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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固守了九天，厮杀了九天，仅仅由于蒋介石的一纸电文，死守不仅变成了活守，甚至一步到位，变成了突围和撤退。 令人千古遗憾的是，晚了，已经晚了！ 方圆几十里的南京城已经被五路日军围个水泄不通，沟沟坎坎到处里伏着日军交叉的机枪火力网，别说是一支十余万人的大部队，就是一只兔子也难以逃脱日军的火力封锁线。只有南京城北面没有日军，可是却有一条汹涌的大江断绝了归路。没有桥梁、没有船只，只有滚滚的江水奔腾而去。 从正面突围吧，疲惫的部队是难以冲出日军强大的火力封锁线的，从江面北渡吧，又没有相应的船只，继续战斗吧，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十几万部队在夜晚中本能地一齐涌到了没有日军的挹江门和下关一带那个狭小的地带，各个部队挤在一起，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兵，已经失去了任何建制的部队是无法继续战斗的。 一时间，在狭小的下关一带，伤兵的咒骂声，难民的哭嚎声、远处激烈的枪炮声混杂在一起溶化在冲天的火光之中……，下关一带，一片空前的混乱。 与此同时，许多不甘心待毙的官兵利用各种漂浮工具渡江北撤。有利用老百姓木床的，有利用澡盆的，有利用粪桶的，有利用芦苇的，有利用棺材的，还有个士兵挥着鞭子骑在一头老牛背上强行渡江，刚游不远，老牛一撅屁股，士兵掉在江中被江水卷走。 仅存的几百只小木船上爬满了企图逃生的官兵，船到江中了，船弦边还扒满了几十只青筋暴跳的大手，而船上的军官则挥着马刀砍垛着扒船帮的手……滔滔的江水中，挣扎着船翻落水的人，泅水无力的人，倚在漂浮物半沉半浮的人，被下游开来的日军兵舰枪炮打中的人……江水掺着血水，活人夹着死人全部消失于滚滚东去的长江之中。 只有极少数人从滔滔的江水和日舰的枪炮中狼狈而侥幸地逃到了江北。这里面就有从此离职休养，后来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唐生智，有后来成为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桂永清；有后来成为国民党总统府军务局长的俞济时，后来成为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的张灵甫，有后来成为济南警备司令的王耀武，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兵团司令的宋希濂等等。 没能渡过江的官兵们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一半做了日军的俘虏，另一关则化装为难民躲在了各个难民区中。在这众多的化装难民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和廖耀湘。而另一个兵团司令官孙元良据说是冒充秃头和尚躲在了寺庙中才得以脱生。 从正面突围的只有广东的66军和83军。这两支部队历尽九死一生，冲破了层层日军火力网，无数名官兵倒在了日军预伏的机枪之下。最后，两个军仅有不到四千人突围出去回到了后方，而66军军长叶肇和他的参谋长在突围中则被日军当做难民抓去做了几天的挑夫，累得他俩趴在地下被一个日本大兵几个扁踹之后索性装死才得以脱逃。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寇占领了南京。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外落成了一座肃穆的建筑物，其正面刻有几行大字：遇难者 VICTIHS 300000 遭难者 三 声势浩大的南京保卫战只打了短短的九天就结束了。尽管中国军队的官兵们显示出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可是终因国民党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唐生智早已犯下的战略性错误而前功尽弃遗恨千古了。 今天反思起来，蒋介石和唐生智不仅在南京保卫战未打响之前就犯下了战略性的失误，而且在战役打响之后的具体的战术指挥方面也犯下了重大性的错误。 首先，南京外围阵地的防御工事大部份不符合实战要求，许多永久性火力点建在高处，口子开得大，以致于许多碉堡被敌人的炮火轻易地摧毁了，损失了许多的重机枪和士兵。而且许多的永久性工事不是按照纵深配备和侧射、斜射的火网要求构筑的。 诺大的外围工事和复廊的工事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战前只有几名作战参谋在张罗和监督检查，以至许多工事都显得残次不合格。而整个的防御工事做不好，固守南京也就失去了一个扎实稳固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敌人拥有大量的重火器，这一点，难道国民党统帅部和蒋介石、唐生智不了解吗？ 固守和死守？依靠什么来完成固守和死守呢？难道只依靠高昂的抗战热情和成千上万官兵的热血胸膛吗？面对敌人的大炮和坦克，光依靠热情和热血就能达对固守的目地吗？ 其次，在战役开始前，唐生智就下令将所有的船只撤到长江上游和江北去，以防止守城部队存有撤退心理。可是，战斗进行九天，成千上万的官兵流血负伤，只是因为缺少船只而流落在南京的各个角落，最后被日寇野蛮地枪杀了。 还有，参战各个部队之间协调不力，联络不畅。常常发生这样危险的情况，某部队打着打着，忽然发现友邻部队后撤了或是不见了，为了避免被包围，这个部队只得匆忙地后撤，以致让敌人钻了空隙而中间突破。 还有，在整个战役期间，严重存在着卫戍长官司令部和某些军级师级单位的指挥官缺乏责任心和指挥不力的渎职错误。比如当时的国民党71军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的陈颐鼎事后回忆说： 南京城的保卫战糊里糊涂的打了五天，在这五天的战斗过程中，上级没有同我们见一次，没有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也没有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的一般部署情况，更没有向我们下达撤退的命令…… 当陈旅长看到周围的友邻部队都无影无踪的时候，迫不得已，他才命令部队向下关一带撤退。当时，他推测：“既是南京主动放弃不守，必定会派出部队掩护大军转移，下关到浦口江面也会备有大量的渡河器材供给部队使用……”结果完全相反，陈旅长在混乱之中只得和七个卫士搭一张木床渡江，途中因人多，木床下沉，陈旅长的七个卫士纷纷跳下江中以减轻木床的下沉，为保存陈旅长的生命，陈旅长得救了，他的卫士们都沉入了江中。 当时的国民党教导总队第二旅第二团团长李西开在事后回忆说： 下午六时半，我又接到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的电话：“你团伤亡过半，现由广东邓龙光军派兵一营前来增援，望即派员前往太平门上外冈子脚带领。”我即派少校团副朱道源前往接洽。一个小时后，朱回团报告说：“冈子脚已经没有队伍了，只见许多杂乱的部队士兵，由城里向太平门外冲出，沿公路向北奔跑，听说中华门被敌攻破……”。我急电话旅部，找副旅长温诅诠和参谋廖香，均无人接话，又打电话给总部邱参谋长，也无人接话，原来电路已断。 此时，团部副官施重华经由总队部地道回来报告说：“中华门已被人占领，城内四处起火，军民混乱不堪。我由总队部回来时，那里已空无一人了……”。我即令团指挥所转移到廖仲凯墓南端之团预备指挥所掩蔽部内，继续指挥战斗。夜八时半，我正和彭月翔议论战局，商谈打算，第六团刘子淑团长走进团指挥所，并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决战阶段，桂永清、胡启儒就溜了！”我请他先坐下，然后说：“此时指责，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赶快商讨我旅今后的军事行动要紧。” 话音刚落，第一团团长秦士诠急匆匆地走进来说：“你们知道不？中华门确已陷落，第一旅旅部电话已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均不知去向。请问诸位今后作何打算？”我急问：“你团作战情况如何？”秦答：“我团几天来已伤亡过半，现全团官兵不足千人，仍在中山门外卫岗高地及农场地区与敌激战。”我听后将地图展开，四人坐在桌前详讨今后的行动问题。 我首先发言，提出突围或北撒的方案，各团长的态度都倾向于北撒，认为这样可以跟上总队一起行动。秦士诠说：“我手下无兵，无力突围，还是北撤为好。下关36师有个团长是我的同学好友，我先去和他接洽，请他帮忙”。刘子淑也说：“我团都是上月接来的新兵，未经训练，毫无作战经验，怎能突围？还是找船过江为宜。”于是决定北撤过江。他二人说声“江边见”就走了。我立即电话通知各营逐次撤退至燕子矶江边一带，准备过江。 当我到达冈子脚时，正值午夜十二时，四周一片漆黑。从紫金山第一峰和梅花山方向不断传来枪声。 十三日拂晓，我到达燕子矶三台洞边，只见许多许多的失去军官指挥的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地由下关方向奔逃而来，边逃边骂，惊慌失措。此时，江面上一眼望不到北岸。滚滚激流之中，尽是人，抱着木柱、门窗、木盆等，顺着江水向东飘流。江水翻滚，人头浮沉。救命声、嚎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待我再指挥部队过江已是不可能，此时部队早被慌乱的人群冲散。 请想一想，部队里有这样不负责任的高级指挥官，还能打仗吗？连撤退都不可能了。 最后一个错误，就是关于突围和撤退的错误。 在当初制定防守计划时，国民党统帅部，尤其是蒋介石和唐生智是以固守和死守为前提的。何为固守？就是要打到弹尽粮绝、打到一兵一卒，或是消灭敌人，或是被敌人所消灭，最后人亡城破为止。这样，方能达到拖住敌人，以使后方调动优势兵力，聚歼敌人之目地。如苏联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战勒战役就是固守战役的杰出典范。 固守和死守必须具备几个有利条件，如有利的地形地物，较为强大的兵力和火器、充足的粮弹储备、外线的有力策应及全军上下的顽强意志等等。如果不具备这几个条件，那任何形式的固守只能打到最后的一兵一卒，直到人打光为止。这样，起码也能消耗一定的敌人的兵力。 而在南京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缺乏必要的固守条件的情况下竟然以十余万大军置于绝境之地来固守南京城，而在发现固守不住的时候，又突然命令大军突围和撤退，其结果当然是既没能固守住南京城，也没能撤退出去，又没能大量地杀伤敌人，反而被敌人象杀个鸡一样轻易地解决了全部的部队。 另外，从整个战役过程来看，蒋介石和唐生智并没有一个长期而周密的打算，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开始时，蒋介石的确打算固守，好打出个样子给国际看看。可是后来发现守不住了（尤其是十二月十日之后）部队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就急忙授意唐生智立刻突围和撤退，可是真不知蒋介石想到没有，重兵在前如何突围？长江在后又如何撤退？（既然后期要撤退，为何当初把船只都调走呢？既然当初下决心断绝了后路，为何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呢？）在重兵在前、长江在后的情况下，十余万大军岂能说撤就撤吗？ 而唐生智呢，接到撤退的电报后，也是匆忙的布置了突围撤退事宜，并没有派出有力的军官监督和执行突围方案的实施，以至于导致部队大都盲目地挤于下关一带望着滚滚长江于瞪眼。 其实，今天来看，当初既使大部队从正面突围，其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城外日军早已预伏好了层层的火力封锁网，专等中国军队钻进来。一个人心惶惶，既无斗志的部队又能突围出去多少人呢？66军和83军共约几万人，只突围出去不到四千人，日军封锁之严密可想而知了。 总之，正面突围也好，后面撤退也好，结果都好不到哪去。 最后，即使蒋介石中途改变战役计划时，也应该在十二月八日左右，既是外围阵地被日军攻占之后进行，最迟也应该在十二月十一日进行和实行，这样，还能有几天的时间让部队从下关带北渡撤退，同时，也有时间调集大批船只。（看看二战时的英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吧！） 当时的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说： 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四十五分钟。那时下午五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开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至少可以运送三万人过江，但是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 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最大的只有100多匹马力）和约二三百只民船，这样多的人要过江去，而船只却这样少，因而就发生许多悲惨事件。长官部召集会议散了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教导总队，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第36师第212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 随之下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驶，惨遭灭顶者数以千计。哀于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从以上的分析和回忆中可以看出，正是蒋介石、唐生智犯下的一个接一个的错误才导致中国军队在下关一带出现的大混乱并在一夜之间导致十余万中国官兵陷入欲战不得，欲退不能的绝境之中。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吧，就好比蒋介石和唐生智一不留神将十余万官兵碰掉进一个深坑之中，而凶残的日本鬼子只是做一下往坑里填土的工作而已。 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对于尔后的整个抗战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刘斐事后总结的那样： ……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份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为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日军就不可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 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斗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 四 几十年来，我们总是一味地强调日本人当年是如何地凶残和野蛮，却很少反思本民族在那场战争中存在的严重的“长官意志”和“权大于科学决策”等等专制式的决策机制以及这种机制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 100多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正是这种封建般的社会文化基础才导致了中国的衰败和贫弱，这种衰败和贫弱又为外国列强侵略和压迫中国提供了条件和时机。因此，时至今日，当务之急，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应该如何深刻地反思和批判几千年以来我们民族存在的一切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只有当我们中华民族真正民主、繁荣和强大起来之后，我们方能有效地避免南京大屠杀悲剧的重演。而仅仅靠指责别人，让别人承认错误是不能防止另一场战争的。 [ 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日本经济实力无比强大，从地缘学和日本国情来讲，日本国永远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应永远保持特殊的警惕。防止日本的另一次侵略。如有机会，日本会转为军事强国重新威胁亚州各国及我们中国的。 ] 请切记，未来敌人的凶残与否是我们所永远不能左右的，而未来我们的决策的正确与否则是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 多反思自己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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