行，不容易刹车。一不注意，人跟车一起冲进了额尔齐斯河。那几年，牺牲了不少同志。
埋有700多名建设者忠骨的墓地 在可可托海，提起“功勋矿”“英雄矿”，大家都知道是三号矿。 矿区不远处有一块墓地，埋有700多位建设者的忠骨。 绝大部分坟墓的朝向都是东和东南——那是英雄们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再大的困难和死亡，也无法阻止我们为国家的有色金属事业奋斗的意志。 1960年1月，我独自去海拔3000米的一个矿区采集标本，有20多里路要步行。 走着走着，靴内慢慢的开始有潮气，袜子也湿了。黄昏降临，气温降到零下50摄氏度。更可怕的是，靴子与袜子也冰在一起了，脚趾一阵阵痛痒。
1957年 杨炳滨在大雪中的可可托海 我知道，如果此刻倒下就很危险了，于是咬紧牙关拼命走。几个小时后，终于到了有人烟的地方。我随意撞开一个房门，就倒在地上，本能地伸出脚在火炉上烤。 主人跳过来，一棍子将我脚拨开，转身从屋外端来一盆雪，费了好大力气才脱下我的鞋袜，用雪轻轻反复擦着双脚。两个小时后，脚部才慢慢红润起来。 我忘了，冻伤后，万万不可用火烤，否则会坏死烂掉截肢，必须“以冷制冷”、用雪揉搓。在可可托海，冻掉耳朵、手指、鼻子甚至胳膊腿的，年年有。 次日临走时，我向主人深深鞠了一躬。
还有一年夏天野外作业，我和厨师在帐篷里。突然，一头母熊带了两个小熊向我们走来。我俩吓坏了，心怦怦地跳。慌乱中我们拿上菜刀和榔头，躲进帐蓬里。 越来越近了。我甚至能看到熊滴溜乱转的小眼睛。也许是食物的诱惑，熊一个急拐弯，直奔两米外的做饭处，打开蒸笼吃馒头，扔着吃、吃着扔，锅打翻、盆踩烂。 末了，还拉了一堆粪便。一个多小时后，熊才大摇大摆，扬长而去。 还好，这黑家伙始终没有望我俩一眼。
如今的可可托海国家矿山公园 1962年春节前，我和钻探队一起在盐池作业，住的是棉帐篷。半夜熟睡中，突然遭遇特大寒流，气温骤降至零下40摄氏度。帐篷瞬间被狂风刮跑，大家惊醒了。 眼前漆黑一片，风卷着雪和石，劈头盖脸刮来，我们吓懵了。虽然有羊皮衣裤和皮帽子，但此刻却像穿了件薄薄的衬衣。 我们紧紧围抱在一起，手紧紧扣在一起。战战兢兢捱到天微亮，风才稍有减弱，我们马上把百米外的帐篷找回来支好，立刻生火，许久才慢慢暖过来。 后来看报纸，这一年当地冻死牛羊10多万只。 我们算幸运的，“冰冻”了一夜，无一人深度冻伤。 我一个广东人，在新疆工作几十年，在那个年代就是信仰和精神支撑着，我从没有后悔过。 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只能用粮食、水果鸡蛋等农产品偿还外债。可可托海的矿产品，许多都是尖端武器所急需的。债权国点名要这个来还债。 当时，每一吨矿石出口就能省下几十吨粮食。上级发出号召：“勒紧裤腰带，拼了命也要完成任务！”
当年的开发场景 在情况最严峻的那几年，井下工人吃的面糊糊每天只有6碗。这就是重体力者的定量。 到1964年，情况好多了。国家宣布：不但没有借一元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欠债全部还清了！ 之后，咱们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相继试爆成功。当时我们在开大会，听到广播里播放消息时，都流着泪拍红了巴掌。 我们找到的矿石，不仅为核弹制造提供了必须的稀有金属；矿石出口赚来的外汇，更为国防尖端科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资金后盾。 1963年，29岁、已是大龄青年的我，组建了家庭。当时有句话，“有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到头守空房”。我妻子也是主动来援疆的热血青年，文静贤惠，还是工程师。她很愿意找个地质郎共度一生。
杨炳滨一家人在上世纪70年代 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在矿区子弟学校上学，跟着我们吃了很多苦。但他们很争气，从小就懂事，成绩好，后来成为硕士、博士。 这对我是极大安慰。能有这些成就，艰苦岁月锻炼出的坚韧功不可没。 1971年，我到南疆705地质队工作，也是找矿和岩矿分析。四年后，我调到乌鲁木齐的新疆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2002年重返新疆 30年前，有一首歌叫《共和国之恋》，“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我们这些老“可可托海”，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热泪盈眶。 请不要笑话我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我只想说，新中国的发展史，我参与过，我奋斗过，我奉献过。 “如果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可可托海吗？”我的回答是，“生逢其时，躬逢其盛。”
今日可可托海鸟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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