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已过审，用真实的案例说明我的题目： 请在合集中查看先说“诬告” 诬告又称诬告陷害，是一种古老的犯罪，它以泄私愤、遂私愿和陷害无辜为目的，不但给被诬者本人带来极大痛苦，而且可能造成司法冤案，严重扰乱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把“诬告陷害”和“无故杀人”并列为两大不可突破的最基本底线。 而对诬告罪的惩罚古代也一直延续“对等反坐”的标准。 一九七五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就记录了详细的关于诬人盗窃、伤人的的“反坐”处罚标准。 汉宣帝诏书规定：“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尊老爱幼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汉代老人也是极受尊重与保护的群体，但哪怕你是八十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如果突破最基本的底线，即杀人和诬告，也是不可豁免的。 即使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两代，其诬告反坐制度也是越来越详细，甚至对严重的“诬告罪”在对等反坐的基础上罪加几等。 2021年，英国出台了新诽谤法，起诉门槛变高，但罪成惩罚严重。  诬告诽谤的都是用捏造事实造成他人损害，所以引用 为什么古今中外的治国者都视“诬告”为洪水猛兽？ 诬告人的诬告成本和被诬人的抗辩成本极不对称，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里诬告陷害指用捏造事实起诉被诬人，造谣是指在社会上散播对被诬人不利的捏造事实，本质上都是对被诬/诽人造成损害，所以借用）不仅被诬人抗辩成本极高，还会大量浪费司法资源。一旦让“诬告”成功，其巨大的成本收益比会在社会上形成极为不良的“仿效效应”，侵蚀大众的“三观”，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和统治基础。 以南京“彭宇案”为例，虽最终彭宇承认撒谎撞人，但其负面效果仍然导致社会道德急剧滑坡，开启了中国老年群体最为畸形的产业—碰瓷业，使得人民日报发文怒批：“再不整治，会让整个社会道德倒退50年”。而“碰瓷”虽不一定诉诸法律，但其本身就是一种“诬陷”行为。 那又关正常的“举报”啥事儿？ 举报与诬告都是向公权机关检举他人违法犯罪事实，不同点在于举报检举的是“真实存在的事实”，而诬告是“捏造事实”。 眼见未必为实，耳听也可为虚，这样举报人举报的“事实”中难免会有一定的“水分”，甚至有“臆测”的成分。 如：《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记载，陈国国师迁诬告前任国相和陈王刘宠，说他们一起祭祀天神，图谋“不道”。最后司法机关审核后认定，他们不过是为了长寿祭祀“黄老君”而已，于是举报人被以“不道罪”的刑罚反坐，被杀。 这个案例中“祭神”为事实，而“不道”为臆测。所以举报中也难免有“诬”的嫌疑。而“虚实相间的诬告”的量刑标准，很大程度取决于执法者的主观判断，举报也就成了一件风险极大的事儿。 所以各朝各代又不断细化法令：把诬告罪分为完全无中生有的诬告和虚实相间的诬告两种情况，区别对待。 但这又给“诬告者”留下了空子可钻。经过精密筹划，往往能使得“事实”、“虚实相间”和“无中生有”更加难以判定。不论古代生产力水平、刑侦技术，就是在现代，判定也是费效比极差的一件事。 司法判定的费效比极差，但又事关社会道德、统治基础，两难…… 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举报”门槛，加重诬告罪成惩罚，让“诬告人”知难而退，减少相关诉讼。 如前面引用的英国《新诽谤法》。 总结一：为什么不能鼓励“举报”行为？
总结二：如何防范诬告（个人建议）
后记：只要有足额的利益驱动，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从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诬告”的危害，而其至今还是社会文化中的一颗“毒瘤”，说明我们对其的警惕性一刻都不能放松，任何“包容”、“纵容”行为都可能打开“潘多拉魔盒”，应予以坚决杜绝。 |
|
|
来自： 新用户00189126 > 《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