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 卷二 六十一 ~ 六十五

六一、墨子游楚鲁阳考

《墨子 鲁问篇》载鲁阳文君与墨子论攻郑曰：“郑人三世弑其父”，《闲诂》引苏云：“父当作君。据《史记 郑世家》郑人弑哀公、（哀公八年而弑，为周定王十四年，明年共公元，今《年表》皆脱去。）幽公、繻公，是三世弑君之事。”黄式三《周季编略》又据本篇三年不全之语，以鲁阳文君攻郑在周安王八年，即郑繻公被弑后三年。孙氏则谓：“二说俱可疑。据贾逵《国语注》（《文选注》引。）高诱《淮南子注》皆云：鲁阳文君即司马子期之子公孙宽，而《左传》子期死白公之难，在鲁哀公十六年。（即孔子卒年。）次年，宽即嗣父为司马。至少亦必已弱冠。下至郑繻公之弑，相距已八十四年。文子若在，约计殆逾百岁，岂尚能谋攻郑乎？”因疑三世当作二世，盖在韩杀幽公之后。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谓：“幽公之弑，上距宽为司马时亦已六十余年。（今按：自白公作难，至韩杀幽公，凡五十六年，梁说误。）若此则宽非惟不能见繻之弑，恐并不及见幽之弑。”因谓：“鲁阳为宽封邑，故无可疑，然文子未必即宽。（按：《楚语》“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乃与之鲁阳。”则鲁阳乃文子始封。若谓文子未必即宽，如何又谓鲁阳为宽封邑，可无疑耶？此亦梁说疏处。）安知其不为宽之子？孙氏据汉人之注以改先秦古书，甚非当也。”今按梁说亦疏。然疑文子未必即宽，则为有见。《淮南 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为之反三舍。”高诱《注》：“鲁阳，楚之县公。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国语》所称鲁阳文子也。”高氏此注，以鲁阳公即鲁阳文子，是也，顾谓即司马子期之子，则非。何者？楚、韩交兵，始自悼王之世。悼王二年，三晋伐楚。九年，伐韩，取负黍。是年为周安王九年，适当郑弑繻公后三年。（黄氏谓周安王八年，误。）前一年郑负黍反韩，殆韩、郑交争而楚收渔人之利也。（后二年悼王十一年，三晋又败楚，又后十九年，楚肃王十年，而魏取鲁阳。）援戈撝日，其语荒诞。然韩、鲁阳构难，其事当起楚悼之世，则无可疑者。其时去公孙宽为司马已八十六年，而高注顾以为司马子期之子，其失实可知。则梁氏疑文子未必即宽，固非虚矣。且幽公见杀于韩，非郑人自弑其君。若依孙说，改二世弑君谓当韩杀幽公后，则语气情理益不合。知《鲁问》所记，确系安王八九年事。墨子其时尚存。若生于孔子卒后，至是已八十七年也。今综述墨子生平，南至楚，见惠王，在四十前。遂仕宋昭公，见逐，当不出五十。其后殆常居鲁。其至齐，见田和，已逾七十。重游楚，见鲁阳文君，则八十外老人。（齐康元至郑康三，，凡十一年。）墨子殆终于鲁阳也。

六二、墨子弟子通考

儒、墨同为先秦显学。《吕氏 尊师篇》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今考孔子弟子七十人，而《淮南》书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公输篇》记墨子说楚王，谓：“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在宋城上”，是墨徒之盛，犹逾洙泗。此非孔、墨有优劣，盖时益晚而学益昌，亦可以觇世变也。惟孔子弟子，犹有史迁《列传》，存其梗概。独墨徒湮没，莫为纪述。近世孙诒让始为《墨学传授考》，缀拾遗文，网罗坠绪。传记所载，编次略尽。今特审其未备，纠其疏失。大体则详原书，不具引也。

禽滑釐（《困学纪闻集证》：“《墨子 耕柱篇》作骆滑釐，《吕氏 当染篇》作禽滑[殹康]，《尊师篇》作禽滑黎，《列子 杨朱篇》作禽滑釐，《古今人表》作禽屈釐。”孙氏《闲诂》谓：正字当作屈氂，汉有丞相刘屈氂，氂当本作[未攵来]，谓强屈毛也。）

《吕氏 当染篇》：“田子方学于字贡，段木干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殹康]学于墨子。”《史记 儒林传》云：“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此盖承袭《吕》书，而下语未详。云子夏之伦者，以子夏概子贡、曾子、墨子而言也。孙氏据以为禽子先与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受业于子夏，后学于墨子，乃大谬。又按王厚斋《困学纪闻》已先误。（阎百诗《四书释地又续》：谓“《儒林传》子夏之伦，承上文子路、子张、子羽、子夏、子贡言。”亦误。沈钦韩又讥史公为援墨入儒，此皆不识史文来历，故臆测无当也。）

楚惠王将攻宋，墨子使禽子诸弟子三百人持守圉器，在宋城上，待楚寇。其时禽子年当近三十，先吴起约三十年。时当吴起生年，或幼时也。

禽子与杨朱问答，语见《列子》。考杨朱曾见梁惠王，当在惠王早世。而惠王元年，去楚惠谋攻宋已逾七十年，去吴起之死亦逾十年。禽子至梁惠王元年，寿已逾九十。若杨朱与禽子相值，是杨朱早年值禽子之老寿也。然观《列子》文，乃似禽子辈行转后。伪书晚出，不可尽据。此特设为杨、墨两家相难，寓言无实，犹如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也。孙氏博采，未加辩证。

高石子

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于卫，卫君置禄甚厚，设之于卿，而言无行。高石子去之。墨子悦，曰：“倍禄乡义，于高石子见之。”

公尚过

墨子游公尚过于越，越王悦之，使迎墨子，墨子辞。《吕氏 高义》作公上。《潜夫论 志氏姓篇》，卫公族有公上氏，《广韵》一东卫大夫有公上玉。疑过亦卫人。

耕柱子

墨子游耕柱子于楚。

今按：墨子弟子事迹，少可考见。见者皆仕诸侯，又皆由墨子之游扬。孔子主正名复礼，其学说若深带贵族化之倾向。又曰：“不仕无义”，遑遑走天下。顾深不愿其弟子之急于仕进。今墨子虽非礼乐，力斥贵族生活。其为学立说，虽若务为平民化，力与儒异趣。而顾汲汲游扬其弟子，为之谋禄仕。即此亦足以觇世变。“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欲使随而学，曰姑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朞年而责仕于子墨子。”（见《公孟篇》。）此可见来学者率志于仕禄也。故孔子曰：“三年学，不志于谷，不易得。”此孔墨之门人一也。“墨子游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处楚，无益矣。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子墨子曰：果未可知也。”庄生谓“河润九里，泽及三足”，门徒之相望以仕进者，又儒墨之所同也。故觊仕为心理之同，游仕为世风之变，虽大师无如何。史称吴起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游仕之风当盛于其时。

魏越

墨子使之游越。

曹公子

墨子仕曹公子于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昔弗得。今以夫子之故，家厚于始。”今按墨学之兴，适当曾子、子夏、子思得志显名之际。儒术既煊赫于天下，而墨子乃以役夫刑徒之道倡。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虑其一时门徒相从，盖多贫贱之士。故食之三升则同门怨，遗之十金则夫子悦。墨子之门，若曹公子之徒者盖多。墨子之汲汲游仕其弟子者，此亦其一端欤。

胜绰

墨子使事齐项子牛。

墨子鲁人，其行迹所到，为楚宋卫齐四国。其游仕弟子，亦惟见于楚越宋卫齐五国。鲁虽宗邦，然以曾申、子思为儒者大师，方见奠礼。魏文侯虽好贤，然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吴起皆儒者徒，故墨术沮矣。

随巢子

《艺文志》有书六篇，班氏云：“墨子弟子。”

胡非子

《艺文志》有书三篇，班氏云：“墨子弟子。”（叶德辉曰：“《元和醒纂》云：陈胡公后有公子非。后子孙为胡非氏。”按《通志 氏族略》亦云然，胡非盖齐人也。）

今按：随巢、胡非，名字不见《墨子》书，其著书亦不传，其杂见于他书称引者，亦未见其必为墨子弟子也。（《隋书 经籍志》云：“巢非似墨翟弟子。”则下语为慎矣。）今《墨子》书如《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称子墨子曰，明其为门弟子所记。又每题各分三篇，或乃墨分为三后，各记所受于师者。《墨经》尤晚出，当在墨学二三传以后。其书皆有条贯，不自为称说，疑当时墨子门徒，并不自著书。随巢、胡非，殆出后世假托。（马国翰有辑本，谓：“《随巢》书多言灾祥祸福，其论鬼神之能，即《中庸》体物而不可遗之意。《胡非 五勇》一篇，与《庄子》相出入，《说弓矢》亦本《韩非子》矛盾之喻。战国人文字相袭，往往而然。”据此，二书皆晚出无疑。）至其人事迹全不详，似不当与前列诸人并视也。

孙氏集墨子弟子，凡十五人，除上所称引，馀皆仅见姓名，无补稽考，兹不赘。

《韩非 显学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元和姓纂》作伯夫氏，或当作柏。）有邓陵氏之墨，墨离为三。”《庄子 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颂《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成玄英《疏》：“相里勤，南方之墨师也。”今按：《庄子》文于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前，特冠以南方之墨者五字，（《姓纂》，楚公子食邑邓陵，因氏焉。是邓陵子乃楚人。越有大夫苦成，是苦获亦南人。已氏无考，疑并楚人也。）则相里、五侯盖非南方之墨也。《姓纂》，晋大夫里克之后居相城，因为相里氏。后晋有建雄节度使相里金，并州人。今按山西汾阳有大相里、小相里二村，相里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碑云：晋大夫里克，其妻携子避地居于相城，时人遂呼相里氏。相里武为汉御史，相里览为十六国前赵偏将军云云。又考北齐寺碑题名，亦多相氏。又今安邑县北亦有相里村，则相里勤疑乃北方之墨师也。孙诒让云：五侯盖姓五，于伍同，古书伍子胥姓多作五。按：春秋伍氏兴于楚，而子胥之后有在齐者，五侯亦未必是南人。又按《陶潜集 圣贤群辅录》谓：“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钘、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诵《墨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此言三墨又异。然其不以相里、五侯为南方之墨，则殊可据也。又相里之弟子、五侯之徒与邓陵子同辈行，则相里盖前辈。此如儒分为八，以子张氏与孟子、孙氏并举，辈行县绝，则三墨亦未必同世也。

梁任公《墨子年代考》谓：“《公孟篇》记墨子与告子语，而告子又曾与孟子论性，参合两书言论，其为一人无疑。孙氏据赵岐《孟子注》，谓告子曾学于孟子，疑及年代不相及，因谓当是两人。按《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直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之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之中年，并非不相及。”今按梁氏以告子定墨孟之年距，是也。余考墨子卒在安王十年左右，而孟子生在安王十三四年以下。或孟子之生，竟及墨子之未死，则《墨》《孟》书中告子之为一人，尤无可疑。观《公孟篇》所记二三子请弃告子，而墨子曰不可，则告子殆亦墨子弟子。墨子主尚同一义，而曰义自天出，此即告子义外之说所本也。（沈钦韩《汉书疏证》谓：“孟子称告子，乃辞而避之，非同时问答。”今按《孟子》云：“率天下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明是当面称呼。下孟子两质，告子两曰然，明是当面问答。沈说非也。）

六三、孟子生年考

世传《孟氏谱》，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寿八十四岁。此谱未详来历。周定王无三十七年。又谓生当孔子后三十五年，则为贞定王二十五年。然孟子生年，决不如此之早。或谓定乃安字之讹。安王在位二十六年，下至赧王二十六年，凡八十八年。《谱》谓孟子寿八十四，逆推之当生于烈王四年。后人多信其说。惟《谱》记生平既不足信，则其记卒年及寿数，未必尽可信。今舍其生年，据其卒年与其寿数，而更推其生年，其未必信明矣。《孟子 离娄》：“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朱子《集注》：“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时，方百四十余年，而孟子已老。然则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朱子博学多识，其为《四书集注》，尤精力所萃。今观其推论孟子生年，知其时尚未有《谱》，故为朱子所未见。否则以为不足凭，抑且不屑辨数也。以此推之，《谱》之不可信尤益显。顾孟子游梁，去孔子之卒，实已百六十年。（详《考辨》第一五一。）朱子亦复误。则其推论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者，亦未必可信也。周广业《孟子四考》，又据朱子未百年之说，凑会以八十四之寿，谓：“旧《谱》生年，当改定字，去三字，为安王十七年，则上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其卒当在赧王十三或十二年，而《谱》倒为二十，又衍六字也。”夫《年谱》既不可信，《集注》又未可据，今两凭其说，而奋改其旧，其为不足信尤甚矣。其他论孟子年世者，纷纷之说，不一而足。顾余考齐宣王、梁惠王世次，《史》《策》既多误。诸家据以论孟子，则宜其治丝而益紊矣。今既于齐、梁、宋、滕诸国世系年代，一一重为釐定，而孟子游仕先后，亦详加审核。参伍错综，斟酌情事，而定孟子生年，最早当在安王之十三年，最晚当在安王二十年。乃与朱子、周氏之所推定，亦若相符。然其立论造断之所以然，则固自不同。且尤有进者，知人论世，贵能求其并世之事业，不务详其生卒之年寿。今谓孟子生于烈王四年，或谓生于安王十七年，前后相去不越十五年，此不过孟子一人享寿之高下，与并世大局无关也。苟既详考孟子游仕所至，并世情势，及列国君卿大夫往来交接诸学士，则孟子一人在当时之关系已毕显，可无论其年寿之或为七十或为八十矣。无徵不信，必欲穿凿，则徒自陷于劳而且拙之讥，又何为者？余兹所陈，固非以为定论，而摧廓旧说，开陈新义，亦足以见考古之意。至于援证之细，将逐事备详于后，此不具也。（魏氏《古微堂外集 孟子年表》云：“《史记索隐》谓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阙里志》从之，而谓寿九十有七岁，逆推之，当生于安王十七年。惟近日《索隐》本误作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当以《阙里志》所据《索隐》原本校正。”今按《索隐》并无孟子生年，未晓魏说何据。）

又按孟子名轲，其字赵岐已云未闻，徐幹《中论序》云：“孟轲、荀卿，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书，至今其字不传，原思其故，皆由战国之士，乐贤者寡，不早记录耳。”

六四、田和始立为侯考

《史记 田齐世家》：“康公贷立十四年，太公迁康公于海上。明年，鲁败齐平陆。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集解》徐广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隐》云：“徐广盖依《年表》为说，而不省此上文，贷立十四年，又云明年会平陵，又三年会浊泽，是十八年。《表》及此《注》并误。”张文虎《史记札记》谓：“依《索隐》，似三年上有文字。”今按：据下文“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和立二年而卒。”则《索隐》十八年之说是也。盖十八年会浊泽。其时为魏武侯十年，今称魏文侯者误。翌年十九年，田和始列为侯，纪元年。田和之二年，则为康公二十年，而田和卒也。

六五、齐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非桓公午立辨

《史记 年表》：“齐康公二十年，田和卒。二十一年，田和子桓公午立。”按：《田齐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田午弑其君孺子喜而为公。”并引《春秋后传》为证。《年表》漏去剡一世，并前漏去田悼子一世，自田常以下，田齐祇得十世，与《庄子》十二世有齐国之语不符。当依《纪年》。又田和以齐康公二十年卒，田剡即以是年立，《年表》书之隔岁，依人君即位翌年称元之例也。《索隐》引《纪年》作齐康公二十二年田剡立，误衍一二字。知者，《魏世家索隐》据《纪年》，谓：“桓公立十九年，当梁惠王之十三年”，则桓公弑君自立，在魏武侯二十一年。（周安王二十六年。）自此逆溯而上十年，正为齐康公之二十年。（周安王十七年。）知《史记》于此乃误其世系而未误其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