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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的少年时代 贫困中我开始了艰难的——求学生涯 作者 ‖ 冯琯
我的家庭世世代代以务农为业，没有人念过书，所以对念书的好处体会不深。记得祖父常说：“文魁武魁不如锅盔（即大饼），念书肚子不能饱”。也是由于家境贫寒供不起子女上学，孩子们稍大点儿，就要帮大人干家务干农活。我从8岁起就跟随祖父牧羊、放牛驴，祖父抽时给我教《三字经》、《千字文》（因他是自学的，故常教的字里有错别字）。11岁时才入本地砚台山在和二师办的私塾就学，但好景不长，到第二年因家里没人放羊我又只得辍学。每当赶着羊群路过学校时，看见同学们都上学念书，我就觉得既不好意思又短精神，常赶着羊走别的道，以避开同学们的视线。这一年的冬天，有个家在北乡冯家堡的亲戚，他住在当地的草桥官关帝庙，吃斋念佛行善事，人称“王老爷”。他因事进城住在我家，晚上和祖父一起睡觉，第二天临走时一再叮咛祖父说：“表兄，你这个孙子很有前程，一定要叫上学”。祖父觉得王家表弟说得对，就下了决心自己放羊，一定叫我去上学。第二年春季，我又在本村北边的寨子里上了邢大师教的私塾。一年后，邢大师不教书了，我又转到县城文昌宫王靖国先生（因他不是秀才，故人不称大师或二师）的私塾里读书。 我有个姑父叫邢子平，在县城关帝庙初小当老师，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是上过新学的，但也懂四书五经，故父亲与姑父商议后，叫我暂上初小。我当时年龄较大，认识的字也较多，所以校长杨勤伯先生就让我在初小四年级上语文、常识课，在三年级上算术。我姑夫还教我念《诗经》第四册，因此我的功课赶得很快。到1937年的夏季，校长见我功课好，让我报考枝阳小学五年级，但我姑父不让考，对杨说：“让冯琯认上几个字，长大点，回家务庄稼。”他这番话本无恶意，主要是我的家庭困难，缺务农的劳力。 1938年的夏天我从初小毕业了，考入枝阳小学五年级甲班，因我学习努力，各门功课都学得好，老师也器重我。我才觉得上官学确实比上私塾好。上学堂，学的知识面广，除语文外还有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美术、音乐、体育、劳作等，所教的东西大部分都懂，不像在私塾里只教《四书》《五经》之类，死啃什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等等，而不懂得它的意思。上私塾时，老师讲的都与现实无关，老师、学生穿的都是长衫子，显得与众不同。学生见老师和长辈都要站在侧面，所谓“偏站”，这种教育只能培养“之、乎、者、也”的酸秀才、书呆子。我的祖父和父亲以前认为官学堂是闹着玩的，这种偏见也逐渐消除了。这一阶段的学习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是唯一在旧社会受过新学教育的人。好事多磨，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我的求学虽经过曲折的道路，遇到过多种多样的困难，但对我自己也有好处，使我经受了很多的磨砺和很好的锻炼。孟子认为，历史上担过重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都应经过艰苦的磨炼，所谓“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觉得他说得很好。由于我的心身意志确实经过了磨炼，故对我以后的做人做事有很大影响。通过艰难而曲折的求学历程，我知道了教育的变革和进步，从而热爱教育，关心教育工作。也深深感到解放前会宁的学校办得太少了，同时也体会到贫苦农民的孩子上学实在太不容易了。 在1936年以前，会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学校教育即官学，另外一种是私人办的学校即私塾，均为全日制。到1936年红军北上后，私人办的学校基本上没有了，而官学教育逐渐增多，由县城扩大到大中集镇。其实会宁教育是甘肃教育的一个缩影，因为甘肃的大部分地方都和会宁一样，都只有那么两种学校，一直延续到“文革”前，文史教师不甚缺，而数、理、化教师特别缺。这和私塾存在的时间长及缺乏科技人才有关。甘肃的教育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才发展起来的，那时沿海和内陆的部分学校迁到甘肃，如师大等，大量的知识分子都到甘肃来。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之际，提出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口号，人才就来的多，不但兰州的科技人才多，而且甘肃的天水、平凉、武威、张掖等市县城人才也多，就连会宁这样的小县城也有外来的人才。当时，会宁和各县一样，陆续办起了中学和师范等中等学校。“治穷必先要治愚”，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德国哲学家坎特曾经说过一句话：“人，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成为人”。这就是说，只有教育才能培养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我觉得这话说得好，从自身的成长深有体会。 回顾我的少年时代，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一点是经过艰难的求学历程，锻炼了我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意志；另一点是由于自己上学求知来之不易，从而认识到教育是培养人才、振兴民族的必由之路，这就奠定了我一生选择教育、热爱教育，并为教育献身，以“教育报国”的思想基础，进而让我这一辈子把教育搞到了老。 作于2002年 大家都在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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