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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普查人员在湖州金盖山南麓发现了一座被当地人称为“姚坟”的古墓葬，墓葬早年被盗毁，仅存半月池和墓圹。后该墓以“姚文田墓”的名称收录在《湖州市本级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2011年出版的《吴兴风物—吴兴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一书对该墓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些介绍（见下图）。 然而随着前几年南浔区菱湖镇杨港村罗田圩的一批残缺石像生和墓葬石构件的发现，又一座姚文田墓出现了。两座墓究竟哪座才是真正的姚文田墓？发现者自然有各自的考证。下面就以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一下更符合文献记载的姚文田墓是哪一座。 其实最早记录姚文田墓位置的正是姚文田本人，在他的诗文集《邃雅堂集》中有一篇为亡妻周氏撰写的圹志铭，铭文中写道“兹卜吉于郡城南之芦田圩，将营葬，复举其未备者以为圹志。”刘鸿翱《绿野斋前后合集》卷六《姚文僖公墓志铭》记载姚文田身后事“（道光）八年春，公子晏等扶公柩归里，卜于某月某日葬公于芦泉圩”。《姚氏家乘》又记“公享年七十，夫人享年六十三，合葬南门外芦泉圩”，由此可知，姚文田和周夫人合葬于芦田（泉）圩。 【注：芦田圩、芦泉圩以及后面出现的罗田圩虽然写法有异，但在湖州方言中的发音是很接近的，芦和罗的发音更是完全相同，三者实为一地】 清代湖州地方志对姚文田墓也有记载，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四载“礼部尚书谥文僖姚文田墓在府城南罗田圩，道光七年赠祭葬”，光绪《乌程县志》卷六载“左都御史姚文田墓在城南罗田圩，道光七年赐祭葬”，李宗莲《金盖山志》卷二也记载“礼部尚书谥文僖姚文田墓在罗田圩”。 从上引旧志可知罗田圩在乌程县境内，《金盖山志》卷一对其位置的记载就更具体了，“罗田圩，在下泉埠对岸，隶三十九庄，属金盖”。光绪《乌程县志》卷四所录村庄在一区三十九庄的有“罗田、窑头、下泉村”，罗田即罗田圩，下泉村即下泉埠。罗田圩尽管与下泉埠同隶三十九庄，但中间隔着河，离金盖山又较远，所以《金盖山志》特意指出罗田圩虽在下泉埠对岸，但仍属金盖。 今天的菱湖镇杨港村罗田圩和道场乡下泉埠隔河相望，与《金盖山志》记载的罗田圩非常吻合，地理位置未变，古今地名也相同，再加上此地发现的石像生规格为二品以上官员所使用，也符合姚文田礼部尚书的身份，因此杨港村罗田圩的这座姚文田墓无论从文献方面还是文物方面来考证，都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金盖山南麓的“姚坟”又是谁的墓呢？笔者也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姚文田九世祖姚让墓。 姚让（1511-1587），字惟逊，号淳菴，出生于湖州城东适溪村姚家埭（今属南浔区南浔镇）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幼年丧父，后跟随一个施姓人学做生意，由此徙居湖州城中，以卖布为生。施翁死后无子，姚让就继承了他的产业，在湖州府署东约半里有了一家布店，店只有上下两间，规模不大，生计算是有了着落。姚让去世后，因其子姚舜牧任新兴、广昌知县而承恩赠文林郎、知县，并凭借获金不昧、孝顺寡母、教子有方等优良品德被清康熙《归安县志》列入德业传中，之后乾隆《乌程县志》亦为其立传。 以姚让为始迁祖的这一支姚氏在进城以后，称作在城姚氏或郡城姚氏，其家谱又以郡望称吴兴姚氏。自姚让独子姚舜牧开始就走上了读书、科举的道路，姚舜牧有六子，其后分为六支，子孙繁昌，科甲鼎盛，在明清两代一共出了状元一名（姚文田）、进士七名（姚祚端、姚延启、姚延著、姚淳焘、姚德里、姚世道、姚炳熊）、武进士一名（姚澄）、举人十二名（姚舜牧、姚淳垣、姚淳敏、姚淳熙、姚淳鸿、姚德棻、姚德璘、姚世鑅、姚益濠、姚加荣、姚烺、姚觐元）、武举人四名（姚德鹗、姚德照、姚世名、姚英）、贡生十四名（姚延儒、姚延濂、姚延教、姚掞、姚淳炤、姚淳锐、姚进、姚世芳、姚汝金、姚世俊、姚益时、姚培谷、姚培骧、姚森培）。此外，监生以下诸生及杂途入仕者更是不胜枚举。 【注：①以上人物不做重复统计，如姚文田为拔贡、举人、进士，又是进士一甲第一名，故单例状元一项，其余三项不列名。②贡生仅录旧志与家谱可互证者，家谱中仅称贡生而无科分又不见于旧志贡生表者不录；康熙《归安县志》仕宦表中贡生与例贡较为混乱，贡生仅见于该志但他志与家谱俱作例贡者亦不录。】 金盖山南麓的“姚坟”，笔者曾多次寻访，因未见墓主身份相关石刻文字，考证工作也一直未展开，直至某日在《姚氏家乘》中看到一张金盖山墓图，发现图中的景象与“姚坟”极为相似。墓图中牌坊上镌刻着“赠君淳菴姚公墓道”八个大字，姚让因子姚舜牧得封赠，故姚氏后人尊称其为赠君，姚舜牧在《先考妣行实》中即以“赠君”代指其父，淳菴又是姚让的号，因此淳菴公墓就是姚让墓，姚让也就极有可能是“姚坟”的墓主。 先来看一下《吴兴风物》对“姚坟”位置的描述“金盖山南麓，下菰城遗址东北，西临上金寺，南瞰下泉埠村，东北望纯阳宫”，把这些点在卫星地图上标注之后，再和淳菴公墓图比对，周围景物一下子就对上了，尤其是墓西面的上金寺，为确认“姚坟”就是姚让墓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参照点。姚舜牧在《自叙历年》中也提到“买山于上金寺，毕我二先人葬事”，即其父母葬于上金寺附近。 再看墓图上的姚让墓，有三部分组成：半月池、墓道坊、墓冢。“姚坟”半月池尚存，为半圆形，半径9米，石砌护岸已被拆毁，现存土岸水塘，当地人俗称姚茔（影）潭。据普查资料，“姚坟”神道牌坊石构件于20世纪五十年代兴修水利时被移至下泉埠村。笔者在半月池边上的草丛中发现了一截雕刻仰覆莲纹的武康石柱头，疑为墓道坊残断之物。墓冢已被平毁，仅存石构墓圹，其构筑方式以及用石都与万历年间的潘季驯墓相似。如果对这些遗迹进行还原，“姚坟”也是由半月池、墓道坊、墓冢三部分组成，与姚让墓的布局相同。 笔者对姚让墓的文献记载也作了一番梳理，最早记载姚让墓的地方志是明崇祯《乌程县志》，在“陵墓”中有记“赠知县姚让墓
金盖山”，而最为详细的莫过于清光绪年间李宗莲编辑的《金盖山志》，志中多次提到姚让墓，名迹录（卷二）曰“赠知县姚让墓在金盖山，俗呼百脚坟”，灵境录（卷一）云“半月池，在姚让墓前”，又云“元龙山，在寻真溪南，姚让墓北，俗名库山”。寻真溪又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参照点，更进一步证实了上金寺东、寻真溪南的“姚坟”就是姚让墓。 姚文田《邃雅堂集》卷三《先世隐德记》还讲述了金盖山姚让墓地获得的经过： 封广昌知县讳让……方贸布时，有乡妇携幼子以一香炉来易布，既得布去，广昌公拂拭炉，灿然金也，度去未远，追至郭门外，还之。生子一即侍御公，讳舜牧，万历癸酉举人，初官广东新兴知县，又改江西之广昌。遘艰归，闻江西人晏翊冈善青乌术，延致之，属相地。翊冈言城南金盖山土脉厚，登降上下，阅数旬，终不能定扦处。会天雨，就山下民舍暂憩，甫入户，见设木主祀广昌公也。骇问之，即前返炉者，母向在，子已长矣，因具饭，款留中坐，天已霁，日正出，射户。翊冈大声曰：“穴乃在此！”子具询，愿以地让，待御公曰：“我地可他求，安用此为。”又匝月，其子竟持地券至，言“屋尽撤，已他徙”，且曰“我母子得炉归，置生产，遂能成立，此厚德敢忘报耶！”侍御公感其意，酬以金。今地理家所称飞天蜈蚣者是也。 
姚让六世孙、雍正七年武举人姚德鹗也曾描述过康熙年间姚让墓的景致以及族人对祖墓风水的重视和保护： 赠君淳菴公封茔在城南十八里金盖山，载入县志，计办地山粮百余十亩，蓄养松柏杂树合抱大者五六千株，小者不计。其数周围十余里，上彻山顶，下连田壤，此我湖第一大坟茔也，俗名百脚坟。亥龙乾山巽向，横山漾水口横栏，右手下菰城关抱，最紧坟前有拜台、有甬道、有牌坊、有半月池，规模宏远，不亚吴郡范坟。 来龙与慎、沈二姓连界，康熙六年间，慎欲于来龙埋葬，涉讼禁止，助田六亩。康熙二十八年间，沈欲于坟后埋葬，涉讼禁止，助银一十六两，迁移俱立有议约。前太守潘公有印照，不得于此山来龙埋葬、盖房、取土，禁例森严。即如岁辛巳，有谢家湾姚姓于幽城右傍买沈姓之山，欲起造坟茔，鹗偕族众鸣官禁止，山地归并，盖保护风水备极周详。后之子孙叨沐荫庇，科甲连绵，仕宦不绝，虽祖功宗德积累而成，亦莫非山水灵秀所钟乎。 《金盖山志》还记载姚坟左右地名叫“白庄”，“今无人烟”，可见清代姚氏宗族对祖墓防护森严，不得“埋葬、盖房、取土”的禁例也一直发挥着效力。然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姚坟也抵挡不住时代的洪流，被一扫而空。老一辈的只有像姚粟周先生（姚让十三世孙）这样熟悉湖州地方文史的人，还会80多岁依然步行至此为祖先扫墓，而随着他们的故去，今天的姚氏后人已经鲜有人知祖墓所在了。 最后，再谈一点题外的东西，当年的普查人员在下泉埠村的机埠中发现一通镌刻楹联“墓门小憩恋松楸”的武康石柱，判断该石柱为姚坟前石亭上的构件。但从《家乘》上的墓图和姚德鹗的记述来看，姚让墓并没有石亭。前些年该石柱从机埠中取出，临时安置在吴沈门，笔者也得以一窥全貌，“墓门小憩恋松楸”六字为清末民国书法家郑孝胥所书，立石人为金融家、荻港人朱方幹（即朱五楼），查阅《荻溪紫阳家乘》，未见朱五楼祖上及本人与郡城姚氏存在姻亲关系，似乎也太可能为姚氏重修祖墓。 下泉埠村机埠中的石料来源复杂，当年大兴水利时也不是揪着一座姚让墓薅石头，笔者在机埠寻访时还拍到不少清代、民国的墓碑，因此“墓门小憩恋松楸”石柱也可能来自周边其他墓葬，而朱五楼墓恰好也在金盖山南麓。 朱五楼生前在金盖山南翠微山麓预营生圹，民国丙辰年（1916年）请吴昌硕撰写生圹记，己未年（1919年）卒，后安葬于自卜之圹。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发行的《吴兴导游》还将朱五楼墓与逸村埠陆心源墓一道作为城南名胜向游人推荐，可见朱五楼墓规模不小，因此朱五楼很有可能在生前请郑孝胥题写楹联并镌刻于墓地建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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