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求索生于浙江绍兴，卒于上海。从小阅读兴趣十分广泛，看过很多野史、杂记，对民间艺术也有深切爱好，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源。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舞弊案被捕下狱，坐牢8年，从此家道中落。父亲周伯宜不久身患重病，并于1896年去世。作为周家长子长孙的少年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的辛酸：“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呐喊》自序）同时，鲁迅的母家在农村，农村生活既给鲁迅留下了田园诗般的记忆，又使他形成了对农民的亲近和同情。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和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青年鲁迅在洋务运动破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兴起之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于1898年5月到南京投考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为周树人。次年2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一时期，接触了《译学汇编》（《译书汇编》）等近代科学、社会学和外国文学译著，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以严复译述的英国T.H.赫胥黎的《天演论》为代表的达尔文学说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南京求学四年期间，确立了基本的科学观和进化论思想。 1902年1月，获得官费赴日本留学的机会。同年4月，到东京入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在日本期间，开始探索中国国民性问题。他经常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集会，并阅读了大量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文献。这期间，发表了根据外国作品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中国地质略论》等，还翻译了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弘文学院结业后，于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立志学医，是希望用新的医学“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呐喊》自序）。1906年，经历了“幻灯片事件”，被片中中国人“麻木的神情”和“强壮的身体”巨大反差的情形所震撼，痛切地感到“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迅《呐喊》自序）。于是决定弃医从文，并于1906年春天重返东京。在东京期间师事革命派领袖章太炎，并成为反清组织光复会的成员。这期间，发表了《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还发表了《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及其存在的偏颇，提出“别求新声于异邦”，提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战斗精神，大力介绍以拜伦为首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摩罗诗派”。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介绍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 1909年8月间离日归国，先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绍兴光复后，出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冬，创作文言短篇小说《怀旧》。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于2月前往南京，在教育部工作。5月，随政府迁往北京，在教育部任科长、佥事等职务，主管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教育等工作。 呐喊和彷徨辛亥革命后鲁迅目睹了现实的依旧黑暗，体会到先觉者的孤独和苦闷；五四前夕受时代感召奋起呐喊。他怀着唤醒国人的热望，投身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并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之一。1918年初，参加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致力于反对旧礼教和旧科学，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同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在1918～1922年连续写了14篇小说，收入192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五四落潮后，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鲁迅继续坚持对“黑暗和虚无”进行“绝望的抗战”。1924～1925年所作小说11篇，收入192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彷徨》。 《呐喊》与《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获得了成熟。《呐喊》《彷徨》的写作时间正好涵盖了五四运动从高潮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呐喊》富有激情，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彷徨》则更加沉郁，艺术手法更加老练。鲁迅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消闲文艺，认为自己写作的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出发，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鲁迅深刻关注现实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因被迫害而发狂的精神病人的心理活动，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迫害，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故乡》记述了“我”回故乡的见闻和回忆，通过对童年伙伴闰土精神状态的前后对比，揭示出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令人震撼的心灵麻木。《药》通过华老栓一家人给儿子治病的故事，表现他们精神上的愚昧，并揭示出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精神上的隔膜。《阿Q正传》是其不朽的代表作。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农村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典型形象。他自述写作《阿Q正传》是为了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刻画即是对国民性弱点的反省和对民族的自我批判。同时，阿Q所面临的苦恼和恐惧又是人类个体普遍的生存困境。因此，《阿Q正传》也就具有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鲁迅始终关注着知识分子的道路和命运，揭示着他们精神上的创伤和危机。鲁迅笔下刻画了三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第一代知识分子是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如孔乙己。《孔乙己》集中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第二代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前后，处于时代进退沉浮中的知识分子，如吕纬甫、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辛亥革命里独战多数的英雄，最终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最终也“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鲁迅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都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彷徨着，“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第三代知识分子是处于五四新思潮中的知识分子，如子君、涓生。《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要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勇敢地冲出旧家庭。可是当他们建立了新家庭以后，子君沉湎在小家庭的生活琐事中。失业的打击，使子君无以自处，涓生则急于救出自己。于是爱情终于破裂。子君回到她父亲的严威和旁人的冷眼的环境中，不久便死去。涓生陷入了悔恨、悲哀和彷徨中，但新的生路在哪里呢？他还是迷惘的。鲁迅通过爱情悲剧的叙写表达了对五四个性解放和女性解放问题的反思。 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上，鲁迅也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在小说的结构方式、叙述角度上都作了实验性的探索。他还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及戏剧的艺术经验，并且试图将它们熔为一炉，创造了“诗化小说”“散文体小说”，以至“戏剧体小说”等体式。他善于“杂取种种人”来塑造典型形象。在语言风格上，他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简约。鲁迅的小说显示了一种冷峻而深切的风格特征，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座高峰。 1925年前后，鲁迅参加了语丝社，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未名社，编辑了《莽原周刊》等，他提出并实践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来作为唤醒国民的主要武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一批战斗性的杂文作品。鲁迅这一时期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后结集为《野草》和《朝花夕拾》。《野草》充分地吸收融汇了中外象征艺术和理性启悟，以独特的艺术笔触，捕捉那些意味丰厚而又微妙难言的感觉、直觉、情绪、心理、意识、潜意识，进行高深超拔的“心的探险”和哲理考辨，并寓之于生动新奇的具象描绘中。它们尖锐地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同时又反映了作者追求新的革命道路，而又未能找到的内心矛盾和在探索中前进的革命精神。作品的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彩多姿，既有象征主义的方法，也有类似杂文的讽刺。作者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寓意深远，感情浓郁。散文集《朝花夕拾》开创了一种“闲话风”的散文风格，以亲切平和的语调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青年时代的片段经历，是“听闲谈而去其散漫”语言主张的成功实践，体现了一种任心而谈的从容风姿。 精神界的战士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北洋政府通缉，南下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后经中共广东区委推荐，于1927年1月到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和教务主任。 1927年10月，鲁迅到达上海，开始与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在上海期间，接编《语丝》周刊，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还参加了革命共济会，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28年，与创造社、太阳社进行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对创造社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这期间的杂文收在《三闲集》中。1930年1月起，主编《萌芽月刊》（后为左联机关刊物）。1930年2月，参加并发起党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旋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了领导工作。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成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文献。这一时期还写下了许多战斗性的杂文，成为左联的主将和旗手。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继续用杂文作为武器，进行不屈的战斗。1930～1931年的文章收在《二心集》当中。这些杂文和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也因而更加锋利，“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33年1月，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2月，英国作家萧伯纳到上海，鲁迅与他会见。这一年鲁迅的杂文分别编入《南腔北调集》（包括1932年的作品）、《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他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也获出版。1934年创作的大量杂文后来结集为《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1935年的杂文结为《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一年还创作了《理水》等4篇历史小说，与1934年的《非攻》和1927年以前的3篇共同结集为《故事新编》出版。通过对历史故事和传说的改写，追寻与表现“古”与“今”之间的深刻联系。风格幽默、洒脱、庄谐并存，显示了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1935年底，鲁迅原有的肺病日益严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仍坚持勤奋工作，于1936年写下了许多文章和书信，结集为《且介亭杂文末编》。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发表一系列文章，推动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葬于虹桥万国公墓。上海上万名民众自发举行公祭、送葬。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文化贡献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在文学方面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绩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石。同时，鲁迅具有伟大的品格，“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他以其永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鲁迅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共有小说集3部，杂文集17部，散文诗集1部，回忆散文1部，还有书信、日记，以及《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总共400余万字。此外，还有33部共250余万字的译著，18种共100余万字的古籍辑录、校勘。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共20卷（包括译文）。1956年、1973年、1981年和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四次修订出版《鲁迅全集》。 鲁迅研究对于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始于1919年。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一卷二号上，出现了傅斯年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最早评论。以后对鲁迅的评论和研究持续不断，经过茅盾（沈雁冰）、瞿秋白、毛泽东不同阶段的概括，对鲁迅的认识日益理论化，肯定鲁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又经过冯雪峰（画室）、陈涌、唐弢、王瑶、李何林等的不断阐释，鲁迅研究逐步形成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富仁以“思想革命”取代“政治革命”的鲁迅阐释，王得后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强调，钱理群、汪晖对鲁迅“独特精神个体”和“中间物”精神悖论的揭示，林非对鲁迅文化选择的分析使鲁迅研究逐步从政治的单一阐释，演化为对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多元解释，成为一门以鲁迅其人和其精神、著作、思想、艺术及其所处时代环境相关的精神文化现象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开始向大众通俗文化界分流。 条目图册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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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绍兴鲁迅故里
《狂人日记》插图（袭沙）
蒋兆和《阿Q像》
《呐喊》《彷徨》初版本
1928年3月22日，鲁迅在上海景云里寓中
上海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
鲁迅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