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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德鲁克:永生难忘,熊彼特教会我三件事

 老庄友华 2023-04-11 发布于海南

1949年圣诞节,我开始在纽约大学教授管理课程之后不久,我父亲从加利福尼亚前来看望我们,那一年他73岁,退休已有一些年月。新年刚过,也就是1950年的1月3日,父亲和我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那时已经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虽然已经66岁,但仍在哈佛大学传道授业,并且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活跃在学术圈内。
1902年,我年轻的父亲在奥地利财政部担任公务员,但也在大学兼职,教一些经济学课程,于是认识了熊彼特。熊彼特当年还只有19岁,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
他和我父亲性格完全不同。他态度浮华、狂妄自大、粗暴无礼、爱慕虚荣,而我父亲性情温和、彬彬有礼、谦卑有加。可是,他俩却一见如故,友谊历久弥坚。到1949年,熊彼特已与当初判若两人。年近七旬,执教于哈佛大学的他,名声已至顶峰。
两位老人在一起尽情回忆往事,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他俩都在奥地利长大,都在奥地利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都到了美国——熊彼特是在1932年来的,我父亲迟他4年。
突然,我父亲笑出声来,问熊彼特:“约瑟夫,你现在还在想要留下怎样的名声这个问题吗?”熊彼特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我也跟着笑了。
熊彼特在自己两本重要的著作出版之后,曾经说过一段广为人知的话。他说,自己最想留下的名声是“欧洲最伟大的情圣和欧洲最伟大的骑师——也许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那时他还只有30岁左右。
他回答我父亲说:“是啊,这个问题现在对我也还是很重要,不过答案不一样了。我现在想留下的名声是一位培养出六七名一流经济学家的教师。”
他肯定是看到我父亲那吃惊的表情,因为他接着说道:“你知道,阿道夫,我已经到了一个知道光是靠书和理论留名远远不够的年纪。一个人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他就什么也没能改变。
我父亲去探望熊彼特的一个原因,是知道他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五天后,他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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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

他们这段对话我永生难忘。我从中学到三件事情。
第一,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到底想留下一个怎样的名声。

第二,答案会随年岁增长而改变。它会随自己的成熟以及外部世界的变化而改变。

第三,只有改变了别人生活的东西才是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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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如果贯穿整个20世纪历史的是“计划与市场”之争,是“凯恩斯与哈耶克”的时代,那么,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加速、知识经济的崛起、企业管理的变革,21世纪或许会成为“熊彼特的时代”。

作为“创新理论”之父,熊彼特凭借着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深刻洞察和理论贡献,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则是一部以熊彼特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为主线,全方位展现这位经济学巨匠的传记体著作。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熊彼特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的。他的经历、思想、行动和贡献都被详细地呈现了出来,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伟大学者的内心和思考方式。

一个伟大思想者的人生故事,足以启发人让人终身受益。因此《创新的先知:熊彼特传》不仅是一部经济学大师的传记作品,更是一部引领思想革命的佳作。阅读本书,不但能从中了解熊彼特对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定义和理解,掌握创新的本质和方法,更能感悟一个卓越学者的思考方式和思想深度,获得对人生重要的精神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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