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多年前，我特意向上海的一位大学管理学老师请教如何评价德鲁克，他淡然地说道：“如果管理学是一座森林，德鲁克只是一棵大树。”我很直率地回答道：“如果说德鲁克是棵大树，那他是大树的时候，管理学这片森林还不存在”。  连载来到第七期了，我们得切入德鲁克的当代话题之一：创新或企业家精神。正如这个系列第一篇开头所言，德鲁克深受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影响，而“创新”正是熊彼特学问的精髓所在。  熊彼特（左）与凯恩斯（右） 德鲁克在谈到熊彼特的贡献时，将他与20世纪另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了详细比较。这两个人确实值得一比：他们都出生于1883年，彼此熟悉对方的学说。当凯恩斯的名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时，时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师的熊彼特就告诉学生，凯恩斯的著作已完全取代了自己早期有关货币方面的著作。而凯恩斯却一次又一次提到正是熊彼特的早期著作激发了他的灵感。  但是，两位思想家却在什么是经济学的真正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 虽然“凯恩斯革命”大名鼎鼎，但在熊彼特也是德鲁克看来，所谓的“革命”只是改良。因为凯恩斯与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产品与服务的“实体经济”和货币与信贷的“符号经济”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古典经济学认为“实体经济”起支配作用，货币只不过是“事物的表象”，而凯恩斯却大胆地将“主仆”关系颠倒过来，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那般，“符号经济”成了“实体”，产品与服务却变成了它的“影子”。 所以在德鲁克眼里，凯恩斯只是个异端而已，真正的革命家或“叛教徒”是熊彼特，而后者认为经济学真正的主题是创新或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自己这一思想渊源来自马克思，他认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了真正的问题，即——利润是个什么东西？ 古典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利润是激励人们承担风险所必需的东西”。但这让那些富有人性思想的经济学家很不安，因为“这实质上难道不也是一种贿赂，因而不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吗？”于是，19世纪的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晚年信奉起社会主义来，马克思则用我们耳熟能详的“剩余价值”解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  马克思 熊彼特却对利润的道德性作了辩护：利润只是一种成本，一种保住今天的工作和开创明天的工作所必需的成本。 为此，熊彼特有句名言——“创造性的破坏。”它使得昨天的固定设备和资本投资陈腐过时，而经济发展得越快，需要的资本积累就越多。所以，熊彼特的问题始终是：“有足够的利润吗？”或者说：“有足够的资本积累，用以提供未来、提供在企业界立稳脚跟、提供'创造性破坏’的成本吗？” 正是这些提问，引发了熊彼特关于创新是经济学真正主题的论断，并将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各种经济学流派认为是学术体系以外因素的“创新”，也即企业家精神，视作现代经济学的精髓。它促使资源从旧的、过时的行业转向新的、更富有生产性的行业。而且，创新者所获得的“利润”总是短暂的，如果不将这些利润视作“创造性破坏”的资本或成本，他们将很快被淘汰和消灭。英特尔前CEO葛洛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口号，正是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当代版。  正因为熊彼特将创新或企业家精神视作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并认为现代经济学总是处于动态非均衡中，对以均衡或牛顿力学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而言，他无疑是个“异教徒”。像凯恩斯这类“异端”，虽然要被另一些“异端”攻击，但也会被“系统”内的人所重视，而“异教徒”有时连“非主流”的份儿都没有，熊彼特的“学生”德鲁克就是如此。 对经济学中的“均衡”思想有置疑的人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譬如，萨谬尔森在《经济学》中有关金融市场的论述经常被人津津乐道，但至少依我个人看法，这些教条大多不符合金融市场的现实。倒是被人视作“怪才”实际上却极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索罗斯道出了金融市场“非均衡”的本质，即市场有时会朝着均衡状态运行，但更多的时候，市场距均衡状态愈来愈远，而无任何返回原点的迹象。  作为异教徒的德鲁克早在1985年就很尖锐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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