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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历史上最早有关教育的记载，可追溯到两晋。 晋朝著名隐士任旭（？—327）是临海人。年轻时，他应临海郡郡守蒋秀之请，出任功曹。但是蒋秀贪赃枉法，他劝说多次无效，愤然辞职，从此不进官场。他经历西晋、东晋，三任帝王多次征召，都坚辞不去。 任旭是大学问家，隐居家乡期间，“闭门讲习”，教授子弟。 一百多年后的454年，吴郡盐官（今浙江海盐县）一个年轻人因母丧而意志消沉。为了排遣心中郁结，他出门远行，踽踽前路，向道天台。 此时的天台山，因孙绰《游天台山赋》而名声大噪，成为儒释道中人的神隐妙境。 然而，这个年轻人深受儒家典籍熏陶，满腹经纶，又怎么甘心于碌碌无为呢？于是，他在天台山开办学馆，教授当地学子。向学者闻风而来，常至百人。 这个年轻人叫顾欢（420—483），由此开创了台州私人办学的先河。 不过，那时候私人办学还是凤毛麟角。到了唐宋时期，私人办学逐渐多起来，主要以书院的形式存在。这是民间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学术大家最常汇聚之所。与此同此，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书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提高书院的教学质量，保障书院的日常维持。 台州最早的书院出现于南宋，一开始都是民办书院，如桐江书院、樊川书院、溪山第一等；创办于1262年的上蔡书院是第一所官办书院。宋之后，历代都有书院，延至晚清，台州书院达到鼎盛。 书院既吸引人才，也培养人才，既涵养人才，也输送人才。宋至清末，台州有史可查的书院有一百多所，这些书院对台州智力储备、学术建构、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等方面，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台州书院，起兴于南宋。南宋台州民间教育，以“二徐”为先声，声望最高。“二徐”即徐中行（？—1123）、徐庭筠（？—1179）父子，是安定学派重要人物。徐中行年轻时立志跟胡瑗学明道之学，来到首都开封。胡瑗（993—1059，世称安定先生）是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之一，传授给他经书，他熟读精思一年多才回老家。回来后，他更加发奋学习，造诣莫测。好友三门人罗适（1029—1101）、知州李谔先后向朝廷举荐他，都被他拒绝。他晚年隐居黄岩，致力于教育家乡子弟，人称“八行先生”。 徐中行的小儿子徐庭筠继承父志，在黄岩五六十年，以教育儿童为业。绍兴二十年（1150），新任黄岩县尉郑伯熊（1124—1181）得知他品行高洁，举荐他出仕。他说：“富贵易得，名节难守。愿安时处顺，主张世道。”委婉拒绝。郑伯熊拜他为师，习安定之学，后又印行、讲授二程（即程颢、程颐两兄弟，他们师承安定之学）之书，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郑伯熊是永嘉学派的先驱，其学生叶适（1150—1223）是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即水心先生，曾隐居路桥区螺洋街道（宋时属黄岩县）一带，与台州关系密切。得其真传的学生大多是台州人，如其得意门生陈耆卿(1180—1236)、吴子良(1198—约1257)，先后执台州文坛牛耳三四十年。 在叶适逝世后不久，黄岩县令建三贤祠，祭祀叶适、徐中行、谢良佐。 这位谢良佐（1050—1103）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河南上蔡人。他曾拜理学大家程颐、程颢为师，是“程门四先生”之首。因为名声大，人们以他的出生地尊称他为“上蔡先生”，称他所创立的学派为“上蔡学派”。 谢良佐从来没来过台州，但他的子侄，都有迁居台州。 谢良佐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克已、克念、克举。北宋灭亡后，三个儿子在迁徙的过程中，克已死于闽，克举死于楚，只有二儿子克念定居临海，留有子嗣。但是，谢克念的儿子谢偕以为人代笔谋生，生活艰辛，其他后人则泯然众人，不见史籍。 谢良佐哥哥谢良弼生有四子：克家、克俭、克明、克顺。北宋灭亡后，谢克家（1063—1134）迁居黄岩，谢克俭、谢克明迁居临海。谢克家官至参知政事，儿子谢伋（1099—1165）、曾孙谢希孟（1156—1227）都是当世名士。 往前追溯，谢良佐家族和临海谢深甫（1139—1204）家族还是同宗。谢深甫与谢希孟同为晋朝谢裒（282—347，谢奕、谢安之父）第二十六代孙，为同辈兄弟。谢深甫官至宰相，公开支持程朱理学，加上台州是程朱理学、象山心学、永嘉学派、永康学派交汇之处，本地学者和地方官员都有意把谢良佐这位北方理学名家“引进来”。 南宋嘉定五年（1212），台州知州黄子耕建先圣庙谢上蔡祠，祭祀谢良佐，叶适为之作《上蔡祠堂记》。景定三年（1262），知州王华甫在临海东湖创办上蔡书院，成为台州第一家官办书院。王华甫还上表朝廷，请曾担任婺州知州、皇帝讲师的杨栋担任书院山主（即山长、院长）。杨栋之学本于“二程”，与谢良佐之学一脉相承。他任上蔡书院山主后，又聘请“金华四先生”之一的王柏（1197—1274）为书院堂长。王柏是朱熹（1130—1200）的三传弟子，学识渊博，家藏丰富，他给上蔡书院的学生上课，第一节就是谢良佐“居敬穷理”的学问。他的讲学风格深入浅出，生动透彻，名声一下子传开，台州各地有名望的学者，都来向他请教，行弟子礼。 进入元代，上蔡书院成为当时著名的41所书院之一。 上蔡书院能在台州落地生根，还因为谢良佐的上蔡学派学说被朱熹所继承和发展，而朱子理学与台州学术发展渊源深厚。 定居黄岩的谢克家曾对朱熹父亲朱松有提拔之恩。绍兴二十一年（1151），21岁的朱熹出任泉州同安主簿（考中进士后首次当官）前，来到黄岩看望谢家人。此时，谢克家已经去世，儿子谢伋（曾官至太常少卿）隐居三童岙，开辟药园，自号“药寮居士”。朱熹拜访谢伋后，作诗《题谢少卿药园二首》，其中有“谢公种药地，窈窕青山阿。青山固不群，花药亦婆娑”的诗句。 朱熹与临海人石墪（1128—1182）是同事，也是至交好友。石墪当过朱熹上司，也在朱熹老家福建尤溪当过父母官，重视教育事业，政绩显著。朱熹非常敬佩他。后来，石墪回临海，在章安创办观澜书院，亲自教授生徒，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石墪去世后，朱熹满怀深情地为他写了墓志铭。 因为这层关系，在朱熹成为著名理学家，再次来台州时，石墪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杜烨、杜知仁推荐给朱熹。杜氏兄弟跟随朱熹学习，开创了台州史上第一个学派“南湖学派”，一传至数传弟子有杜范、车若水、吴澄等，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有专章介绍。杜氏后人在朱熹讲学地方——黄岩翠屏山上修建樊川书院，扩大教育规模。 在黄岩，赵宋宗室赵师渊、赵师夏兄弟也是朱熹的学生。赵师渊协助朱熹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工作。可以说，赵师渊是这本书当仁不让的第二作者。赵师夏则成了朱熹的长孙女婿。赵氏另一个兄弟叫赵师雍，他先跟朱熹学，后来又师从陆象山。 朱熹路过仙居，看望以龙图阁直学士退休的仙居名臣吴芾，经吴芾介绍，来到桐江书院讲学，题写匾额“鼎山堂”。数百年后，当地还流传着朱熹送子入桐江书院读书的故事。清光绪《板桥方氏宗谱》记载，朱熹为此写了一首《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 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 汝若问儒风，云窗雪案深功夫。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阿爹望汝耀门闾，勉旃勉旃勤读书。”史上未必真有其事，但这从侧面反映了朱熹对台州文化、教育事业影响之大。
在台州期间，朱熹本想拜访徐庭筠先生，听闻“二徐”先生均已逝世，非常悲痛，前去墓前祭拜。他在《谒二徐先生墓》写道：“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门清一壶水，家富五车书。但喜青氊在，何忧白屋居。我怀人已远，挥泪表丘墟。”从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对道学前辈、大教育家“二徐”先生评价很高，对他们的逝世表示痛心。 朱熹在台州留下众多足迹，门人也很多。根据朱子学专家陈荣捷在《朱子门人》里的考证，朱熹门人共488人，其中浙江80人，台州18人——居浙江各州县之首。 南宋之时，其他较大的书院还有临海的溪山第一，黄岩的柔川、南峰、云阳，天台的竹溪、龙溪，仙居的桐林，三门的五峰等书院。 上蔡书院名师王柏的学生周敬孙，在宋亡后，继承老师衣钵，执教于上蔡书院，为台州儒学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儿子周仁荣，被他培养为江南名儒。周仁荣又培养出了状元泰不华（也是周仁荣养子）和理学大家周润祖。周润祖还是翁森创办的安洲书院第一批学生。 南宋灭亡后，面对蒙古人的文化倒退行为，翁森创办安洲书院，以昂扬的姿态，歌颂快乐读书、读书快乐，以此保族保文化，救亡图存。当时从学者800余人。他创作的《四时读书乐》脍炙人口，历代传诵。如《春》：“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四时读书乐》影响很大，文征明、林则徐、李鸿章等人都写过相关书法作品。民国时期，国家危乱，《四时读书乐》作为首篇，被编进初中国文教科书第六册。 进入明朝后，台州书院再次兴起，人才辈出。前有临海人陈璲（1385—1466）在龙顾山建成白云书院，学生如云，其中最著名的是陈选（1429—1486）。 陈选在江西、河南、广东等地从政，都有政声，在教育方面，成效尤其显著。他因此被人称为“督学使者之冠”“陈泰山，萧北斗”，明礼部尚书沈鲤将他评为明朝最著名的三名督学之一。陈选在家乡，建有丹崖书院。他死后，张元祯、谢铎、黄孔昭、吴宽、焦竑、田汝成、杨廉等人纷纷为他作传，《明史》《明儒学案》《皇明名臣言行录》等著作都收录了他的事迹。 那一边，温岭谢省、谢铎叔侄等人在为本族子弟开办的私塾会缌庵基础上，扩建成方岩书院。谢铎（1435—1510）是茶陵诗派第二号人物，诗文在当时影响很大。他也是理学名家，代表作《伊洛渊源续录》与《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儒林宗派》并称为“全国学脉建构之作”。他首次探索台州理学史，为之后金贲亨撰写《台学源流》奠定了基础。 谢铎在方岩书院从事教育事业数十年，许多台、温人才出其门下，老朋友黄孔昭的儿子黄俌、孙子黄绾先后都成为他的学生。 黄绾（1480—1551）是明代浙东阳明心学的重要继承者之一，被称为“王门”护法。一开始，他做学问不得法，后来认识王阳明、湛若水，三人经常一起切磋，学问大有长进。再后来，他完全服膺于阳明心学，执弟子礼。他与王阳明亦师亦友，看到阳明学派空谈甚于实行的倾向，率先主动纠正，提出“艮止、执中”理论。他所著的《明道编》是阳明学派的代表作。 王阳明过世后，黄绾把王阳明的儿子王正亿接到台州，亲自抚育，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与此同时，临海林元叙、林元伦、赵渊，仙居应良、林应麒、李一瀚、金克厚，天台潘瑊等都是王阳明的弟子，再传弟子则更多了，著名如临海王宗沐、王士性等。 王畿、钱德洪、薛侃、陈九川等赫赫有名的王门弟子也曾来到台州，与当地士人游学论道，推动阳明心学在台州的传播。 黄绾在温岭、黄岩创办了石龙书院、文毅书院，最后以讲学终老。 临海金贲亨（1483—1564）也是一名阳明后学。他家里人才济济，他和三个儿子先后考中进士，一时传为美谈。他与仙居应大猷是死党，与阳明学派的徐爱、蔡宗兖、王澈等人交往密切，切磋学问。他在临海创建崇正书院，弘扬心性之学，求学者络绎不绝。他的代表作《台学源流》，开创台学研究的先河。晚清黄岩大学者王棻受其启发，撰写成《台学统》。 无独有偶，同城王宗沐（1523—1592）家也是一门父子四进士，也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王宗沐是欧阳德的弟子。他们做学问，讲求实际，不尚空谈，是阳明学派中事功主义的典型人物。王宗沐在广西任按察司佥事，修葺桂林宣成书院，兴建三贤书院；在江西任提学副使时，重建南昌正学书院、上饶怀玉书院，重修白鹿洞书院；在江苏任漕运总督时，创建淮安正学书院；在家乡临海，重视族人教育，与钱德洪一起举办“赤城会”……培养出了工部尚书曾同亨、吏部尚书张位等栋梁之材。他自己也才能出众，是明朝后期唯一一个成功主持海运漕粮的能臣。首辅徐阶把他和狄仁杰相提并论。 王氏家风向学，在家族里，除了他们父子四人，侄子王士性，也是进士，其中三人官至都御史兼巡抚。王士性又在家乡创办了白象书院。 有明一代，台州书院林立，著名的还有临海陈锡建的南衡书院，以及龙顾书院、敷教书院；黄岩王灵堂建的灵峰书院，以及樊川书院；仙居吴炳庶建的蓼溪书院；天台志学书院。另外，台州知府阮勤重建上蔡书院，知府周志伟建赤城书院，黄岩知县汪汝达建紫阳书院。 此时，台州出现了不少世家大族。如夏埙家族、秦鸣雷家族、应大猷家族、陈函辉家族，这些家族在当地声势显赫，具有很大影响力。 清朝初年，台州是反清重要基地，加上 “两庠退学案”，清政府打击限制，地方教育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数百年来，只有冯甦、齐周华、齐召南、洪颐煊、戚学标等数人，成就较显。直到晚清，知府刘璈大兴文教，台州教育才又迎来春天，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在台任职9年，新建、重建、扩建或整顿充实书院32所。黄濬、王棻等本地学者也纷纷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来。 黄濬（1779—1866）先后执教与黄岩萃华书院、太平宗文书院、鹤鸣书院，培养出了开台州近代工商业先河的路桥杨晨等学生。 王棻（1828—1899）先后执教于黄岩九峰书院、清献书院、文达书院，太平宗文书院，临海正学书院，以及温州、丽水和江西南昌等地书院，桃李满天下。本地的王彦威、喻长霖、王舟瑶、章梫、管世骏、王韬夫等，都是他的学生，而且成就显著。
他的《台学统》，是台学史上收集最丰富、征集最全面、资料最权威的学术巨著。它以气节为本、不立门户为学术特色，是台学学术史上集大成之作。 王棻的学生王舟瑶（1858—1925）在20世纪初，任教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担任师范馆经学科和仕学馆历史科教习。他撰写的《京师大学堂经学科讲义》，论述精辟，风行海内。《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在学堂和知识界广为流传。在当时京城，他是台州最知名的学者。 至清朝末年，台州有书院144所，占浙江11个府书院总数14%。光绪二十六年（1900）开始，陆续改书院为新式学堂。 民国时期，台州志士仁人迭出不穷，这与晚清台州教育发达大有关系。 参考文献：《台州市志》《台学统》《嘉定赤城志》《宋史》《明史》《民国临海县志》《赤城集 赤城后集》，台州各地县志、教育志，林大岳、徐媛苹《台州文脉》 
评 论 做人讲气节，做事讲作为 梳理台州书院历史，基本可以了解台州的教育史，进而看清台州文化发展的脉络。 那么，台州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的印象是气节。这气节，就是任旭的不与同流合污，就是二徐的孝行和名节，就是朱子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就是方孝孺的“硬头颈”，就是齐周华的与皇帝讲道理，用鲁迅的话总结，就是“台州式的硬气”。 这个气节，是至正至纯的精神和品质，容不得一点瑕疵。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修身养性，止于至善；体现在外物和处世上，就是以是为是，以非为非，阴谋、权术，都非正道。台州历史上不乏耿直之士，仙居县还有“御史故里”之称。御史干吗的？主要一项工作就是“挑刺”，纠错。 但是，客观地说，以此为立身标准，道德文章好做，官场难混。南宋中期，永嘉事功学派曾在台州很有影响力，但到南宋晚期，随着上蔡书院创办，杜范、车若水、黄超然等人崛起，理学又占了主导地位。 纵观宋后台州历史人物，能臣不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权术和气节取舍上，许多人不屑或不擅权术，宁可不做官，宁可政治上无所作为，也不愿气节有所折损。 阳明心学影响之所以如此之大，就在于强调个体“修善”的同时，也强调事功。他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不但说得好，还要做得好，做出成绩。他身体力行，要理论高度有理论高度，要政绩有政绩，要军功有军功。即便是这样，王阳明也常常处于猜忌和攻击之中，必须用智慧化解。惟有对自己信奉之道，王阳明一以贯之。临终之际，当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坦然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阳明心学传入台州后，台州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慢慢扭转了重“气节”轻“事功”的风气。先是，谢铎的理学特点是重“躬行”，是修身的。黄绾“艮止之学”，是一种“折中主义”。金贲亨的学术观点，也是在修身上，忠孝节义大于一切，《台学源流》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只有到了明朝中后期的王宗沐这里，“事功”才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体现在政绩上非常明显。受这种学术思想影响，他的儿子王士琦，是援朝抗倭的名臣，为扭转战局起到关键作用，战争胜利后，朝鲜君臣感激不已，之后多次写信感谢。侄子王士性为官游山两不误，用脚步丈量祖国山河，写成《五岳游草》《广志绎》《广游志》等理论性地里著作，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鼻祖。到了晚明，陈函辉政绩卓著，却迟迟得不到提拔重用，他极为不满，反其道而行，酒客上门，日日欢饮，姬妾几十人，歌舞不绝。这放在之前，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台州士人、理学家，无论如何遇挫，也不会做出这等污名毁节的事情来的。然而，陈函辉心中仍是矗立着大义、大节，明亡后，他倾其所有，辅助鲁王抗清，复国无望后，以身殉国，绝不苟活。 到了晚清，王棻接续台学，著书《台学统》100卷时，又回到了老路上，“气节”成为压倒性的论人标准。 他的学生王舟瑶，在1902年被聘为上海南洋公学学监，协助总教习蔡元培教学和管理。之后，又与吴汝纶、张鹤龄、李希圣、辜鸿铭等一同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他撰写的两本讲义风靡一时。他放眼世界，看到传统经学有“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之分，对西方史学重“民史”非常敬佩。在京师大学堂，他与汪荣宝、屠寄并称“京师大学堂三教师”。以他当时的声望和平台，完全可以成为蔡元培这样的人物，或者一代国学大家。可惜的是，清亡后，他以遗老自居，遁入“后凋草堂”，圈于“潜园”之中，不问政事。 眼界开阔如斯，尚且如此，同辈喻长霖（清朝榜眼）、章梫等更不必说了。他们作为前朝种出的“奇葩”，流连于文人雅集，舞文弄墨，军阀混战，九州动荡，已全然不顾。虽无“一死报君王”的愚忠，也基本同于“袖手谈心性”的无所作为了。 历史的惯性，强大得可怕。 只有比他们晚生二三十年，没有中过清朝功名、任过清朝官职的人，才没有清亡如丧考妣的悲痛，能轻松摆脱惯性的锁链，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故我们看民国台州风云人物，又是另一番面目。 编辑：彭 洁 审核：陈婧 监制：张莉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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