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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年）在《经济分析史》中对经济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只做过一些扼要的提示，没有给出更为详尽的阐释。但是，熊彼特在这一扼要提示中涉及的一些基本观点，一直是经济思想史学绕不开的问题。无论是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还是关于熊彼特全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经济科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一直纠缠着熊彼特经济思想的研究；无论是1949年熊彼特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出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问题，还是2011年有学者对“熊彼特是马克思主义者吗”的质疑中提出的历史叙述的经济和非经济事实的问题，在根本上都来源于对这一问题的疑惑。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是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这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可以看作他一生学术成就的结晶，也常被看作“关于经济思想史，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详尽，而追根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部巨幅专著”。 “经济分析”是熊彼特对经济思想史主题的一种独特理解，它是“叙述人们在描述和解释经济事实并为此提供工具方面所作的努力”的思想过程，是以分析方法演进为主线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形式。但是，不管怎样，《经济分析史》的主题还是以通常的经济思想史为基础的。熊彼特夫人在最后整理出版《经济分析史》时曾经提到，1939—1948年熊彼特在哈佛大学长期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时，“对于课程中所讨论到的以及他所写到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纯粹属于分析性的成分，并不十分注重。事实上，在很长一个时间给我的印象是，他是在写一部经济思想史”。熊彼特对经济分析史的理解是以他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基础的。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导论中阐释“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问题时，从如下四个方面作出了回答，前三个方面是对社会科学各学科关于思想史研究一般意义的分析，最后则是对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特殊意义的理解。 一是在社会科学“教学上有所裨益”。在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知识传承中，“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在熊彼特看来，“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存续和发展，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结合在一起的；它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演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正是在这意义上，可以认为，“对任何'科学现状’论述的表达，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因而“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现状”。经济思想史对经济学知识传播和学科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它总是以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新思想”的冲击相联系的。 二是社会科学各学科要从“科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和“新的观念”。从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的意义上看，科学史的研究是获得新的思想灵感和拓展新的理论视野的重要渠道。因为只有在各学科所属的思想史的研究中，才能够“学会弄清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走到多远以及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我们也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和为什么接着而来”。这一研究既能打开过去思想成就的视窗，也能拓展现实境遇下思想创新的灵感。实际上，思想历史与理论逻辑、现实创新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思想史是实现经济学历史、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纽带。 三是基于社会科学各学科在增强“人类的思维方法”上的需要。熊彼特认为，人类思维方法的基本遵循就是“从具体事物中展示逻辑，从行动中展示逻辑，并展示与想象和目的密切结合的逻辑”。经济思想史是人类思维方法进步的主要镜鉴，“人类行动的任何领域都能显示人类的心智活动，但是没有哪个领域像经济学领域这样逼近实际的思想方法；因为在其他领域中人们不会这样不厌其烦地报告他们思想活动的过程”。人类的思维方法是在思想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和发展起来的；思想历史是人类思维方式内涵形成和发展的最可靠的档案。 四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特殊意义。经济学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熊彼特认为，“不同时代的经济学涉及不同的事实和问题”，“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经济学说的历史”。经济学本身就是历史的科学，洋溢着历史的丰富性和连续性。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由于某些原因，这种观念的源流在我们这门科学中要比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遇到更多的阻碍”。熊彼特认为，“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经济学家，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与同样情况下的物理学家很不一样：因为后者一般可以相信，在他的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发现被遗忘的和被搁置的、但对现实有着重要启示的理论见解或思想智慧。 在对“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问题的解答中，熊彼特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这里更多涉及的是不同时期“分析”工具和对象变化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趋向问题。但是，熊彼特把这些思想观念、理论形态与意识形态割裂开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吗”的问题，并对此作出两个方面的阐释： 一是人们对“经济法则”特殊性质的认识问题。熊彼特提出，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法则”与任何自然科学的“法则”相比，更“缺乏稳定性”。因为“经济法则”是“在不同制度条件下产生不同的结果”；随着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的经济思想易于出现“过失”或“误解”。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以下两个“事实”，实际的情况会“变得更为糟糕”：一是“从事分析的观察者自己也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且是他在这个环境中的特殊位置的产物——这会决定他看到某些事物而看不到另一些事物，而且是从一定角度去看的”；二是“环境因素甚至可以赋予观察者以一种下意识的渴望从一定角度来看待事物”。熊彼特认为，这就产生了“经济分析中意识形态偏见的问题”。 二是对马克思提出“意识形态偏见”问题的阐释。熊彼特认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主要有：意识形态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的'上层建筑’”，“人们的观念易于赞美那些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它们的行动，因而容易为它们描绘或暗示出可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图画来”。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他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经济学不是别的，全都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等。熊彼特认为，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在“对于我们透视历史过程以及理解社会科学的伟大贡献”的同时，也受到“缺点的损害”，需要“对'意识形态影响’这个概念赋予一种更为广泛得多的含义”。 在“我们已经充分接受意识形态偏见无所不在的主张”的前提下，熊彼特提出了自己对“意识形态偏见”理解的主要观点，如认为“社会地位对于塑造我们的思想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思想完全是我们阶级地位中的经济因素所塑造；即使是这样，也并非完全有一种界限十分明确的阶级或集团利益所塑造”；再如认为“受意识形态制约的有关陈述也不一定都错”，“出于一种意识形态背景的论述虽然值得怀疑，但也可能是完全正确的”等等。 《经济分析史》导论中的“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吗”这部分手稿写于1943年，熊彼特夫人在整理出版《经济分析史》时用的就是这一部分手稿，她提到：“不幸得很，这一章只有1943年所写的未完成稿。这是熊彼特抽出来准备重写和扩大的几节之一。”1943年的这部分手稿对经济思想史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阐释显然是不完整的。 埃斯本·安德森（Esben Anderson）在熊彼特学术传记著述中曾提到，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对经济思想史（当然包括经济分析史）研究的影响和作用问题，是熊彼特晚年一直给予极大关注的问题，甚至是“生命的最后几年，占据熊彼特身心的主要问题”。这里提到的熊彼特晚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指的是1948年12月熊彼特在题为《科学与意识形态》报告中的阐释，这是熊彼特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后在第61届年会上的学术报告主题。 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中，熊彼特对1943年提出的“经济学史是一部意识形态史吗”的问题作出展开论述，这一论述是从意识形态在经济科学发展中的影响不断增强的视角切入的。 在评估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发展状况时，熊彼特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在“技术”如统计、数理计量等“工具”的运用中，经济学增强了对自身的“系统性结构”的呈现。但是，“科学是技术，而且它越发展，就越全面地超出公众的理解范围，也超出研究人员自身具有的理解范围（除了他本人所持的专业外）”。经济学作为科学，经济学家们要“服从于公共职责的要求，受制于为国家和时代服务的愿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也就将他们的个人价值观，所有政策和政治思想融入他们的工作中，其中包括他们个人心灵追求在内的全部的道德个性，都被带进他们的工作之中”。面对意识形态对科学的这一影响，熊彼特强调，“科学自身的表现不需要我们剥离价值判断或者放弃对特殊利益的呼吁”。这里提到的“价值判断”“特殊利益”，就是熊彼特认为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这样，经济科学就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事实或推进研究的工具”问题；二是基于“道德和文化视域评估事实”的问题。这两个方面“在逻辑上并不是相互冲突的”，但“对某些利益的倡导，可能会对诚实的分析性工作发生作用，而且对利益动机本身的证明，并不能作为对这项分析工作作出支持或者反对的证明。更直接地说，辩护并不意味着欺骗”。同时，在经济学家们作出的分析性工作中，总是存在着关于经济过程的“预设”（preconceptions），这种预设对我们知识的积累和分析工作的科学性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超出我们的“控制”，即“在这些预设中，价值判断和特殊诉求（value judgments and special pleadings）就是不受控制的”。 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熊彼特把意识形态的内涵归结为“历史由生产结构的自发进化决定，社会和政治组织、宗教、道德、艺术和科学仅仅是由经济过程派生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19世纪中期，科学的演进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智能过程，是对既有的宇宙进行系列的经验探索，或者将其看作在规律发现的基础上对人类进行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毫无疑问会以多种方式影响社会历史或受到社会历史的影响。 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个将'科学’和社会历史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转换为科学对社会结构客观事实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对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科学研究者对现实的看法，从而决定了他们对事物的认识以及了解事物的方式。这时，“就严格的逻辑后果而言，这种关系呈现了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和一种新的科学真理的概念。甚至对于数学、逻辑学（更多是对于物理学）来说，科学工作者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的选择，成为对一个时代的科学思维模式的选择，这种选择由社会规定”。熊彼特认定“这是我们在提及科学意识形态时所表达的意思，而不是对客观科学真理的更为完美的预设”。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而且这种技术在与价值判断和价值偏好结合在一起时，才得出结论和形成见解。 熊彼特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中的这些论述，体现了他对1943年关于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关系扼要分析的新思考。熊彼特在对经济学是科学的理解中，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思想，但同时又在经济学意识形态本质问题的理解上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 对科学与社会整体结构的理解是揭示经济学具有的意识形态本质的核心要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对意识形态形成及其根本性质问题作出了深入阐释。社会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根源于社会存在并以社会存在为依据，但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指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即不同性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不同的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落后的、反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经济科学作为观念形态，始终是对作为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思想和理论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作为观念形态的经济科学，在学理和学术形态上，所表达的总是社会演进的历史性材料以及这一历史演进中人们的经济关系、交往关系以及利益关系等现实。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公开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时，就对经济科学的这一学理和学术的基本规定性作出明确阐释。他提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而“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偏向或者说“偏离”，是经济科学的内在规定和根本属性。 科学的分类是以科学体系中各学科的对象为根据的。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性上，提出了三种科学观念及其相互之间关联性的问题。恩格斯认为，从世界的统一性上来看，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的“科学”：一是“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二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三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经济科学作为“历史科学”的规定，一定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其内在的规定性，也是其内生的固有属性。 其实，恩格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性问题的探讨，可以视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因素。1844年初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就提出：“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这是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巨大发展和科学重大进步研究后的最初认识。这些最初的认识成为恩格斯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环节。 显然，熊彼特在对经济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探索中，肯定了经济科学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一属性甚至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重要特征，这是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重要观点。但是，熊彼特在对这一关系的理解中，把意识形态看作经济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外在的规定性，甚至是依据“工具”使用的变化而产生的外在因素和结果。熊彼特对这一关系理解的显著局限性在于，他没有基于经济科学自身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来理解经济科学的根本规定和本质属性。 在经济分析过程中，“科学与意识形态怎样才能达到洽和的可能性”是熊彼特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中阐释的主要问题。熊彼特试图在对“科学审视过程”（scrutinize
scientific procedure）的分析中，搞清楚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熊彼特所谓的“科学审视过程”，就是从分析对象的相关现象开始，一直到形成“科学模式”的全部过程。在作为结果的“科学模式”中，相关的分析现象被概念化，并且现象和模式之间的关系要么作为假设，要么作为命题（定理），被明确地建构。熊彼特认为：“这种原始的表达方式可能无法满足逻辑学家的要求，但这正是我们寻求意识形态偏向所需要的。” 在熊彼特看来，相关现象的“感觉”（perception）是发生在科学前的行为，感觉本身还不是科学的，但它不仅仅包含着通过我们的多种意识能感知的事实，而且可能从这些事实中分离出基于我们的偏好或共识的一些分析性的东西。熊彼特称这种感觉和前科学分析的“混合物”（mixture）为研究者的“想象或直觉”（vision or intuition）。当然，在实践中，我们从来不是从零开始的，所以“想象”的前科学行为并非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从前人或今人的工作出发，或者从我们周遭的大众头脑中的观念出发。在这种情况下的“想象”至少包含着某些先前既存的科学分析的结果。但是，这种“混合物”仍然是既定的，并且在我们开始自身的科学工作之前就已经存在。 经济模型的构建是“科学审视过程”后期的产物。从本质上讲，这些模型对早期形态的分析工作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早期形态的分析工作是个体工作者以原始、碎片和低效的模型所作出的。这项分析工作包括：挑选某些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分类，在积累更多的事实的过程中通过标记将部分事实固定下来，以便进行补充，并部分地取代在最初被确定的那些事实。简而言之，在搜集事实和理论研究的持续不断的取舍过程中，这些事实补充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反过来这些事实又引导我们朝着新的事实前进。尽管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事实发现或分析任务都可能在几乎看不到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这时，“重要的在于，—方面在明确的概念和有说服力的结论之间作出'不断的取舍’（endless give and take）；另一方面在新的事实和多变的事实把握之间作出取舍”。 熊彼特认为，无论既有的表述和既有的知识结构是可证实还是可证伪的，这种“科学审视过程”本身都处于客观控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确实不会出现那种意识形态的偏误，因为有关的检验标准与任何意识形态都没有关系。最初的想象不再在上述的控制之中。最初的想象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并且可能追溯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个人看待自身或他的阶级、团体及对手的方式的任何幻想。这甚至还应扩展到与个人偏好和状况相关的观点的特殊性上，并且这种特殊性没有群体性的含义。熊彼特始终相信：“因为意识形态的起源是我们事前的或超出科学的对经济过程及其重要性因素的想象，并且因为这种想象一般是从属于科学处理过程的，因此它要么会被分析所确证，要么会被分析所破坏，并且任何一种情况都会使意识形态消灭”。 《科学与意识形态》提出的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恰和关系上的基本观点，一是认为科学前的感觉是观念的来源，也是学术工作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二是提出“科学审视过程”，那些在分析上无法控制的思想在分析工作开始的整体经济过程的普遍概念领域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三是“虽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我们进展缓慢，但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可能就会止步不前”。熊彼特的这一分析极力阐明了经济科学中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在“科学审视过程”及经济分析中驱除意识形态“偏见”的可能性。 熊彼特在分析“科学审视过程”中，对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恰和关系有独特的理解，其中既有对经济科学分析中意识形态作用的合理探索，也存在着分析中的神秘化和绝对化倾向。熊彼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中的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没有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思想的实质。 恩格斯晚年曾经指出：“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恩格斯认为，唯心主义思想家夸大思维过程的这一特点，使之完全脱离了客观基础，结果必然使思维过程虚无化。熊彼特所谓的“科学审视过程”，虽然认可作为思维对象的材料的客观性，却没有理解这些材料本身包含着意识形态的规定性，这是由作为对象材料的意识形态继承性的特点规定的。如果否认意识形态过程的这一特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意识形态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性质及其在科学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说明复杂的人类思维历史的科学性。 意识形态形成过程及作用的相对独立性是恩格斯晚年在唯物史观发展中重点阐释的理论观点。意识形态的这种相对独立性，首先体现在它的历史继承性上，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其次是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经济发达的国家，不一定是意识形态水平高的国家，往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却能够在意识形态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再次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相互制约性。一定意识形态的发展，除了最终受经济制约外，还不同程度地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后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反过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熊彼特在这一问题理解上的偏误，根源在于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曲解。熊彼特始终把意识形态看作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结果，没有从本质上理解无论在个体上，还是在团体上，都有意识形态产生和存续的客观必然性。即使对经济思想史上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偏见”，马克思也从来是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上，探寻其本质规定性。 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性质的论述中，以注释的方式提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根本缺点之一”，就在于不能理解“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渗透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这种非社会的和非历史的“根本缺点”，是马克思揭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误”的根源所在。马克思还指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比，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马克思对庸俗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上“偏见”的批判，把握了政治性、思想性和社会性的密切结合，坚守着科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相互联系。 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中，熊彼特对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在各自的经济学结构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和作用作出分析，试图证明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多变性和多样性。 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结构中意识形态要素和作用的分析中，熊彼特提出了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马克思虽然是“为我们发现了意识形态并理解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但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才是意识形态的受害者”，而从来不谈他本人的“推理前提的意识形态特征和他主张的意识形态偏向是相当明显的”这一现象。 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关系理解的偏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评价，既有对他们理论中体现社会进步的意识形态观念的赞赏和高度肯定，也有对他们理论中反映社会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抨击和尖锐批判。在马克思经济学文献中，时时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类似评价。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久就认识到“李嘉图非常理解这个真理”，因为李嘉图“把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作为他的整个体系的基础”；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马克思最初研究经济学理论时，就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观同时作出了肯定性评价和批判性评价，后一方面在熊彼特那里就成为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偏离”。 至于马克思对自己的经济学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偏向，是从来不加隐讳的。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就指出：“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这里提出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承担者”等用语，凸显了马克思对自己的经济学结构中意识形态的立场和偏向的显著表述。 《资本论》第1卷阐释工资理论时，马克思更是公开声言：那种把工资看作“劳动价值和价格”的“用语”的观点，结局必然“陷入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为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性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相反，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转化形式的观点，在本质上“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只有“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才能揭示经济学流行的工资范畴背后隐藏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本质。在这一方面，“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熊彼特认为，从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之后，就确定了对资本主义进程的“想象”；但是，马克思的“科学工作是推演这一想象而不是加以纠正”，特别是有些“想象”并非马克思“首创”，例如，在18世纪的有些学者那里，“历史被视为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被定义为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斗争，伴随着一方对另一方的剥削，财富在愈发少数的所有者之间增长，无产者的苦难和堕落在加剧，这种分化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中走向爆发，这便是当时的想象”。这种“想象”正如原材料被制造成产品一样，经由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科学工具而被创造出来。熊彼特还认为，马克思对“他的最初想象中的一些因素……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对他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广大劳苦群众的社会革命因素，在“这些因素与他的理论深意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根植于他一生的意义之中，以至于永远都不会被抛弃”。在这种情况下，熊彼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战胜了分析：想象的所有结果变成了社会信条，从而使分析变得毫无意义”。 熊彼特既没有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作出全面理解，也没有理解马克思思想体系的真谛及本质。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马克思对之前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作出了全新的评价，根本没有停留在熊彼特所谓的“科学审视过程”前的“想象”之中。1851年马克思提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马克思赋予阶级斗争这一意识形态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1879年历经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发展以及巴黎公社革命的如磐风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问题上进一步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年届花甲，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这一强烈的意识形态观的信念不改、信心依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特有的“科学审视过程”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来不是熊彼特认为的“想象”中的认知，而是他们追寻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谛。 第三，熊彼特认为，随着马克思分析性工作的成熟，他“穷尽了很多科学性分析”，例如，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等，但是马克思“通过对诸如绝对（或抽象）法则的原初的、意识形态的阐述，呈现他的分析的另一些结果”，隐匿着“谩骂性的用语”，批判其他经济学家存在的同“现实生活中的偏离现象”的意识形态观念。在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类似指责时常可见，哈奇森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对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评价过分地“诉诸动机和偏见”，而对“这些动机和偏见所导致的经验上无效或者逻辑上错误的观点”没有作出分析。哈奇森这里所谓的“诉诸动机和偏见”，就是熊彼特所说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偏见”。 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史基本脉络和过程特点作出系统论述，从意识形态的视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严厉的批判，但丝毫没有熊彼特所谓的隐匿着的“谩骂性的用语”。马克思是从社会观、历史观及其相应的阶级观来探索古典政治经济学向庸俗政治经济学转化问题的。马克思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不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那里，还能够“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还能在政治经济学上“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1820—1830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也“极为活跃”，这种“活跃”趋势既体现于“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也体现于“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除此之外，“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做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在庸俗政治经济学那里，“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还指出，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只是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这一理论形式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等等。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这些观念的变化，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急剧变化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激烈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这一变化中，他们的意识形态观念也从原来古典经济学那里作为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力量，转变为阻碍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反动力量。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这种观念上变化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呈现的三个方面“两重的”矛盾变化，即“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三个方面“两重的”矛盾，在根本上就是“利益”上“互相对抗和冲突”，而“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反映意识形态变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无可逆转地发生着马克思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向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转变。这就是熊彼特认为的马克思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种“偏见”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经济科学固有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定性的必然结果。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 责编|孙中博 网编|陈家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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