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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邓云  作者邓云：邓拓先生的长子 空勤学员是志愿兵，一入伍就算是干部，跟服兵役的大头兵完全不同。所以空军党委有一项规定：预校空勤学员在转校学飞行之前，必须下放到陆军（野战军）连队去当一年士兵。在这项规定之下，我们这期学员于（1965年）九月下旬被送往驻扎在山西大同的陆军第21军、61师的182团和184团当兵锻炼。 大队领导事先宣布说：我们将从保定乘火车到北京永定门车站，在那儿换车去山西大同，到时候在永定门车站换车将有两个多小时的间歇，北京籍学员可以通知家人届时到车站见面。  左：航校新学员 ；右：在陆军的木枪对刺无敌手 父亲是我们十四期学员家长中革命资历最深、党内职位最高的干部，所以李指导员特别关注他是否会到永定门车站去看我，临出发前还专门问过我，我说：“反正我告诉家里了，他们说会尽量争取去的。”我心里明白，李指导员很希望有机会能见到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爸。 在保定火车站等车时，因为是军事行动，所以我们不在老百姓上下车的月台上等车，而是在站外，就在铁轨路基旁，几百号人站了绿泱泱一大片。李指导员下令大家就地解散，自由活动，但不准擅自离队，不准走远。大多数人都找阴凉地儿，把背包卸下来，放在地上坐着乘凉。 我和小天没动地方，也没卸背包，我们仍并肩站着，面对铁轨，漫无主题地闲聊着。这时，有一列货车从我们面前缓缓驶过，每节黑色的车厢上都印着一排白色号码，大约六、七位数…… 当最后一节车厢驶过时，我不经意地把那节车厢上的号码读了出来，同时继续和小天扯着闲篇。等那列货车离去了一会儿之后，小天突然问我：“哎，刚才你念的那个车厢号是什么来着？'我未假思索就随口回答道：“#%&#%@&”,“行，没错儿，'小天说：“你的瞬间记忆力很强。”我听了不禁想：“这小子随时都在锻炼自己当飞行员的素质，同时还要考考我。他既然肯定我复述对了，说明他有意识地记住了那组号码。这小子可真有心！”我笑着说：“这可不光是瞬间记忆力强，这叫整体素质优秀！” 我和小天就是这样的一对朋友，我们都已经把自己交给了空军，交给了飞行事业，我们都信心十足地让自己朝着“成为中国空军中最优秀的飞行员”的方向走。 到北京永定门车站下车后，李指导员把队伍带出了站，让大家在站前广场的西北角解散休息。这个位置，只要有北京学员的家长来，一到车站就能看到。大家都把背包放在了地上，一身轻装，三五成群地在那儿闲聊天儿，等着可能会来的家长们。 我、马小天、廖小江等几个人站在一处，小天知道他父母肯定去不了车站，小江家不是北京的，所以他俩都心无牵挂，只是在那儿比赛辨认汽车；只要有汽车在路口一露头，就听他俩低声喊出“上海”、'胜利'、'华沙”或“伏尔加”什么的，谁先说出车型而且说对了，就算谁赢一分。 我没心思参加他们的比赛，只盼着爸妈他们能来看我，而我也实在太想见他们一面了！我特别想告诉爸爸和妈妈，参军以后我的表现非常出色，仅仅两个多月，我是同期学员中唯一受到过上级嘉奖的，中队、大队和校级对我的口头表扬就更是多得没数了；我特别希望爸妈能来看看他们的儿子，现在是个很有出息的革命军人；我还特别想给爸妈当面行个军礼，亲口告诉他们：儿子没给你们丢脸，将来一定能成为中国空军里最优秀的飞行员！说不定还能当宇航员呢！ 突然，廖小江'哇'了一声，说:“这个厉害！这个是……”我看见父亲的吉姆轿车从街口转进了车站，便向身旁的小天轻轻说了声:“我爸来了。'就离开了聊天儿的小圈子，向汽车的方向迎了上去。  1956年中 共八大，父亲被提名进党中 央委员会，为此拍了这张标准像。但被他谦虚地婉拒了。父母工作上的事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文革开始之后，才从各种材料上了解到一些父母当年的事情和遭遇。 小邢叔叔肯定看见我了，他把车子停在了我前面几米远的地方，警卫员小王叔叔（王春华）飞快地开门跳下车，回身去拉开汽车后座的门，爸爸和妈妈就从车里出来了。我上前两步，给爸妈打了个立正，“唰”地提起右臂给他们行了个军礼，口中说道：“爸爸，妈妈。”上身左右微微转动了一下，表示给爸妈分别都敬了礼，我觉得那是最具军人风度的动作。 爸妈都与我紧紧地握手，夸我说：“小云穿上军装还挺有军人样儿的！”我说：“是，我没辜负你们的希望，我干得挺好的。”爸爸说：“我知道你干得好，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和表扬，空军的领导同志已经来电话告诉过我了。爸爸很为你高兴啊！” 正在这时，李指导员过来了，我赶快给爸妈介绍说：“这是我们中队的李指导员。”李指导员向爸妈行了礼，握了手，说：“首长好，我是邓云同志的指导员李景贤，这次跟他们一起到陆军去驻团的。邓云同志不愧是您们的好儿子，他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是这期学员的尖子、标兵。请您们放心，部队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飞行员的。”然后李指导员就敬礼告辞了。 妈妈一直看着我，一直对我慈祥地微笑着，等指导员离开后，妈妈说:“今天来看你，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去延安参加革命，是背着父母偷偷跑的，要是被发现了肯定会被抓回去，可不像你们现在这么公开、这么光明正大、这么光荣……”爸爸说:“是啊，我是在上海上大学时参加了革命，也一直没敢告诉家里，我都不晓得后来依爹（福州话的爹爹）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爸爸还问:“在航校里你交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哪？”我回答说:“我班里跟我关系最好的学员叫马小天，也是北京的，他爸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的……” 爸爸接过话头，语重心长地说:“你要注意不能光和干部子弟在一起，部队上还是工农子弟占多数吧？要和他们也交朋友，不要搞干部子弟小圈子，不要搞特殊化……”那天爸妈说的话我心里都记下了，我也向他们保了证，一定按他们说的去做。我相信以我的能力，以我对空军飞行事业无比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在我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只会给爸妈争光，而决不会给他们的脸上抹黑！ 万万想不到的是，那之后仅仅过了半年，就搞起了那场万恶的文革浩劫。爸爸首当其冲，被诬陷成了“三反分子”、“三家村反党集团头目”，遭到了全国范围的声讨和批判；爸爸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便以死明志，含冤自尽。 1965年9月那次在永定门火车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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